半生的时光，我才弄明白那道铅笔划痕代表着什么，背后隐藏着什么。
　　 那天，三根瘦长的手指头捏着铅笔，悬驻在摊开的笔记本上空。我的心脏嗵嗵地跳着。窗外法桐枝叶间的蝉鸣起起落落，更反衬出屋内的岑寂。我顺着白底兰花的铅笔头望向办公桌上的笔记本。我看见我的名字杂夹在六七个名字之中，名字的一旁是对应的几个县份。旋即，我的目光又飞快地回落在铅笔头上。我的呼吸更加急促，我感到再延诞几秒钟我的心脏就会跳出胸腔，离我而去。我的命运，就系在那个小小的铅笔头上——我等待着，我煎熬着……仿佛挨过了一个世纪，突然，那只铅笔头在我的名字上划了一个不很规则的圆圈，接着又画出一截线段指向“洪洞”。画完，一个比先前轻柔了许多的声音说：“去到洪洞报到吧。”见我疑惑，握铅笔的人绕过办公桌走到我跟前，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边送我出门，边说：“去吧，小伙子，不会有问题的。”那张布满霜雪的长条脸，俨然被阳光瞬间照彻了。
　　 我半信半疑。
　　 因为一年多来我遇到了太多太多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来自我的父母。
　　 那时，我父母已将近七十。我上无兄弟，下无姊妹，父母抱养了我实指望我养老呢。父母靠种花生、豆角卖钱供我上完了四年的大学。我毕业回家的那天，我的同窗好友张泽威与我结伴同行。我对母亲说：“咱吃干面。”母亲说：“咱没面了。”我说：“没面了，让我背上麦子到磨房去磨。”母亲说：“咱没麦了。”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断顿”的恐惧——从此一股寒彻骨髓的风钻进我的体内，再没消散……我口袋里正好有几块钱的助学金，我籴了半袋麦子，磨了面，到天黑时让我的好友吃上了一碗干面……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时的父亲，一干活就咳嗽得半天喘不过气来（后来才知道患了胸膜炎），挑担水中途也要歇四五歇，地里的庄稼活儿只得央我的发小——清顺、福安，凑空帮忙；母亲从我记事起就半夜半夜的气喘咳嗽，到冬天咳嗽严重的时节只能跪爬在被窝里熬日子。见我一脸愁云，母亲就宽慰我说：“我自十七岁嫁给你爸时就是棺材瓤子。黄叶熬青叶，叽叽哼哼熬过踢哩腾隆——你尽管放一百个心，娘死不了，娘还盼着抱孙子哩，咳咳……”说着咳嗽就打断了她的话。母亲拼死拼活地挨着，我也板着手指头盼着早点毕业，挑起生活的担子，尽到为人子的本份。
　　 我父母还为他们自己，也为我滋生出了一份额外的负担：三奶奶。
　　 三奶奶其实是我家的邻居。她住的院子地处东西南北两条路不正规交叉的西南角上，大门正对着从北边通来的大路，搁过大门大路又通向南去，村里人省去了麻烦的表述，把三奶奶的院子叫十字院。这是个很大的族群院落。北边与西边各有高大的五孔窑洞。南边与东边是些厨房、库房之类的附属低矮建筑。三奶奶住在西南角的一孔窑洞里。窑洞门正对的三间南房也属她家所有。三奶奶的丈夫是个种植能手，他在自家的南房前栽植了一棵枣树、一棵葡萄树，每年树上的果实又大又繁，人见人夸。但果实繁不等于人丁兴旺。三奶奶一生没有生下一男半女，那年大西北遭灾老两口领养了一个“孤儿”。等到孩子长到十七八岁时，孩子的父母耗费了十几年的时光寻到了我们村。当时我父亲正从东边井上绞上水往回挑。父亲对自家的事历来不上心，母亲经常骂他是“住的店”，但他唯独热心“多管闲事”。尽管常常帮的是倒忙，遭人奚落，还是乐此不疲。父亲根据一男一女的描述，又看到那男人跟三奶奶的养子“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立即断定他们要找的孩子就是三奶奶的养子。他不忍心让寻子的父母再遭煎熬。他把水桶撂在东边井的台阶上，风风火火地把来人领到三奶奶家。三天后，来人说领孩子去县城买身衣服就将孩子送回，但却一去不回。这一年过年贴对联，三奶奶的丈夫想起了往年贴对联的养子，贴着贴着，从胸腔喷涌出一口鲜血，竟栽下凳子一命归天了……从此，三奶奶把古式雕花衣柜、罗汉床贱贱地卖了，预备了盘缠，让我父亲去寻她的养子。刚开始，父亲还外出寻找了两三次，不久邻居就分析说：“人家是有备而来，还会留下蛛丝马迹？”父亲，“唉”了一声，朝自己脸上重重地扇了一巴掌，对三奶奶说：“啥也不说了，咱熬的糊糊咱喝——我把你的儿子弄丢了，今后我就是你的儿子。”说罢，嗵的一声跪在地下，当着邻居们的面，冲三奶奶喊：“娘！干儿子给你磕头了！”
　　 父亲是个“闷葫芦”，历来讨厌三奶奶的能说会道，如今却成了她的干儿子，真是应验了他常说的“人都是逼出来的”那句话。
　　 从此，父亲开始尽起了儿子的义务。担水、磨面、浇地、收割全是他的事。生产队分菜、分粮食，保管员不念三奶奶的名字，直接喊我父亲的名字。
　　 三奶奶寻子无望，逐渐把全部的感情寄托在了我们家。秋天枣子、葡萄熟了，旁的孩子休想吃一颗，全部给我藏着。同院那帮同姓的孩子，吃不上三奶奶的枣子、葡萄，背后骂三奶奶的同时，也设埋伏在墙后向我扔土块。她有一个春凳、一个碗架要给我们家。父亲急了，找来村支书老焦，说：“老焦，三婆婆是五保户，她的家当属于集体，你把她老人家的财产全登记了，等她百年后，我负责全部交给大队里。”老焦开玩笑说：“你为她年年操劳，给你留上几件旁人也不会说闲话。”父亲一脸愠色：“你胡说！要是图她这几件子破铜烂铁，我早不帮她了——你老焦再说这样的话，我以后就再不登三婆婆的门了——她是个五保户，你们集体想咋管咋管去！”说着，父亲就气哼哼转身要走。老焦忙答应了下来，临走对父亲下了个评语：“狗筋”。这个称呼的意思是：认死理，执拗。从此村里人在背地里就叫我父亲“狗筋”。
　　 父亲一年比一年老，加之有病在身，干自家的活儿，已很吃力，能推则推，能拖则拖，但三奶奶的事他一件不误。作为父亲的独子，我也承担起了帮抚三奶奶的担子。而且在父亲日渐衰弱的情况下，我几乎全部地接过了他的“义务”。那时我并不明白帮抚三奶奶的起因是什么，只是以父母的义务为义务，把三奶奶当成了我家的编外成员。再后来，我们家，包括我，与三奶奶竟产生了深厚的亲情……
　　 亲情呼唤我回到父母身边。
　　 义务命令我学成重归故里。
　　 然而，我这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书呆子，却在静等中被分配到了东部最偏远的山区小县。
　　 象牙塔中的“清癯诗人”，头上被击了一蒙棍。那当儿，我已在《草原》杂志上发表了诗歌，眼前似乎已展现出一条鲜花朵朵的艺术大道。但生存的严峻却摆在了我的眼前！
　　 “改派”是生存唯一的出路。
　　 我骑着自行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八十里路到临汾去“活动”。一年间，往返了多少回，早已记不清。印象深刻的是心情一次比一次沮丧。看着路旁锄玉米的农民，心里曾萌生过重回老家种地的念头。往上数三辈，谁的祖先不是种地的老百姓？父亲说。
　　 有一次，骑车刚到洪洞与临汾的交界处，瓢泼大雨滂沱而至，雨水击打得睁不开眼睛，我只好推着车子在泥水里跌跌撞撞地前行。可走不了几步，车轱辘被泥塞住就转不动了。我只得找根木棍捅车轱辘与车体的交叉处。半天捅好了，走不了几步，车轱辘又被塞住了。我长叹一声，决计扛着自行车走。但那时，我还是个只有九十来斤重的单薄书生，扛着几十斤重的车子又能走几步呢？暴风雨把路边的杨树枝丫压弯吹折，半人高的玉米整片整片地倒下。沙砾路霎时成了滚滚流淌的河床。此时，天地间恐怕只有我这一个渺小而卑微的生命在挣扎，在与看不见的命运搏斗……
　　 还有一次，我骑车走到了临汾鼓楼，刚过鼓楼没几步，后车轱辘就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坏啦，车胎怕是放炮了。下车一看，果不其然，后车轱辘一点气也没了。一打听，鼓楼北路东有一个补胎的固定点。我推车子来到了补胎点。一问，补一次胎要掏五毛钱，我当时口袋里只有一块钱；也罢，花五毛钱我还剩五毛呢，也够我一天吃饭的了。至于说住宿，我可以去火车站将就一夜。我还没近距离听过夜里火车如何“吼”呢，这不正好是个机会吗？胎补好了，我骑车赶忙往信访局赶（那时有人对我说，有冤屈可以找信访局反映）。可走了还没一百米，车轱辘老毛病又犯了。我脑袋“嗡”的一下，身子几乎瘫软：再补上一次胎花去仅有的五毛钱，如何“填”饱肚子呢？其实，八十里路一路颠簸，肚子早咕咕作响了。我把裤带紧了一个眼儿，像只踏进屠宰场的羔羊怯怯地返向补胎点。我记得，我向补胎师傅说明情况时，我的声音是发颤的，像只饿了一冬季的蚊子的叫那么低——我担心补胎师傅不记得我了，即使记得，补一次胎掏一次钱，也是天经地义呀！但，但，我的五毛钱不允许我“义”，我他妈的肚子也不体谅我的“义”呀……补胎师傅一声没吭，很熟练地把我的车子翻了个个儿，用粘满油污的粗糙大手，熟练而有节奏地拔胎、找洞——这一切，在我眼中都是虚化的，变形的，因为，我脑子里被那五毛钱满满地占据了——我等待着，等待着补胎师傅对我的“终审判决”……“好了。”我听见补胎师傅说。我用乞丐才有的那种颤音问：“好，好，这就好了。”“你这娃，这不就好了，你还想让我给你造辆车子不成？咹！去去去，该忙啥忙啥去。”我眼巴巴地瞅着补胎师傅的长眉毛下的细长眼睛，又用低了八度的声音反问：“你是说让我走？”“你这怂娃，你不走，还想让我背你走？”“你是说，我不用再掏钱了？”“你这怂娃，你以为我是挣黑心钱的人？小伙子，你记住，做人要讲人道，修车要讲车道……去吧去吧，该忙啥忙啥去！”说完，又蹲到地下去给另一辆车子补胎，再不搭理我……我终生铭记住了他——那位长眉毛，左边下巴上长有一颗黑痣的补胎师傅……
　　 大半年的碰壁，我终于找到了应该找的人——地区教育局的朱副局长。
　　 来的次数多了，传达室的师傅出于同情，悄悄告诉我：“你的事只有朱头儿说了算——”说到这儿，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耳语，“朱头儿虽是个副局长，可厉害得狠，比正的还管用。”见我一脸茫然，传达室师傅不再解释，竟自顾自地喝大叶茶去了。我讨好地帮师傅斟了一杯茶，恳求说：“大伯，可我认不出哪位是朱局长呀。”“你等着就是。”师傅举起我倒上的一碗大叶茶很惬意地呷了一口。
　　 一天，我正在传达室呆坐着，师傅突然用手指头捅了我一下，接着指向外面的一个人。我断定那就是朱局长。我连忙起身向朱局长走去。朱局长手里拿着碗筷正向东边的餐厅走去。我冲着朱局长瘦高的后背轻声叫了一声。没应。我提高了点声音又叫了一声。朱局长的头扭过来了：“什么事？”我把提前早就准备好的改派申请双手递了过去。朱局长接过申请飞快地扫视了一眼，撂下一句“比你困难大的人大有人在，死了这条心，安心报到去吧”，就背着拿碗筷的手推开餐厅的玻璃门，进去了。一股寒气，有一次吹进我的骨髓。
　　 找了五六次朱局长后，朱局长见到我，要么扬起一只手，一边不耐烦地说“去去去”，像驱赶麻雀似的赶我走，要么扭头就走，远远躲我……这天，传达室师傅又给我出主意说：“不然，你找能降住他的人去。”“伯伯，你不是说朱局长厉害得狠，谁还能降住他呢？”我疑惑。“你这娃，啥也不懂，孙悟空还怕如来佛哩！你去行署找杨专员去，那更厉害。”
　　 找“孙悟空”不易，找“如来佛”不是更难了吗？
　　 三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眼看行署门口的法桐开始落叶，我连行署的大门还没有进去。我感到我越来越像一蓬蒿草，在旷野里被大风吹起，又抛下……一天，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三奶奶。
　　 三奶奶年轻时很有几份音乐天赋。不管什么小曲小调，她一听就能唱，而且声情并茂。当年红军东征来到我们村表演“放下你的鞭子”“白毛女”，三奶奶只听了一遍，便一字不拉的唱下来了。当然，三奶奶最拿手的还是诞生于我们村本土的《福香妈哭夫》。这是发生在清朝晚期洪洞县石止村（旧属赵城县)的真实故事。石止村是位于汾河西岸南北通衢大道上的一个大村。福香妈名叫张灵便，福香爸名叫董炳辉，因在董家堂兄弟中排行老三，又名董三娃。张灵便和董炳辉同在一村，两小无猜，婚后夫妻感情极好。董家有水地，有房院，有车马，属于殷实农户。董炳辉常年赶车跑运输，不料突遭车祸身亡。张灵便如晴天霹雳，肝胆俱碎……于是张灵便在哭夫时缠绵凄切“哭”出了“嘴歌”，“哭”出了文化，盲人舍儿、聚大把这篇“哭夫歌”进行了加工、整理，并到处演唱，使这篇民间作品广为流传，历经百余年而不衰，在洪洞、赵城一带几乎家喻户晓……石止村的人闲暇时光聚在一起，无以为乐，常常有人就学唱“哭夫歌”。一人唱，众人跟着和，内容凄苦，却变成了欢乐的载体。“社教工作队”的人也爱听这个调子，不但请人唱，还多次记录整理，说要在大刊物上登载。可惜的是，大伙都记不完整，唱着唱着就打磕儿了，令人扫兴。每逢这个时候，就有人请三奶奶出面救场。三奶奶一开口，半个村子的人都放下手头的活儿跑来听。有人说，蒲剧名角“王秀兰”“小爱娜”离三奶奶还有相当的距离。三奶奶赛过一个地区蒲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