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伊始，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在繁忙外交工作的间隙，他仍心系国学，与国内学者王重民通信研讨，对《水经注》的诸多“学案”产生浓厚兴趣，由此开启了十余年专注的《水经注》研究征程。
　　 胡适研究《水经注》时，先从收集国内现存版本入手，其藏品不仅数量庞大，且版别齐全，尽显他对学术的执着。《水经注》虽是地理著作，看似与法律毫无瓜葛，实则治学方法相通。一个文学家若无深度思想，难以传承民族精粹，唯有兼具深度、厚度与广度，方能产生深远影响。
　　 在胡适丰富的藏品中，清乾隆五十一年小山堂刻本《水经注释》受其偏爱，题记字数最多。“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是个例外，未入其藏书目录。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朱笔题记，他虽觉此版本错讹多、学术价值不高，但因其经胡适次子胡思杜之手，胡思杜于牌记页亲笔留言“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在1949年6月27日，胡适身在美国，胡思杜在国内，父子异地，一书留二人题记，使其更具收藏价值，成为珍贵墨宝。
　　 从胡适1944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能领略他对《水经注》研究的深邃思考：“我正在研究《水经注》大疑案，得出法院审判不利于被告的结论，原告只需‘空穴来风’、‘必有所自’，被告反驳还要反证。”这简洁之语高度涵盖了证据举证规则、证据法与人权保障以及“罪疑惟轻”的证据适用原则。
　　 清朝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校勘《水经注》，因三家之言相似，后人推定戴震抄袭。胡适耗费数年，书写百万字为戴震翻案。其主要依据之一是戴震校本成书最晚却刊行最早，还从三人不同版本中考据具体语句和词组，探究抄袭与雷同的可能。他研究细致入微，对每个词都大篇幅论述，综合运用逻辑学、修辞学、训诂学，乃至类似现代的侦查、心理等学科知识。如“鸟扶邑”一词，戴震据考《大典》得证，不存在抄袭。
　　 胡适强调古籍真伪需校勘，以恢复或保持原书本来面目，认为越古老的古籍善本权威性越高。此见解与法律对证据的要求如出一辙。法律认定事实需确凿证据，对证据的认定要追根溯源，原始物证或能证明客观事实的原始记录即书证最为有力，其次是人证。对于零散人证，需反复论证、逻辑推理、假设前提、类比类推以去伪存真。
　　 胡适在《水经注》研究中的态度和方法，彰显出极其严谨的科研精神。他不放过任何线索，深入剖析每个细节。正如法律案件中，严谨的检察官和法官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影响案件结果的证据，会仔细审查书证、物证，倾听证人证言，通过逻辑推理和类比分析，排除合理怀疑，追求客观真实的法律事实。
　　 胡适面对学术难题，始终认真负责。他不满足于表面相似或推测，深入探究每一个词语、每一个版本的细微差异，力求精准答案。这种对学问的敬畏和对真理的追求，乃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在法律领域，负责案件的律师也需如此，为当事人合法权益全力以赴，研究法律条文，分析案例，提供有力辩护或代理。
　　 胡适在研究中从不回避难题，敢于挑战传统观点。他为戴震翻案，重新审视和挑战既有定论。在为朋友的官司中，他将这种勇气和魄力运用到法庭作证上，对于私文书的不公开性及存在的瑕疵，无合理质疑条件，他一一详尽论述和推理，提供了有力证据，起到关键作用。
　　 胡适对《水经注》的研究，展示了严谨、认真、负责、敢于挑战的科学态度。这得益于他在欧美国家的长期学习，对西方文化、政治制度和司法原则领会深刻。中国非判例入法法系，也是证据法典难以建立的原因之一。胡适巧妙运用法庭证据辩论制度，洋为中用，这种态度在法律及其他学科领域皆具重要借鉴意义。唯有秉持此态度，我们在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中才能不断接近真理，为社会进步和发展贡献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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