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懵懂无知，很不懂事，内心住着一个幼稚天真的小孩子，幻想着即使天塌下来，总有一个大个子给我顶着，给我遮风挡雨，替我消难解灾。
　　 2004年，我二十二岁，青春痘密密麻麻停留在脸上，荷尔蒙的气息爆棚，参加工作不久，站在三尺讲台上，手执教鞭，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不过工资低廉，每月只有五百多元。某次，去县城参加教师培训，因为没有路费，特地打欠条，向学校借了100元，才能够坐上出发的客车。
　　 秋季开学，太阳高高地照在天空，白云悠悠，天色蓝蓝，盛夏的味道弥漫在校园内，银杏树叶翠绿得耀眼，没有一丝焦黄的迹象。两位初中同学听说我当了老师，打听到我所在的学校，冒着烈日与炎热，穿着短袖，骑着摩托车从县城出发，差不多一百来里路，专门来找我。抵达时，裸露的肌肤明显被晒出黑色。
　　 他们找到我，我看到他们，并没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欣喜激动感，只是走出高高的校门，走下一级一级的台阶，约他们坐在校门口的水泥坎上，有意无意地瞎聊了几句。梧桐树高大，叶子茂密，形成一处荫凉，我们就坐着。我没有请他们进学校，没有请他们去房间，没有给他们倒水，只是瞎聊着。聊的内容想想都知道，无非就是毕业后过得好不好，现在工作怎么样？有一句，没一句；闲一句，淡一句。
　　 直到夕阳西下，鸟儿唱起晚歌，红霞映红天边，两位同学站起来，伸伸懒腰，拍拍屁股上的灰，双眼黯然伴着无限的失落，对彼此说：“要不，我们回去吧！”我没有挽留，甚至有点巴不得他们早点离开，目送他们骑上车，发动车子。看到他们远去扬去的灰尘，摩托车冒出的黑烟消失在转角，我拾级离开的同时，如释重负，终于不用尴尬地坐着。
　　 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彻底消失在记忆的河流里。多年后，我年过不惑，才忽然意识到，当时的我哪怕收入卑微，但人不该卑微，应该去泡杯茶，购点零食，买些好菜，做点好饭，好好地款待他们一下，把酒言欢，热闹一回。毕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毕竟相处几年拥有一份难得的同学情谊，毕竟他们远道而来就为了找我，而我那么不懂事，那么无情，竟然冷漠如冰，薄凉如水，没有注意到同学的失落，没有请同学去房间里坐一坐，难怪知音寥落，难怪被人称为情商奇低？
　　 2005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教语文，时不时写点下水文，我近水楼台，爱上写作。慢慢地，一发不可收拾，每天都要写上一千字，才肯罢休。大到国家新闻，小到家长里短；追忆似水年华，评论世事变迁，不管任何题材，任何体裁，都要经过构思，成为笔下的文字。
　　 我从事教育，呆在学校内，天天与学生相守，对此轻车熟路，了解得不能再了解，最容易诉诸笔端。喜欢的，歌颂的；讨厌的，看不惯的……统统写下来。写完，我又坐下来，腰杆挺直，拿着笔对着稿子认真修改，三五遍之后，再迫不及待地去投稿，像一只虚荣心十足的母鸡，生蛋之后“嘎嘎”直叫，希望天下皆知，世界闻名。
　　 好几次，我看到学校里一些违规的事，也虚构夸张，纂写海投。没想到的是，编辑居然格外喜欢这样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还发放稿费。其实，现在回头看那些文章，并没有构思，没有所谓的各种技巧，语言文字十分朴实，算不上好文章，但估计这样的题材投稿的作者少，选中的概率自然偏高。当拿到稿费和样刊的时候，我内心的激动，像打了一剂强心针，“怦怦”直跳，需要拿手紧紧按住，不然心脏可能从嘴里蹦跳而出。
　　 这样，我更热衷于这样的文章。2006年，我写作《构筑爱城》，虚构一位学生差点跳河自杀，经过我爱的教育，唤醒他对生活的热爱，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后来，编辑选用，发表于《上饶教研》5月刊上。发表之后，一位中层领导找到我，告诉我这样的文章少写，会给学校带来不良的影响，导致负面的新闻。我听了之后，心里一“咯噔”，为什么呢？因为我的163邮箱里静静地躺着一封刚刚收到的录用通知书，是《中国教师报》的编辑发来的，恭喜我《飞走的体育课》拟用。它的内容也是揭露了学校的一些不良现象，体育课被占用，全用于语数英等主科。这要是被领导知道，还不完蛋？不过我转念一想，即使发表了，领导也不一定看得到。于是乎，我没有选择发邮件给编辑，或者说压根不曾有这想法。因为要在《中国教师报》这样国家级的报纸发表文章，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当时的我急需这样的动力，推动我在写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
　　 后来呢，领导还是看到了我的信件，因为我的署名与地址全为真实。他大发雷霆，怒发冲冠，眼睛里燃烧着熊熊烈火，都要把我从里到外烧个透。学校立刻召开中层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应对不良影响，夹带狠狠地批评了我，语气重，语调高，言辞如锤。我虚心接受，反思自我，确实谈人之短，招人忌恨，做人不能这样不懂事！当然，现在想想，我确实够单纯，纯粹地只想写文章，出人头地，并没有想到去害学校和领导。如果真有那种想法，我为何不虚拟一个假名？
　　 从此，我再也不碰此类文章，哪怕内心看不惯，哪怕真的写出来，也只是存储于电脑，作为一种情绪的发泄，释放一下积压的情感，绝不公开发表。
　　 2012年，用同事的话来讲，我已经“糠箩跳米箩”，通过考试，从乡下调到城区，教六年级语文，当班主任。初到新学校，总想教出好成绩，换来同事的刮目相看，领导的青睐。这是每个人再正常不过的心理。
　　 六月，荷叶如盖，荷花绽放，盛夏的美好铺开画卷。星期一下午，一位女生没有到校。她姓邵，人胖胖的，印象中一头短发，爱穿牛仔服。人比较开朗，乐于助人，主动替人分担忧愁。
　　 我上第二节课，看到她空空的座位，心里并没有产生任何疑问，让其他学生打了个电话给她。学生打了，没有接通。我继续上课，没有再管，想着下课再联系下，别浪费了宝贵的教学时间，回到办公室后忙于批改作业，也忘到九霄云外。所有心思都在教学上，都在作业上，都在学生的成绩上，就惦记着题海战术，不断地布置，不断地批改，不断地讲评，不断地订正……同时，虽然那时的我算老教师，教了将近十年书，但学生离家出走的事并不曾遇过，只是单纯地以为她生病了，家长没有及时请假。当然，也是我的不懂事，对问题的不重视，导致后来结果的发生。
　　 直到夜幕降临，夕阳沉入远山，家长打电话询问我，我才知道学生因为考试成绩差，刚刚进行的毕业模拟考数学只有19分，害怕家长责备，已经离家出走。
　　 接连十来天，家长、学校、我没日没夜，差点将县城翻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那位学生。学校准许我除了必要的上课外，都可以随时外出，到处寻找蛛丝马迹。除了吃饭，我都拿着学生的照片，走街串巷，到处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半夜时分，好不容易休息一会，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家长打听到某个消息，急着找我求证。学校印了几百张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发动所有教职工一起帮忙。尽管如此，学生还是石沉大海，沓无音讯。我内心着急，恐慌，后悔，无数的情绪涌上心头，只盼望学生平安归来。
　　 直到十几天后，外县公安局传来消息，学生流落在那，一颗心才放下，一件事才搁下。经过了解，才知学生变卖了一尊小小的金佛像，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直到所有的钱都花光，店家才发现端倪报警。幸好，她回来时没少一根头发，没丢一件衣服，没缺胳膊少腿，完完整整，真令人庆幸，感谢社会的良好治安。要不然，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将如何处理与自处，都成了绕不开的话题。
　　 是啊，作为班主任，我竟然那么不懂事，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不知道“学生第一，成绩其次”，不知道当学生不在时，立马放下课堂联系家长，避免事情的发生，是多么重要的事。毕竟安全重于天！预防可以有效降低意外的危险。
　　 任何一朵花都是菡萏到盛放，任何一棵树都是从幼苗到茁壮，人也一样，都要经历一个学习与成长的过程，有些人早熟、懂事，样样处理得当；有些人晚熟、不懂事，直到年过半百才看透人生，悟透世间沧桑。毫无疑问，我属于后者。
　　 不过，吃一堑，长一智，只有善于从所办的“不靠谱”中吸收精华，从当初的“不懂事”里汲取经验，才真正可以做到沿着人生的道路拾级而上，走出自己的光彩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