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太阳像只鸟一样飞回巢窠躲藏起来，可是藏头露尾，尾巴暴露了它的行踪。藏身之处腾起一弯明亮而宁静的橘红，那片橘红的形状像一把打开的折扇，落日是折扇的圆心。“折扇”上缀满一小朵小朵轻盈而绚丽的云，整个西边的天空像孔雀开了屏。静了一会儿，那片亮光暗淡下去，太阳将尾巴收起来遁入了巢窠深处，墨的黑渐渐洇透了纸的白。灯，一盏接一盏地点亮，像天上的星星坠下来，坠到无边无际的黑色荒漠，燃成一片片灯光的绿洲。
　　 太阳下班了，灯就上岗了。灯像缝衣针一样把白天与黑夜缝在一起，继续把光明和温暖传送给人间。打开门，一只脚迈进去，室内魅影幢幢，我悚然一惊，继而恍然，那是静立不动的家具！凭肌肉记忆摸到墙壁右侧的开关，按下去，“啪”一声脆响，电流像游龙一样冲向天花板，唤醒了沉睡的顶灯，顶灯睁开圆圆的大眼睛，射出柔和的白光。刹那间，黑色遽然褪去。白光乍然满屋，像是给房间披上了一件雪白的衣。灯光驱散了心中的那些悸动，送给我坚如磐石般的安宁。
　　 忽然想起几十年前的煤油灯。我的目光像一只风筝乘风而起，飞过千山万水，穿越时光的迷雾，回到故乡，落到我生命开始的地方。
　　 七八十年代的冀中农村，电还是稀缺品，稀缺的像沙漠里的水，像经常吃不到的肉。有限的电都顺着电线杆跑到农田里浇地打场，转化成垄沟里汩汩流淌的井水和陶缸里籽粒饱满的谷麦。即使在农闲季节，电也嫌贫爱富，宁可流向相对富裕的城镇，也不肯分一杯羹给贫穷的农村。其实，村庄的要求是很卑微的，只求在晚上那个悬在檩梁上的像花苞似的灯泡能绽放成花朵，射出刺眼的光芒来。可是到了晚上，它却像树上风干的果子，毫无生命气息。
　　 等不来电，只好点亮煤油灯。“哧”的一声，擦燃一根火柴，像火炬那样把那朵火种传递给方桌上的煤油灯，灯芯里便长出豆大的火苗。火苗微微跳动着，晕黄的光照亮了墙壁，也照亮了格子窗的窗棂。
　　 我伏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在白纸上写着一行行的文字，就像农民在田地里栽种秧苗那样栽种着鱼跃龙门的希望。写着写着，一只同样向望光明和温暖的小飞虫倏然闯进我的领地，骚扰我几次后便向着煤油灯飞去。火苗忽闪一下，小飞虫“玩火自焚”了，一小缕青烟弥散开来。“吧嗒”，焦黑的小飞虫坠到白纸上，点缀在字里行间，蜕变成一个凸起的逗号。
　　 母亲在灯下给我做新书包，炕上摆满了花花绿绿的碎布头，这些都是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昏暗的灯光下，她细心地挑拣着，因地制宜地把碎布头铰成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梯形和圆形，然后铺一块四四方方的粗布，把铰好的碎布头放上去。碎布头像鱼鳞那样搭叠着，拼成一幅彩图。红的像高粱、黄的像稻谷、绿的像玉米、蓝的像天空……母亲把田野搬到了书包上。
　　 她把拼好的书包放到缝纫机的针头下，踩动脚踏板。“哒哒哒哒……”，缝韧机欢快地转动起来。针头像一个在操场跑步的孩子，不停地在书包上画着圆圈，不一会儿就画出了无数个同心圆。针头后面留下绵密的脚印，这些脚印把花花绿绿的碎布头和粗布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第二天早上，我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经过牲口棚旁边水井的时候碰到了老卓爷。老卓爷身形瘦小，前凹后凸，肩上背着一只柳条筐，看上去像一只直立行走的大虾。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手绝活——编顺口溜，而且是看见什么编什么。我喊住他说：“老卓爷，老卓爷，给我们编个顺口溜呗。”老卓爷听了，大约觉得我们在戏弄他，转身就要离开。我们跑到他前面堵住了他的去路。孩子们的好奇心总是那么强，缠着老卓爷编顺口溜就像小时候缠着父亲讲故事那样。
　　 老卓爷看看我们没有吱声。正当我们觉得他已经老迈且江郎才尽时，他突然慢条斯理地吐出一句：“别看你二波个儿不高，脖子上挂个新书包。”我小名叫二波。这句话像根火柴燃响了鞭炮，几个小伙伴一边怪叫一边噼里啪啦拍起手来，眼光还直往我的书包上溜，那种艳羡的神情就像露了馅的饺子，藏也藏不住。
　　 书包是母亲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做出来的。当母亲开始缝背带时，煤油灯的火苗结了灯花。灯花盘踞在灯芯中央，又红又硬，像小胖家荷花池中小金鱼的鱼鳞。灯花阻挡了煤油孜孜不倦向上攀登的道路，灯光变得暗淡起来。母亲用针挑起灯花，用剪刀铰掉，像剪去覆盖伤口的焦痂，露出下面的新鲜皮肉。火苗突的一跳，登时亮堂起来。灯亮了，我却睡意连连，脑袋时不时像成熟的谷穗那样不由自主地垂到煤油灯前。朦胧中听见一声轻响，像微风吹过玉米地，“刷！”一股焦糊味道弥散开，头发被煤油灯燎了一大片，成了枯黄的卷羊毛。
　　 “烫着没？困了就睡吧。”母亲的余光瞥见了，关切地问道。我摇摇头，闭着眼摸到炕沿，把自己扔到褥子上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母亲把用牙咬断最后一根线头，把书包挎上我的肩膀。
　　 到了学校，大家都夸这个书包漂亮，当得知是母亲的手艺时，老师忍不住赞叹：“你妈妈的手真巧！”。书包为我赚足了面子，为此，我在同学面前骄傲了好长时间。
　　 如果煤油灯是昏花的老眼，那么电灯就是青少年善睐的明眸。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太费眼。那天晚上，母亲一定盼着来电，可是直到黎明也没有等来。匍匐在屋顶的电线像两根没有生命的枯藤，而电灯则成了萎蔫的瓜，隐在房梁上默不作声。只有煤油灯睁着昏花的老眼，做个热烈的媒人，让黎明的手牵了黑夜的衣襟。母亲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做完了活，而我则在炕上呼呼大睡。
　　 其实母亲是带着病做针线活的。
　　 我虽然睡得死，但有时候也会从梦中醒来。好几次醒后都看见母亲要么披着衣服垂头坐在炕上，要么把两条被子摞起来闭着眼睛靠在上面，呼吸的时候肩膀会耸动。寂静的夜里，我能清楚地听到气流在她身体管道里窜动的声音，好像胸腔里装着一架风箱。很显然，她没有睡着。
　　 我嘟哝着问她：“娘，你怎么还不睡？”
　　 “躺不下，躺下来憋得难受。我坐一会儿再睡，你先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母亲勉强睁开眼睛看看我。
　　 我知道，这都是心脏病闹的，因为卫生院那个满头白发的田医生曾对我姥爷说，你女儿的心头已经烂一半啦，再不抓紧治，你很快就见不到她了。
　　 打我记事起，母亲的面颊是紫红的，嘴唇是青紫的，紫得发黑。母亲去世多年后，我学了医，读了《诊断学》，才知道这叫二尖瓣面容。
　　 二尖瓣是心脏中一个单向阀门，只能向左心室开放，让血液从左心房流向左心室。由于母亲的这个“阀门”已经损坏扭曲，导致关闭不严，一部分血液从左心室返流回左心房，导致左心房压力变大，肺里面的血液不能顺利流回心脏而淤积在肺里。夜间躺下来之后肺瘀血更重，只能被迫坐着呼吸。二尖瓣关闭不全大概就是当年田医生所说“心头儿烂了一半”的通俗说法吧，他是怕姥爷听不懂。
　　 后来病情严重的时候，母亲不得不整夜整夜地坐着，肩膀耸动得更加厉害，看上去十分痛苦。她的健康正在被病魔蚕食，生命之火逐渐黯淡，像燃料供应不足的煤油灯，只需一阵强风灯就会熄灭。我和父亲终日守着她，心揪得紧紧的却无能为力。
　　 那年，捱到腊月二十二，夜里，母亲的那盏灯还是被吹熄了。
　　 因为太年轻，留下的身后事又多，这些都让亲人痛惜不已。她刚去世时，亲人们的哭声此起彼伏，久久不能停歇。泼辣且心直口快的邻居奶奶大声安慰道：“她病到这种程度了，有口气也是佯活着，还不够受罪哪！依我说，死了也好，省了受这份罪！你们这样哭，还能把她哭回来不成？都不要哭了！什么？日子怎么过？缺了她就不过了？他们过一天，咱过俩半天！”说到最后，她几乎是嘶吼了。
　　 悲恸、慌乱、绝望和恐惧像从地下突然窜出的一条条黑麻线，乱舞着爪牙一般冲我飞来，紧紧地捆住了我的心头。邻居奶奶的话是一把刀，试图斩断缠在亲人们心头的条条乱麻，可是，那些麻线已经深深地勒进血肉里，不会有一刀两断的利索。当时感觉邻居奶奶的话挺无情的，可是多年后，我忽然理解她了，她像极了一个无师自通的心理医生。
　　 我们那里有人死后要报庙的风俗。报庙，就是到土地庙向土地神报告母亲死亡的消息，让她的灵魂能在土地庙里暂时栖居。太阳落山后，存子叔提一盏保险灯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一前一后朝村东走去。土地庙就在村东口的麦田里。
　　 保险灯是煤油灯的升级版本，燃料依然是煤油，只是在外面装了一个用来挡风的玻璃罩。大街上，风冷如刀，夜色如墨。保险灯那蚕豆大的橙黄色的光亮融开一小片黑暗，照着我们胡乱飘动的衣服下摆和匆匆交错移动的脚尖。火苗随着前面高大的身影微微晃动，仿佛有生命似的。我盯着灯出神，眼前渐渐幻化出母亲的模样。我似乎又看到母亲在灯下做活的情景，绝望的悲伤再一次像地泉涌出。
　　 我家住在村西，往村东去要穿过整个村子。有人出来看，小声嘀咕道：“哎哟，孩子这么小，还不懂得哭娘哩！”边走边嚎啕大哭是担心逝去亲人的灵魂在中途迷路，所以要用哭声引导她去往土地庙，同时也体现着家属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和不舍。其实她们不懂，世界上最悲伤的眼泪不是流出来给人看的，而是会流向心里积成一个咸水湖。我不担心母亲的灵魂会迷路，她生前在煤油灯下做针线，熟悉煤油的气味，熟悉煤油灯的光亮，更重要的是她放心不下我，怎么舍得离我远去呢！她的灵魂一定会紧跟我，跟着那盏灯顺利到达土地庙，几天后从那里迁居天堂。
　　 东汉的王充说过：人死如灯灭。这句话，对，也不对。因为生命凋亡，熄灭的是肉身，永生的是灵魂。母亲虽然去世了，但后代是亲代的拼图，我是她遗传密码的继承者和破译者，是她生命的延续，身体里有她一半的基因。我的孩子身体里有她四分之一的基因，将来还有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从血缘上说，母亲正如一盏灯，她把灯火传递给我，我也成为一盏灯，一盏糅合了母亲生命的灯，负责替母亲照亮她不曾看到的世界。我会带着这份光明、温暖和爱在无尽的生命链条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