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凄凄的河滩里尽是些干枯的蒿草和一些没有棱角的石头。寒冷的西北风无情地顺着河谷把那些干枯了的蒿草吹得东倒西歪。人们说：“真冷。”
　　 我也说：“冷。”
　　 爷爷说：“冷也得干。”
　　 我真不明白爷爷为甚要带我们来修河滩?爷爷是位80年代初就退下来的老干部。他从1940年参加革命起，一直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到离休时才当了个公社副书记，但他不争不闹，我很为爷爷的一生感到悲哀，悲哀我们一家人靠着这位老干部却没有一个转为吃商品粮的。爷爷离休后，整天乐呵呵的，回到村里也没闲着过。今天出主意为村里安装自来水，明天又出主意为娃娃们集资盖学校，这修河滩地又是爷爷想出来的新花招。
　　 我很怕冷。于是对他说：“爷爷，现在又不是地不够种，为甚要在这大冷的天去修地？”
　　 爸爸也说：“咱们村家家的粮食都吃不完，我看修地也没那个必要。”
　　 爷爷扭头瞪了我一眼：“叫你干你就干，啰嗦个屁！”爷爷是一家之主，他决定了就是“法”，谁也难改。
　　 其实，爷爷的建议不仅我们反对，就连村里的干部们也有看法。昨天晚上，爷爷在干部会上提出这件事，就遭到了包括支书在内的干部们的反对。爷爷在会上直强调修滩造地是关系到全村百年大计的事情，而人们却认为眼下农闲时间最紧要的是出去挣钱。吵来吵去，直到最后散会也没有吵出个结果。
　　 人们走后，爷爷仍不死心，还在继续追问支书牛娃子：“哎，我的大支书，你看该咋办哩？”
　　 牛娃子是个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年轻人，他见爷爷问，笑了笑说：“万泉叔，这事我看还是先搁一搁吧，上面又没有号召，咱还是务些实的吧。前天我去县铁厂联系了一下，人家需要几十个临时工，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
　　 爷爷走了。回到家后，我看到爷爷的神情很沮丧，于是我也没问爷爷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爷爷下令让我们全家上河滩，而且不准我们出去打工。
　　 我们无奈，只好迈着有气无力的步子来到了河滩上。爷爷望着这荒凄凄的河滩，神情很激动，那一脸核桃皮似的肉也颤颤的。他指着河滩对我们说：“多么好的滩地，垒起坝，把水挡在山根底，就能空出大片的水地，这还不比种坡地强?到那时种庄稼，是甚光景哩!可你们……唉!”爷爷捶了—下大腿圪蹴在地上。
　　 爷爷的想法是好的。可这年头，有谁还在做土地的文章?靠种地又有谁能发了大财?
　　 爷爷首先干开了，我们虽然不大情愿，但也不好再说什么。爷爷一边干一边给我们算着帐：“咱们如果修成20亩地，种上花生，你们想能收入多少钱？这不比去外头做工强。”
　　 爷爷又说：“咱是农民，是农民就要在土地上多做文章。”
　　 也不知道是爷爷的帐算得好还是我们动了脑子，垒堰的工程进度突然加快了。后来，爷爷又带领我们上山割柴，准备先筑条柴坝。
　　 我们家的行动，突然惊动了许多人，在我们修的那块滩地上每天都有不少小车停下来，从车里钻出些戴鸭舌帽和戴眼镜的人指指划划。后来，在一个天气很晴朗的早晨，乡里来的小车把爷爷和支书牛娃子接走了。再后来，爷爷和牛娃子从乡政府回来说：“县上很重视我们的行动，准备拨一笔款在这里扎石坝，把这里改造成大面积的滩地。”
　　 爷爷从乡政府回来的那几天，脸色一直红润润的，就象刚喝了酒似的：“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
　　 “好个屁！”叔叔首先嚷了起来：“这么多天了，咱们算白干了。”
　　 叔叔说的对，县上如果拨款修，那我们即将修成的地算是尽义务了。
　　 “爷爷，早知这样，何必当初呢。”我也附和着叔叔。
　　 “混帐！说得些甚话？也不怕人笑话。”爷爷冲我们抖了抖那几根稀疏的胡子，
　　 “怕谁笑话哩？谁不说咱们家出风头！人家说爷爷又要领头学大寨了。”．
　　 “出风头？告诉你们，这个风头爷爷要出，谁让爷爷是个老党员老干部！”
　　 我们一看爷爷来子气，也就都不吭声了，爷爷冲我们瞪眼：“你们这些娃子，咋能光想着自己，光想着眼前利益?”爷爷说完这句话，脸上很神气，得意地捋捋那几根稀疏的胡子，嘿嘿地笑起来。
　　 爷爷一直在笑。
　　 爷爷像在故意地气我们。
　　 此刻，我感到爷爷就像个小孩子，这难道是人们说的那句话“返老还童”吗?我想：一定是。
　　 可叔叔却说：“爷爷是个傻瓜。”
　　 我又想：也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