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庄稼丰收了，我十八亩半地，打了二百多袋麦子。如果每亩最少按一千二百斤计算，应该打二百二十多袋麦子，一袋按一百斤计算，大约是二万二千斤，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都不信。
　　 我儿时，记得父亲对我说过，我们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麦子也就三万多斤，用袋子装，也就三百多袋。除交国家公粮、留足农业社的种子、牲畜饲料外，所分到农户的粮食寥寥无几，连肚子都混不饱，常常是一半粮食一半野菜地度日子。
　　 我家那年打的麦子，就是过去生产队一年的总和，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用农村话说，我也是瞎鸟碰了个好谷穗。歪打正着，那年雨水跟上了，每到麦子缺墒，天就下开雨了，许多上了年龄的人说，几十年了，麦子就没有这样疯打过。我开心地笑了！开心是一种选择，笑语嫣然，开心是那抹最动人的色彩，装点生活的画卷，感受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我为生活跟我一样而开心，而快乐、美好，为耕种每一寸土地而自豪。
　　 我是个农民，我就爱种地，在许多文章中，我不止一次地写过。难怪我老伴说我，一见地就没命了。常言道：“知己莫过于老伴。”不怕老伴说我，这都是真的。一次上午十二点多，我困乏了，连眼睛都不想睁，正想午睡，忽听门外人谈论地，我以为那里又有地，一骨碌爬起来，像打了鸡血似的，浑身好像都有劲了，那瞌睡跑得无踪无影。我没动声色，站在旁边听了一会，他们一伙胡扯地呢？我又回来午休了。说真的“用鬼迷心窍”来形容，丝毫也不过分——我就爱地，就爱务庄稼，这也可能是受父辈的影响吧？
　　 记得我那年六七岁，父亲在半山上放羊，他老人家利用放羊的空间，用镢头挖了一点地。用父亲的话说，大概有二分多地，山上地肥沃，不用上肥，也能打下粮食。父亲第一年种了玉米，没想到收了整整三袋子，救了我家燃眉之急，吃的基本上接上了。本来按理说父亲不放羊了，他老人家看到那地，恋恋不舍，后来给队长好说歹说，队长才没有换人。父亲知道，队长也清楚他在山上的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了，用队长的话说，你只要把羊放好，什么事都好说。
　　 那羊，父亲一直放了三年，我家也渡过了吃粮的难关。父亲又把节余的粮食，隔三岔五的给舅家送去些，也帮助了舅家。
　　 记得那年队半山的四亩多地，两家因闹矛盾，倒置一年没有耕种，第二年，队上让我领着拖拉机犁地。我一看那地里，草比人高，几棵大树被人伐后，树枝把地占了一半。我拾完树枝后，由于草太高，打草机那师傅都不干了。我好说歹说，加了些钱，才勉强打完了，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垫付了钱。
　　 地收拾好了，快种麦了，人都看上那地，你说我怎么能让给别人呢？不说承包费多少，打死我都要种这块地，何况为这地我又付出了许多。这地，我一包就是几年。记得那是2022年，雨水连上了，麦子出奇的丰收，就那块四亩半地，原估计两蹦蹦车能拉上，收割后，一共装了饱饱三车，后来就这装了六十多袋子，估计六千多斤，亩产最少也在一千二百多斤。
　　 麦子是个粗物，如果说成了，那可了不得了。那年的十八亩半地，收了二百多袋子小麦，把家里房前屋后、角角落落都垒满了。收麦时，我和老伴忙不过来，两个下午，就叫文友过来帮忙装。
　　 那年，一个忙天，我和老伴都累坏了，别人见了，都说我瘦了一圈，我开玩笑地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吗？只要麦子打下了，瘦上三圈我都高兴。”
　　 人类是快乐的，生活往往是美好的，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前景是多么的辉煌，犹如一朵朵美丽的茉莉花，在盛大的花园里开放，犹如蜜蜂，在鲜花中飞舞，给大千世界带上了美丽的花环，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麦子的丰收，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幸福。打开天窗说亮话，那麦子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的欢乐和幸福，但也导致了我卖麦子的失败。
　　 记得那年冬季小麦价格空前的好，每斤卖到一元六角二分，看到这么高的价格，人们纷纷卖麦，但我无动于衷，没有卖一粒麦子，我想这麦子放下，又不吃糠、不壮料，迟早卖都可以，大不了就占一摊地方，倒至最后每斤一块三卖了，就这一项少买七八千元，这七八千元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是一个什么概念，我后悔死了，真想不到吃了这么大的亏。
　　 一贯细腻、会过日子的老伴为此不知和我吵了多少次架，她不止一次地说道：“种那么多麦，卖不上好价，顶个屁用。”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装聋作哑，或者悄悄溜出去转转，我知道，她也是一片苦心，打下麦子，谁不想多卖几个钱呢？
　　 常言道：“早知三日事，富贵一千年。”前面路是黑的，谁知道粮价怎么下来了。急了我强词夺理地跟老伴争辩。那晚，风自由自在地在大地上游览，带着夜晚的静谧、带着花香、带着大自然的温馨，院子的一棵小树在风中摇曳。我躺在炕上，回忆着收成，回忆起二百多袋麦子，一天的困乏随之烟消云散了，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微风吹到九霄云外，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是取之不尽的遐想，更是丰收的喜悦。
　　 回想父亲对我说道：那年家里困难，他给地主放牛，说好管吃管住，一年给六斗粮食，年底了父亲向地主要粮食，地主用斗给父亲量了，倒在口袋里，父亲拿回家左看看，右看看觉得少，就向邻居借了个斗一量，竟差三四升，父亲当即去寻问，地主强词夺理，一口咬定说对着呢？你拿回家了又说少。
　　 父亲一气之下，不干了，多干的那二十多天也不要工价了。
　　 以后父亲常常对我说：“粮食是命根子，没有钱都好说，没有粮食就不行了。”父亲的话，在我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清楚地知道，没有什么都行，但没有粮食绝对不行。所以，导致那二百多袋麦子一直没有卖个高价。
　　 那麦子，是我的记忆，是个一辈子的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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