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开车从酒泉去黔东南，车过凯里，公路两边的山就绿得淌油。同事老周握着方向盘说：“这才叫贵州嘛，咱们那边的山都是土黄色，这儿跟涂了绿漆似的。”当时正是七月，车窗开着，风里飘着说不清的香味，有树叶的清香，还有不远处人家屋顶飘来的炊烟味。
　　 我们是单位组织的休假，五个人开着辆老式桑塔纳，从甘肃一路向南。本来计划到贵阳就回头，不知是谁说黔东南的酸汤鱼最地道，一脚油门就扎过来了。到雷山那天，晚上在寨子里吃酸汤鱼，老板说这酸汤是用淘米水发酵的，酸得正，配上江边的鱼，绝了。我们吃得满头大汗，旁边有姑娘小伙跳芦笙舞，芦笙呜呜咽咽地响，舞步跺得木地板咚咚响，好不热闹。
　　 玩到第五天，路过下司镇。那时候的下司还没怎么开发，青石板路被踩得发亮，街边的房子都是黑瓦木墙，屋檐下挂着玉米和辣椒串。我们找了家客栈住下，老板娘是个胖阿姨，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说“吃饭”像“吃换”。她做的酸菜鱼让我记到现在，稻田里养的稻花鱼，肚子里干干净净，肉白嫩白嫩的，像豆腐，酸汤里还放了本地的小番茄，酸中带点甜。
　　 在这家客栈住到第三天，我发现隔壁农户家的院子里趴着几只狗。那些狗跟我们平时见的不一样，耳朵尖尖地竖起来，毛色是黄白相间，看着特别精神。有天早上我去买油条，正好看见农户家的大爷在喂它们，那些狗围在他脚边，尾巴摇得像小旗子。我蹲在旁边看，大爷说：“这是下司犬，咱这儿独有的，能上山打猎，还能看家。”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几只小狗崽尤其可爱，也就两个月大，毛茸茸的，跑起来像小肉球。我跟大爷商量，想买一只，他起初不愿意，说这狗是家里养着看林子的。我软磨硬泡了两天，每天去给狗崽喂馒头，还把带来的甘肃牛肉干分给大爷，最后他终于松口，说让我给狗崽找个好人家。
　　 抱走小狗那天，我特意在镇上买了个木头架子，又找客栈老板娘要了些旧棉絮。同事小王把后备箱里的行李腾出来，我们把木架子固定好，铺上棉絮，让小狗崽在里面待着。它好像知道要跟我们走，不吵不闹，就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我，爪子搭在架子边上，时不时舔舔我的手。
　　 从下司镇回酒泉，两千多公里的路，我们开了四天。每天晚上住店，我都把小狗抱到房间里，用温水给它擦身子，喂它吃泡软的馒头。它好像不认生，很快就跟我们混熟了，谁喊它都摇尾巴，尤其喜欢钻到老周的怀里，因为老周总偷偷给它喂火腿肠。
　　 回到酒泉，我给它取名叫“阿黄”。那时候我住单位的平房，有个小院子，正好给阿黄活动。下司犬是真聪明，教它握手，三天就学会了；让它叼拖鞋，学了两遍就记住了。酒泉的冬天冷，我给它做了个棉窝，里面铺着旧毛衣，它却不爱待，总喜欢趴在我门口，早上我一开门，它就扑上来舔我的手，尾巴摇得像拨浪鼓。
　　 阿黄最厉害的是看家。单位里谁来我家，它都得先闻闻，认识的就摇尾巴，不认识的就站在门口叫，声音洪亮，却从不咬人。有次晚上有小偷撬邻居家的窗户，阿黄听见动静，一下子就冲了出去，追得小偷连鞋都跑掉了。第二天邻居提着水果来谢我，说：“你家这狗，比保安还管用。”
　　 那六年，阿黄陪我走过了最难的日子。我离婚那年，整天闷在家里喝酒，是阿黄天天趴在我脚边，用脑袋蹭我的手。有次我喝多了，摔在地上，是阿黄叼着我的衣角，把我往床上拖。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要是没有阿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来。
　　 阿黄走的那天，是酒泉最冷的一天，零下二十多度。早上起来，我发现它没像往常一样在门口等我，出去一找，看见它趴在院子的角落里，身体已经硬了。兽医说，下司犬是南方狗，不适应北方的严寒，可能是夜里跑出去，冻着了。我抱着阿黄的尸体，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眼泪掉下来，很快就结成了冰。
　　 去年我离开了酒泉，回了贵阳。去年春天，我在花鸟市场又看到了下司犬，也是一只黄白相间的小狗崽，跟当年的阿黄长得一模一样。我没多想，就把它买了回来。
　　 现在这只小狗也叫阿黄，每天在我家的庭院里跑来跑去。贵阳的气候湿润，适合下司犬生活，它长得很快，已经能跳起来够院子里的石榴花了。有时候我坐在院子里喝茶，看着它追蝴蝶，就会想起二十年前在黔东南的日子，想起那个卖我狗崽的大爷，想起从下司镇到酒泉的漫漫长路，想起那个陪我熬过六年时光的阿黄。
　　 时光好像是个圈，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只是当年的阿黄不在了，好在有新的阿黄陪着我。看着它摇着尾巴向我跑来，我就觉得，那些美好的记忆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们就藏在狗崽的眼睛里，藏在院子里的花香里，藏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