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商君书》是禁书，却能流传千年，这似乎有些矛盾；同样矛盾的是，在传统思维中，《商君书》与其人、其事一直受到批判，甚至是贬低，却推动了华夏历史的发展，甚至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找到一些变法的残留痕迹。
　　 关于第一个矛盾，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本书是专为统治阶级奴役民众的工具，所以被列为禁书，所以还能流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本书的颜色就应该是邪恶的黑色，也就是说，历史上那些强盛的王朝和那些所谓的盛世，其根源是邪恶的黑色，而那些我们推崇欣赏的帝王，不管是丰功伟绩，还是宽仁美名，光鲜的外表下也都是邪恶的黑色。这样的说法实在过于惊悚，也有些牵强，但这种解释如果站得住脚，那么不管惊悚牵强的说法就是真实的。
　　 提到《商君书》，就不得不提商君其人，因为这个人和这个人所做的事带来的争议更大。看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这部电视剧实在太过大胆，也太过“叛逆”，因为商君这个角色是光辉的，甚至是近乎完美的。
　　 很遗憾，似乎永远都看不到变法时的法令原文了，只能从一些只字片语中进行推测。但总归还有一丝渺茫的念想，毕竟变法后的几位秦国君主，只有始皇陵被发现了，并且还没有完全挖掘。很幸运，这本书流传下来了，而且只遗失了一小部分内容，虽然不是法令原文，但似乎更有意义，因为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本书是变法时以及变法后秦国的国家指导思想。
　　 是非成败转头空，商君似乎一直都没有空，因为他的是非成败不仅影响深远，而且一直都有争议。从个人来说，他好像成功了，主持变法，兼领将相，建功立业，人臣至极；但他好像又失败了，因为他死了，还留下作法自缚的嘲弄。从国家来说，他好像成功了，因为他主持的这场变法让秦国变强了，完成了华夏历史上第一次的一统，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华夏一国；但他好像又失败了，因为一统后的秦国转瞬即亡、瞬间崩塌。从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来看，他成功了，因为在留下带有严重的个人厌恶情绪的评价时，司马迁也不得不说“鞅去卫適秦，能明其术，彊霸孝公，后世遵其法”。而这个后世，难道不包括汉朝吗？难道不包括汉朝以后的朝代吗？当然是包括的，因为“遵”字不是照搬，而是在其基础上适时修改。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商君其人、其事，又如何去阅读和体会这本书呢？我认为在开卷以前，下面几个问题需要注意和思考。
　　
　　 一、作者
　　 从书名来看，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确定的，但从书中内容来看，这本书的作者又是不确定的。
　　 《弱民》篇中提及鄢郢之战和垂沙之战，《错法》篇中提及力士孟获，《徕民》篇中提及伊阙之战和华阳之战，甚至称秦国国君为王。这些人物、事件和议论都在商君之后，足以证明这些内容并非商君所书。那么，商君到底有没有参与这本书的撰写，以及商君到底撰写了了哪些内容呢？
　　 我认为这本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著作的作者都是不确定的。如《论语》并非孔子所书，也并非只记载了孔子的言行主张，而《墨子》一书与《论语》的情况类似。那么这本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商君及其后学者共同完成的呢？
　　 所以我认为，争论这本书的作者具体是谁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商君参与了撰写，那么这本书也不是商君一人所写，内容也不全是商君一人的思想或者主张。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之中有壮大之后在内部出现派别或分支的情况，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否可以认为是商君学派，商君只是这一学派的代表而已。
　　
　　 二、时段
　　 我们一直因华夏历史的源远流长感到骄傲，也因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及其言行就需要放到宏观的历史发展逻辑中去思考。
　　 人类是发展的，历史同样如此，因为远古之时的文明发展程度和时间的久远，越往前的历史，文字记录越少，即使在后世的史书中，一部分记载也像是神话传说。时至今日，综合史书以及考古成果，我们能大致推测出远古之时的历史模样，所以我认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部落、联盟、帝国、共和四个时代，即黄帝之前为部落时代，黄帝至秦国一统为联盟时代，秦国一统至辛亥革命为帝国时代，辛亥革命以后为共和时代。
　　 1、部落时代
　　 所谓部落时代，也可称为分散部落时代，即在华夏大地之上，人以其血缘归属为各个部落。因生产力的低下、地广人稀，没有必要也没有基础在部落之上形成更高一级的“全国性”政权，各部落根据自身情况自我发展，部落之间可能有一些合作和矛盾的关系，但没有类似上下的统属关系。
　　 2、联盟时代
　　 所谓联盟时代，是在分散部落的基础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增长，部落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从而形成了联盟性质的政权组织。而联盟大时代又可根据联盟成员的性质再次进行划分，即黄帝至夏启建国为部落联盟，夏启建国至西周灭商为国家部落联盟，西周灭商至秦国一统为国家联盟。
　　 这种联盟性质的政权组织，与现在的联邦制有些不同，它更像是弱小族群依附于某一强大族群，而自夏开始，后世将被依附的这一强大族群之名定为朝代，如夏商周三代。正因为这种联盟性质和依附形式，所以各联盟成员有很大的自主性，如周的诸侯国各有国号，国君有独立的财政、军事、外交等权力。
　　 夏启之前，也正是因为这种弱依附于强的联盟形式和政权的不成熟，黄帝后的继任者们在其子孙各分支中来回变动，这种变动即感觉上不合理却令人神往的禅让。夏启之后，继位传承规则开始确定，也因而出现了国的概念。
　　 西周灭商之时，武王联合诸侯，后又分封亲族功臣为诸侯，并以诸侯国作为最高政权结构基础。而诸侯国本身也是类似于最高政权的联盟结构，即诸侯国的构成也是由数个类似家族的大夫联盟而成，国君在诸侯国内掌握分值最大的资源。而所谓的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是由于天子所掌握的资源分值减少，甚至少于曾经作为弱势方的诸侯国；而曲沃代翼、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也是由于国君所掌握的资源分值减少，甚至少于曾经作为弱势方的大夫，导致弱依附于强的联盟结构被破坏。
　　 3、帝国时代
　　 这里所说的帝国时代，与近现代的帝国主义是不同的。所谓帝国时代，是指舍弃了联盟而采用集权的政治结构，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并只保留了黄帝一族血统传承的历史时代，从秦国一统确立郡县制为基本政治结构至清末溥仪退位，中间虽有部分插曲，但整体上仍是帝国时代。
　　 自秦国一统之后，华夏就进入了统一国家时代，也就是说自此以后华夏大地原则上只有一个合法国家，也只有一个合法政权。当然，因为历史的复杂性，也出现了如汉初诸侯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多个国家或多个政权同时存在的情况，但从整体上看只有一个合法国家和一个合法政权这一原则没有被改变，也没有被遗弃。
　　 秦国一统至辛亥革命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又可根据统治阶级的不同分为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及以后时期，这三个时期的统治阶级依次是贵族地主阶级、士族地主阶级和庶族地主阶级，而体现在政治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的人事制度，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
　　 4、共和时代
　　 共和时代是指在进一步抛弃世袭皇权的基础上，国家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历史时代。自辛亥革命以后，虽有复辟及独裁情况，但皆以失败告终的结局便是证明。时至今日，共和时代依旧可以进行细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时期。
　　 从意识形态上看，共和又可分为资本主义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而资本主义形式的共和国中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君主宪政共和国。从我们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人类走向共和是必然的，而从资本主义共和走向社会主义共和同样也是必然的。
　　 从联盟时代到帝国时代来看，除了皇帝这一角色外，其他贵族如诸侯国君、大夫等人的权益是被削弱的；从帝国时代的发展来看，从贵族地主到士族地主再到庶族地主，其所代表的利益阶级群体的体量也是由小到大的。也就是说，政权结构逐渐趋于紧凑，人的等级差异逐渐趋于平等，从代表少数人利益到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国家社会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即社会主义这一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社会制度是必然的。
　　 从大的时段划分来看，战国时期正是联盟时代和帝国时代中间的过渡期，也是秦国一统的推进过程。历史有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必然性，而商君其书、其事出现在这样一个两大时代渐变的过渡期，也不是偶然。
　　 当然，商君在进行变法时并没有我们现代人的历史逻辑，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两大时代的过渡期，但他知道历史是发展的，社会的不断变化的，因而才有“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和“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理念，所以商君只是根据所面临的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但历史就是在出现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时向前的发展的，正如不适用于社会新变革的周的国家社会制度出现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一种社会进步。
　　
　　 三、战时
　　 在理解古人的言行，尤其是涉及政治类言行时，必须考虑古人所处的实际情况，那么商君所处的战国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战时状态，而且是长时间的战时状态。
　　 我们国家已经和平了三十余年，战争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以倾国之力而战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而面临亡国灭种之危的战争更是过去了近八十年，现在的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战时”这个词的沉重，但“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这句话却仍旧在告诉我们那种悲惨和绝望。
　　 如果从公元前771年丰镐之变致使平王东迁算，至公元前356年商君变法，华夏经历了持续四百多年的内乱和外战交织的战时状态，这种几百年的战时状态或许我们已经无法体会，但可用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悲惨去想象。
　　 这种战时状态当然也包括秦国，从孝公求贤令中的描述，秦国的危机似乎更为严重，内部政乱，外战不利，孝公更是用“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来形容，足以见秦国当时已面临亡国灭种之危。或许可以认为这是自谦或夸张的修辞，但我们可以用今天的招聘广告进行推敲，今天的招聘广告多是宣传自身的优势，而不是自身的窘迫，更何况是一国之君。
　　 从亡国灭种之危的战时状态去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秦国要变法。类比近代历史，我们也是在亡国灭种之危的内忧外患情况下进行了国家社会制度的新探索，因为旧制度已不能保境安民，新探索便是必然的。类比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因为同样需要面对战时状态，也都有各自类似变法的新探索，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齐国齐威王改革、赵国胡服骑射、燕国燕昭王改革等等。
　　
　　 四、百家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涉及到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争鸣，一是春秋战国，二是清末民国。从历史的大时代划分来看，这两次涉及到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争鸣，都处于两大时代之间的变革期或者过渡期，这是历史的巧合吗？显然不是，这是上一时代国家社会制度濒临崩塌或是正在崩塌时，在思想层面对下一时代的国家社会制度的一些探索，一些历史学者将这种思想争鸣形象生动的比喻为开药方，很是贴切。
　　 百家争鸣时，思想、主张、观点不一致甚至争辩、论战都是很常见的，也是争鸣的重要特征之一，相对于百家，儒、法、墨三家的在国家社会制度层面的思考要深入许多，却唯独商君的负面评论最多，情形最严重，时间也最长。自独尊儒术后，中国的社会思想似乎就一直是儒家思想，从争辩和论战双方来看，用对方的错误作为自己正确性的论据是一种常用的方法。本书中也有多处显现，甚至多次用到“六虱”这个词。
　　 在传统观念里，孔子时代的早期儒家思想核心是仁爱，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早期儒家的思想核心是周礼，也就是周时代的国家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儒家是在社会动乱后对周的国家社会制度进行复兴和修补。至于仁爱，只是执政者的情感偏向而已，也只是后世儒家在继承和发展时的部分选择而已，后世儒家选择了仁爱思想和礼仪规范，抛弃了国家社会制度。那么周礼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宗法和分封，宗法强调等级，分封强调政治联盟。
　　 而法商君学派则更多的是舍弃周礼建立一套新的国家社会制度，因为舍弃和颠覆，也因为独尊儒术后各朝代表面上都以儒家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这种负面的抨击才会一直延续。相比同是法家的韩非，其著作内容和思想比商君更加宽泛，也更加系统，但韩非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同样，墨家思想也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只有商君实践并且成功了，所以商君便成为了抨击的焦点。
　　 但是春秋战国动乱的根本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出现本质上的社会变革，而不适用于新变革的周礼则必然出现崩坏，商君学派这种的舍弃周礼的建立一套新国家社会制度的探索是不该被抨击和诋毁的，正如清末时以皇帝为君主的国家制度落后时所进行的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