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维的《杂诗·其二》，短短的20个字，以一个精炼巧妙的问句“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令诗篇戛然而止，给全诗赋予了无穷无尽的意蕴。自然也引来学界多种不同的解读，归纳起来，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种：其一，思念妻子说。绮窗寒梅，窗前着一“绮”字，则窗中之人必是美丽的佳人，这正是爱的见证。其二，乡思说。窗前的寒梅是故乡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的集中体现，它是故乡的象征，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融入其中。其三，诗中的问句实际上是一个无关紧要之问，是诗人对最为关心的问题作出的有意回避，是一种内心惶恐的掩饰，我把它叫掩饰惶恐说。而这第三种解读，台湾大学欧丽娟教授在她的《唐诗新思路》的公开课里，作出了最为充分最为深刻的诠释。
　　 我们先简单复述一下欧教授以新思路作出的解读。她首先从王维的问句着手，王维久离故乡，忽遇故乡来人，所问并非家人是否平安，而是独问窗前寒梅开否，这是非同寻常的。随后与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进行了对比。同样的情境，王绩却罗列了一大串的对乡人之问，欧教授认为，这并非诗人乍然相见那一刻心情的表白，而是事后的理性思维。王维则是对故乡来人初见时那个瞬间的心绪捕捉，这个时刻，是容不得诗人很有逻辑地将大小问题一一问出的，这正是由于人性里深深恐惧的原因，即生怕听到亲人的不好消息。由此，欧教授引入了心理学中心理防卫机制的概念，寒梅之问，正是诗人启动了一种本能的心理防卫，它恰恰能给当事人恐惧的心理一种时间上的缓冲。王维的无关紧要之问，实际是一种“不敢问”的心理，随后，欧教授引出了宋之问《渡汉江》中“不敢问来人”的表述，这同样是由于诗人内心的恐惧而导致的不敢问，同样表现的是思乡情怯的微妙的独特心境。欧教授还从王维的“不敢问”，引出了辛弃疾《丑奴儿》里“欲说还休”的痛苦之叹，并进一步分析，辛弃疾对于“识尽愁滋味”的内心煎熬，说出来才是他的本意，却最终选择了不说。从而，更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有限性，即人们很难真正做到关心他人，也没有人会真心倾听另一个人的痛苦诉说。
　　
　　 二
　　 从欧教授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其一，紧紧把握住人物与故乡来人乍然相见“那一刻”的内心活动，并深挖出这个时刻的心情，并非一般人所认知的是一种急切或喜悦的情绪，而是一种惶恐的心理。这既是从人物的心理上抓住了解读该诗的关键点，找到了揭开诗篇之谜的一把钥匙，又是一个更符合客观真实的解读，无疑，这为我们深层理解该诗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
　　 其二，将心理防卫机制概念引入古典诗歌解读，可谓面目一新，颇具创意。心理防卫机制，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个体在面临精神痛苦、紧张焦虑、尴尬等心理压力时，有意或无意地采取的一系列心理上的调整与应对策略。诗作不问家里的父母等最应急切知道的问题，而是以“寒梅著花未”相问，这恰恰揭示了此时此刻，人物惧怕带来家中坏消息的幽微心绪，从而，本能地启动了对惶恐不安心绪的调整与防护。心理防卫机制，一个理学的概念，让我们探测到了人物此时此刻幽微而深层的内心。这样的惶恐，又正是诗人由于对家人的牵挂与爱才得以产生。以心理学的理念介入诗歌解读，既能深入地窥探人的灵魂深处，又是对古典诗歌传统解读的一个大的突破。
　　 其三，举一反三。将呈现出相同或相近情绪的其它诗作拿来一并分析，如王绩的诗里的“羁心只欲问”，宋之问诗里的“不敢问”，辛弃疾《丑奴儿》里的“无处诉说”，将这些同中有异的心理描写，进行深刻剖析与挖掘，从而使我们对《杂诗·其二》以及相关作品有更全面更深入的领会。欧教授还以西方的哲学概念以及西方的文学名作，旁征博引，只为深入探进人的灵魂深处。如引入“单子没有窗户”的哲学概念，人只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再比如列举和分析了弗洛斯特的诗篇《熄灭吧，熄灭》中，对于人性的有限性、人性冷漠的揭示；还引述了加缪的小说《鼠疫》中的一段议论，当一个人诉说着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的时候，对于你的谈话对象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以此来类比辛弃疾也是因为同样的心绪，所以才“欲说还休。”无疑，这些都为诗歌以及人性的解读增添了相当的学术深度和广度，这也是欧教授解诗新思路所独有的。
　　 其四，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作家将自己内心最隐蔽的无意识心理活动以文字的形式外化，从而让读者从文字中窥见人的灵魂。文学作品的唯一目的就是关怀人、关怀人性。我们之所以说欧教授对于该诗的解读是深层的、深刻的，深就深在她牢牢把握住了人性这个重大主题，在解读诗篇的过程中深入地探测人性，窥探到了人的灵魂深处。这样的解读，也触及到了文学的核心。
　　 总之，欧教授对《杂诗·其二》的解读思路是全新的，在对古典诗歌的解读中引进理学的理念解读人性，也是极富创造性的。
　　
　　 三
　　 然而，在感佩老师的才华，佩服她博学多才，思维巧捷万端的同时，细细琢磨这种新的解诗思维方式，又不免有些困惑。
　　 困惑一，两股道上跑的车。大家知道，文学艺术是典型的形象思维，它一定是对事物的一种感知、感悟，它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庄子·秋水》篇里记载，庄子与惠子在濠水上游玩，庄子说：“白鱼在水中悠闲自在，这是鱼儿的乐趣呀！”惠子说：“您不是鱼，怎知道鱼的乐趣呢？”庄子答：“我是在濠水桥上知道鱼的乐趣的。”这里的关键是庄子的回答，他说的“知”，实际上是一种内心体悟。这段著名的惠庄之辨，生动地诠释了两种不同的思维：一个要以认知来推论，一个是非认知的妙悟。惠子的思维是理性的、科学的；而庄子的思维是感悟、是体验、是一种诗意的审美境界。
　　 这种感悟、感知的审美体验，在中国古典诗词创作中无不有着充分体现。诗人们正是凭着这一点，以形象思维方式，创作出了无数意蕴丰厚的不朽诗篇。那么，伴随着对这些古典诗词的解读，历代的评论家们，自然是牢牢地把握了形象思维这个属于文学创作最为独特的思维模式，他们在诗歌鉴赏中，始终贯穿着注重意境，着意意象的思想，还有诸如注重情景交融、想象、联想，以及诗的含蓄、意蕴等等。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杂诗·其二》的“思念妻子说”和“乡思说”，正是从形象思维出发，以诗中的意象、象征等方面作出的赏读。
　　 然而，欧教授的解诗新思路则大不相同。在《杂诗·其二》及相关的解读中，她引入了心理学的概念，西方哲学的概念，以及对辛弃疾《丑奴儿》的新解，所谓“欲说还休”，正是由于人性中的有限性，人与人相互漠不关心的深层原因。所有这些，可以说，这正是一种偏重于理性的、认知的、科学的思维模式。而她的解读最终也是奔着深入挖掘人性这个目标而去的，用欧教授自己的话说：“透过这些古典作品，一方面加深我们的人生经验，二方面也加深我们对人性的认识。”然而，中国传统诗歌鉴赏中，则是以审美为特征，以品味诗歌中方方面面的美感为目标。可见，这新旧两种解读，从思维方式到最终目标，皆大相径庭。真可谓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呀！
　　 困惑二，古典诗歌中的无理之妙与理学解读的尴尬。在古典诗歌中，常常出现有悖客观事物之理或生活中人之常理的描写或议论，这便是古诗中的“无理”现象。苏轼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这里的反常、无理，就客观事理而言，它的确是无理的。但是，古诗中的表现手法又常常是不以常理为理的，它是一种艺术的特殊表现手法，它往往有意借助这种无理，营造一种奇妙的表述，来抒发或表现诗人更真实更强烈的情感，或表现一种微妙的心绪，这就是古诗中的“无理而妙”。《杂诗·其二》中，诗人遇久别的故乡来人，其寻问却无关亲人，只是来了一个冷冷的寒梅之问，这是不合人之常理的。但是，它却深深地掩藏了诗人内心的百感交集，这便成了艺术上的合理，成了艺术的无理之妙。古典诗歌中这样的无理之妙不胜枚举。如“月是故乡明”，一种浓浓的思乡之情，竟然可以打破明月普照万物的事理；“白发三千丈”，这太无理，但是，以这样的奇句，表达一种极端的忧愁，在艺术上又极其合理；“山无陵，江水为竭……，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山无陵，天地合”这是绝对的不合事理，但是，一旦把它作为与心爱的人绝交的条件时，这又成了艺术上表达强烈情感最绝妙的一笔，它又成为艺术上的最大合理。再来看欧教授的，她在《杂诗·其二》的解读中，避开了“艺术上有理”这个层面，而是以一种理性的、认知的思维，引入心理防卫机制的概念，直接将这个不合理，硬是从理学上找到了产生的根源，最终给出了科学上最合理的解答。无意中，欧教授将古典诗歌长久以来业已形成的，诗人们精心打造的“无理之妙”撕了个稀碎。仅就这一例而言，这样的解读正是与传统的诗歌赏读南辕北辙。
　　 困惑三，解诗是否一定要给出一个明确答案。纵观欧教授对《杂诗·其二》的新思路解读，从列举王绩、宋之问的诗，到列举辛弃疾的词到西方的诗歌和小说，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头至尾，她都在为诗篇的表达寻找一个最终答案，为诗人的心理寻找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并通过诗作试图为人性的有限性给出解答。在对《杂诗·其二》的解读中，欧教授还引述了历代诗评家的评述，如清代赵殿成及宋顾乐对该诗的评语中，因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欧教授对此颇有微词。而以自己引入心理防卫机制的概念，来解释王维非同寻常的寒梅之问，实际是人物对于恐惧的心理防卫。欧教授认为，这样的解释才是最合理的。可见，欧教授的新思路解读，一直贯穿着寻找一个清晰的答案这条线索。
　　 但是，我们要说，以传统的诗歌审美来看，诗之美，正在于它的无以言表。可以说，诗歌的蕴藉无限，正是诗歌美之所在。诗歌的有意留白、含蓄、朦胧、悠远，这恰恰是诗歌审美的重要特征。从这点上说，也决定了诗歌的赏读无法也无需给出一个定论，我们不可能像数学里解方程那样，给诗篇一个唯一的解，所以，解诗，我们大可不必追根溯源，一定要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正如清人赵殿成对该诗的评论：“一吟一咏，更有悠扬不尽之致。”是的，悠扬不尽，它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要让读者去充分地发挥自由想象，这种无解的解读，正是诗歌的美之所在，美在无尽中，美在无解中，仅此而已。
　　
　　 四
　　 基于以上几点，我想仅从该诗美的欣赏角度，再作几点补充赏读。
　　 第一，一反诗之常人写法，着墨点出乎寻常的创新之美。艺术的个性是艺术的生命。诗歌创作中独特的发现和独特创造，才构成了千差万别的个性，才使得作品具有个别的非同一般的审美价值。古人云，“语不惊人死不休。”在诗歌盛行的唐代，出乎寻常的着墨，出乎寻常的表现手法，才能在浩如烟海的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古典诗歌创作中一反常人的求新求异，正是诗人的苦苦追寻。在当时诗坛享有极高盛誉的王维，自然能做到手法出新，别出心裁。《杂诗·其二》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们拿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与王维的诗来比较。同样是游子见到家乡来人，王绩诗中呈现的是“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在急切的心情中，他“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又问“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还问及故园里的柳树、茅斋、竹子、梅树、院果、林花等等，一股脑地问了一大串。所有这些，皆是大多数人面对这一情境的寻常反应，它是一种大众化的人之常情。但是，艺术是一种创造活动，更在于它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是个性的，又恰恰能从更深更高层面体现出共性来。《杂诗·其二》则是以不同寻常的一问，取代了王绩的一连串之问，正是这个非同一般的着墨点，呈现了事物中最不引人关注，却又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那一环，即曲折的表现了这个关键环节中人物最深层的内心，这正是《杂诗·其二》出奇出新根本意义之所在。
　　 开辟一个出乎寻常的着墨点，使得作品在求异中出新，这样的例子在古代诗歌创作中时有所见。比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典型的出乎寻常。诗人写秋日，一反自古以来的“寂寥”印象，这既是个性的，又是创新的，又能代表事物本质的特征。再有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也同样是“秋能胜春”的出新。以上列举，是诗人将不同于常人的独特感悟直接陈述出来。也有类似于王维这样的，选取一个特殊的物象，用以曲折含蓄地表达自己独特的内心感受。如“一枝红杏出墙来”，诗人写春，力避“万紫千红”的常人视角，而是选取了满园春色的高墙之外，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以一个不为人关注却又极具代表性的微物，曲折地表现了春光的无比灿烂。
　　 《杂诗·其二》及其它优秀的古典诗作，正是这些出乎寻常的个性化描写，才从浩如烟海的大量诗作中脱颖而出，才得以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