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临近年关，一排排灰白而萧瑟的树枝和街道上缩手缩脚的行人，都在证明着一个季节进入了鼎盛期，而另一个季节也不再遥远。
　　 不出意外，到这个时候，不论营生是好是坏，也不管距离是远是近，不论面容是否沧桑，也不管钱包是否饱满，大家都不约而同打点行李，趋向各个城市的车站或者机场，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跋涉千里，奔向一个叫家的地方。年，快到了，年的到来或者结束，造就了华夏大地上的一种特有活动，这个活动叫春运；这如洋流一般的春运两端，一头拴着家，另一头拴着游子。
　　 或许是年逾不惑而略有不惑吧，近年来我一直在失眠的夜里，忍不住会思考一个略有痛感的问题：家的寿命到底有多长？“家”何来寿命之说？其实家，是有寿命的。
　　 家，到底是什么？家，是一座房子，或是一排老树，是一条乡间小路，或是一方温热的土炕……是的，在我走过的前三十多年里，特别是离开家后的这近二十年中，我也一直觉得，家，就是家，是那座老房子，老院墙，门前的老榆树，母亲的热炕头，这就是我的家，一直都是，理所当然，更毋庸置疑。但就在近三四年中，我突然觉得不是这么回事，相反，错得一塌糊涂。我搞错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人在少年时，家是一种约束，酷似那四方形的老院墙，我生怕它们把我圈在里面而阻挡我无时不刻想要出逃的脚步，所以，离开家，就是离开那座老院子，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摆脱黄土高原的底色，进而用彩虹般的绸缎装点自己的前程。那年我二十岁，我的行李只有一个手提包，包里只有几件并不是时尚的衣物。出行前夜，我憧憬看到明天的火车，更向往着想象中的都市，那一夜我几乎未睡，整夜都是彩色的梦在裹着我。清晨洗漱完毕，刚进堂屋，母亲就端来了一大碗荷包蛋。母亲一边放下碗，一边念叨：“多吃点，路上别慌，稳当点……”坐在堂屋椅子上抽烟的父亲捏掉了手里的烟头，看着屋外问我：“那边都联系好了没？给你的钱装在哪里了？哦，对了，把这个带着，你能用到。”父亲说着，递给我一个用半片报纸抱着的小包，拳头大小，说重不重，但分量似乎超出了它的体积所该有的重量。我问父亲这是啥，父亲再一次点着了手里的半截烟，吸了一口烟，低声回答道“院墙根儿上刨来的土”。
　　 那天我拎着手提包，包里装着一包父亲从院墙敲下来的土疙瘩研碎的黄土。父亲说，这是家里的土，你第一次出远门，要是吃不惯外地的水，会闹肚子，到时候捏点家里的土放在水里喝了就好了。或许是我的身子骨皮实，所以那包土我终是没用上，但我即使后来辗转好多地方，但那包父亲给我的黄土，我一直没丢，一直跟着我，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只是隐约觉得，带着这包土，我好像带着我的家在游走江湖，我深知这想法或多或少有些矫情。
　　 我求生的城市，距离我的家有足足一千六百公里，家在祖国西北的山坳里，而我远在东海之滨，我在想，假如我是一只每小时能飞两百公里的猎鹰，此时，若要回去看看我家乡的父亲母亲，我需要不停不歇地朝着正西飞行八个小时才能飞进那座村子，何况，我根本算不上猎鹰，最多算是一只麻雀。所以在那些年里，每当春运来临，春节将至，我都会提前抢票，座二十多小时的火车回到我的家。在此期间，我的意识中，过年就要回家，回家就可以见到父亲母亲，这些都如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一样理所当然，不论我走出多远，多久，家，永远在那个地方候着我，那个地方永远有我的家。那时候在我的认知中，家，似乎是一个青春永驻的汉子，它不会变老，不会陌生，恰如我始终固执地以为我父母一直就是那个样子，不会变老，甚至连容颜都不会变。
　　 农历乙亥年四月，庙庄山洼上的草刚刚探出地面不到一寸，草尖儿的鹅黄尚未褪去，清晨和夜晚的温度与正午好似两个季节，春天明显早已到来，但春的到来并没有带来春天该有的温度和颜色。夜色刚刚降临，白天稍稍有点升高的气温瞬间又回到了冰点。平日里的此刻，一家人围炉夜话，似乎是忙碌一天后，在准备睡前的一种固定的流程，朱红的火焰映照着每个人的额头，父亲弹下的烟灰掉进炉膛，飘起星星点点的烟灰飘摇起来，落到母亲的肩头、我的头发上，这是一天中最为祥和的时刻，也是最为温暖的时刻。然而十五这天的此刻，却显得异常冰冷。
　　 火炉被早早挪出了屋子，原本放着炉子的地方显得苍白而空旷，此刻的屋子里，闻声赶来的乡亲们围着我和哥哥姐姐，而我和哥哥姐姐则紧紧围着躺在床上艰难呼吸的父亲，似乎父亲是我们此刻的一堆火，一堆即将在寒夜里要熄灭的火焰。是的，我的父亲就在这个夜里，如一团燃烧了七十九年的炉火，终于燃烧完了自己斑驳而跌宕的一生。
　　 父亲走得太突然，以至于母亲压根就没反应过来，当晚辈们都成片地跪在院子里哭的时候，母亲则一个人端坐在侧屋的炕头上，茫然地眼神来来回回扫着院子里熙熙攘攘的来人，她一声都没哭，一滴泪都没流出来。而我，也是直到父亲的头七过后，才略微相信，父亲似乎真的不在了。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父亲如太阳，母亲如月亮，他们一定是永恒的，永远那个样子，永远挡在我的前面。父亲的离开带给母亲的伤痛是有滞后性的，这点我是从父亲百日祭那天，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里看到的，这也是我四十年来第一次见到母亲的哭，那样子让人抓心挠肺，又无所适从。而父亲的离开带给我的，是更加滞后，但又如切肤之痛的感受——我在茫然中失去的不仅仅是父亲，还有我的大半个家。是的，我原本完整而温暖的一个家，被活生生撕成了两半，一半在炕头哭，而另一半被父亲带走了。
　　 是啊，那座院子还在，院子前的榆树还在，热炕头也依旧在，一切看似没变，但一切都不一样了，一个囫囵的家，在我幡然醒悟的时候，才发现硬是少去了一半儿。起初我心有不甘，我以为是我的错觉，或者是我的多心，但一次次的尝试与触摸之后，我确信了，这绝不是假象，而是事实。
　　 父亲在我毫无准备下带走了我一半的家，如今我仅剩的半个家里，住着我八十多岁的母亲，母亲“拿捏”着我的半个家，母亲，就是我的半个家，也是我当下拥有的仅有的家了。从此每当想起家，心理便泛起无限莫名的不安，我深知这是一种对深爱之物将要失去且必然失去的一种焦躁和无奈，那便是有朝一日我仅剩的半个家，也会被我的母亲带走，待那时，我将彻底变成无家可归的浪人。我祈愿母亲可以长命百岁，但纵然如愿，我的这个家，还有仅仅不到二十年的寿命，这就是我的家的寿命。
　　 有人说，家是游子的灵魂得以安放的地方，也有人说，家是给迷雾中的航船永远闪亮的灯塔，实际上在我如今看来，家是一个老者，是一个虚幻中的完整、而现实中的残缺的存在，但这已经是家的所有，不能奢求太多的完美，拥有、哪怕只是一半也好过没有，毕竟总有一天，我可能会失去家的全部。
　　 “成长，是有代价的。”这句话常出现在各种文字中，但如若不经历，可能很难感悟。其实成长的代价绝非，或者绝不仅仅是碰壁，或者挫折，甚至一次次的失败，这些充其量只是成长路上的一处风景而已，并非真正的代价。我们或许该明白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时间在推着我们成长的同时，也在推着我们的父母变老，而我们的父母每变老一天，我们的家便随之而变得沧桑斑驳一截，这一切似乎是同步的，恰似一条波浪线，我们一天天被推到了峰值，而我们的父母和家则一天天被扯到了低谷，甚至被拉到了地下，这是生命的曲线，也是家的固定走向。
　　 常年在外打拼，有时候会在失眠的夜里，思念我记忆中的家。那门前的榆树，屋后的杏子，村口的路，河滩的泉，以及上树林里那一簇簇繁茂的、红彤彤的沙棘子……这一切都是我多年来思念家乡时，反复“揉捏”的最好素材。我深爱那种久别后跨进家门的感觉，母亲总会第一个迎出来，搓着带着面粉的手拉着我，摸摸我的脸，父亲会掀起门帘，笑着问我，笑着帮我拎进行李。这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熟悉，本该如此，永远如此，因为我到家了嘛。翌日清晨，趁着父母还没起床，早早穿好衣服，跑出家门，去看看我思念的那些高高矮矮的物儿，纵然只是看看，并无言语，但这似乎都是回家的仪式感，也是回到家的证明。这一切的一切，不论父母以及父母的一举一动，还是房前屋后的一物一品，都是我四十年来早就习惯了的，更是被我视为本该并永恒存在的。
　　 此刻的申城，天空细雨蒙蒙，地上车流滚滚，站在八楼的窗前，隔着玻璃窗我望向遥远的北方，目之所及，皆为虚无，纵然高楼林立，偶有飞机掠过，但他们都和我并无关系。鳞次栉比的楼宇没有寸土是我的家，铁鸟飞过的天空皆是他乡的风景，我深知我是这座城市的过客，这座城市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驿站而已，遥远的北方某个村落里藏着我最不想碰触的故事，还住着我的母亲，我的家在那里，起码还在那里。
　　 出神中顿生伤感，漠然回头想要落座，想以茶代酒，微醺片刻，谁知女儿从身后搂住了我的腰，将两只脚悬起来缠在了我的身上，嘴里似有不满地念叨：“爸爸，你难得周末在家里，别发呆，陪我玩啊……”
　　 扭头看着满脸稚气的女儿，我含笑发愣。哦？我在家、家里？呃，是啊，我在家里，这是我和妻子一手给女儿打造的家啊，没错啊！是啊，属于我的家，在遥远的北方，它已然苍老而残缺；但属于女儿的家却捏在我和妻子的手里，女儿的家，恰如我和妻子一样，年华正好，风华正茂。
　　 家，不是一座屋子，也不是那棵门前的老树；家是有生命的，家也是有寿命的，家，就是父亲母亲。
　　 腊八已过，年已到，我该打点行装了，带着女儿和女儿的“家”，回到我的家去，回到母亲的身边去，我深爱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