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六年的初夏，燥热提前降临了古城西安。午后的阳光似乎有重量似的，挤压着西大街上行色匆匆的路人。刚出来的汗水即刻就被晒干，只留下汗渍紧绷在皮肤上，一层一层积结，绉得人如同要蜕皮的蚕儿般难受。西大街和南大街一样，都是才拓宽的街道，街面扩到了店铺门口，伐了老树，未栽新树，连巴掌大个树荫都没有。而东大街和北大街，早在拆除城墙时就已经拓宽，栽植的杨树已经有大臂粗细。西大街的街面还未铺设沥青，或许将来也不会铺，接连几日曝晒，人流踩踏石子地面，泛起了一层细细的尘土，随着脚步沾染在鞋面上，如同一层土黄色的蒙布。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后楼虽与西大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样景象，幽静清凉，有着古宅特有的静谧。武伯英放下文件，抬手看看腕表，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再等等，再等一个小时，他要还不来，就各忙各的去吧。”
　　 “新运分会”办公室西北角，就是总干事武伯英的天下。他三十二、三年岁，中等偏瘦身材，头发一丝不苟。眼不大有神，眉不浓有棱，鼻不高有隆，唇不厚有痕，这些极富男人味道的五官组合在一起却不孔武，被天生的忧郁所控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忧患气质，很有些内在魅力。衬衣外套了件紧凑合身的薄西装，领带解下来挂在衣帽钩上，又添了几分不羁的洒脱。
　　 武伯英手下的三个男干事听见头儿的话，随声附和，轻声抱怨，议论纷纷。干事小栾还说了句调皮话：“咱们像什么？就像早年间宫里头选妃，等着点选的秀女一样。”
　　 大办公室中开两扇木门，正中迎门拼着两张会议桌，桌子上下堆满了文件纸张和一些宣传小册子。屋子四角各摆着办公桌，散立着一些木质文件柜，分成四个办公区域。东南角窗下的两张办公桌，头对头坐着调查干事小栾和设计干事小董，西南角窗下坐着推行干事小杨，每人分管着原来一个科的事务，都是二十多岁年纪的社会新人，却因为埋头书案而未老先衰，人也邋遢了起来。
　　 屋子东北角坐着的新运妇女指导员黄秀玉，正坐在办公桌旁精心修剪指甲，根本不参与同仁们的议论。她二十出头，长相虽不十分漂亮，却因为青春和白皙，自有一份迷人的魅力。
　　 党部后楼二层的房间不用承重，都是三间开的大屋，原来做过官塾讲堂。最西端这间是省“新生活运动分会”办公室，蒋委员长提出了“亲爱精诚”加“礼义廉耻”的主旨后，力图上行下效，要从根本改进国民精神、改良社会风气、促进民族复兴，省党部也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分支机构。今年春节夫人宋美龄掀起了新生活运动的又一次高潮，在南京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总会，自任指导长。黄父在中央党部任职，黄小姐也算是大家闺秀，从英国留学归来，积极响应号召奔赴陕西开展活动。不过来了这三个多月，就是组织妇女唱唱新运歌谣，别的也没什么作为，已没有了刚来时要改造世界的理想与狂热。办公室东北角窗下是她的小天地，办公桌除了比其他人整洁外，还有一些新女性特有的小情调。窗台上的盆栽文竹，水杯上的钩织杯套，玻璃板下压着的几张电影男星小照，都显露着她的趣味所在。
　　 武伯英踱步到中间的窗子前面，看了一眼黄秀玉，顺手推开了花格窗扇，眯眼看着阳光照耀下的西大街，用以放松伏案的疲乏，感受着内外炎凉的差别。楼外紧挨的这排店铺虽也是两层，民间建筑讲求节俭实用，要低矮很多，于是站在小楼上，西大街的风物人情倒是可以一览无余。
　　 南北走向的广济街一头连着清真寺，一头连着党部大院，和西大街交汇而成的十字路口离钟楼不远，也算是繁华地段。小摊贩们几乎把买卖摆到了马路中间，只留下了一道豁豁啦啦的窄道，偶尔有一辆汽车驶来就在窄道中晃荡，懒洋洋地向东大街方向驶去。几辆人力洋车跟在汽车后借光，也借来了不少尘土，车夫光着膀子露出黝黑的脊背，任凭尘雾落在面目上，车上的太太小姐用香帕捂着口鼻，不时放下和熟人打个招呼，催促车夫超过汽车。巡街警察夹着木质警棍，躲在仅有的阴凉下嘬着纸烟，不时掸去落在身上的已经开败的槐米。三五个从医院里逃出来的伤兵闲逛着，只把眼睛朝洋车上的女人瞧来，目光野蛮而大胆。在公家做事的文员夹着皮包匆匆而过，虽然洋装在身，表情却和那些小学徒一样乖巧规矩。路过的穷学生三俩成群，看着油布大伞下的酻子水大麦发酵成的一种无酒精饮品。和大碗茶，舍不得口袋里的铜子，只好咂巴咂巴嘴唇。尽管还没有蝉鸣，人们耳膜里却充满了烦躁的噪音，如同眼前的局势一样让人焦虑不安。
　　 武伯英掏出烟夹，抽出一根烟卷叼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燃了，吸了一口，然后把烟雾吐出窗外，魂游天外似的想着心事。
　　 黄秀玉捏着指甲钳，观察着武伯英的一举一动，表情不由得有些呆傻。她这个年龄，正是对成熟男人着迷的时候。一来因为恋父，青涩而无所成就的小伙子难以打动芳心。二来初入社会，闺中美梦开始走向现实，总有害怕惊醒的恐惧，而冒失善变的青年总与薄幸和背叛牵扯在一起，没有成熟男人的稳重和宽厚。武伯英这个年纪的男人，恰如一缸陈醋，既没有新醋的凛冽，也没有老醋的腐气，酸香皆有，刚刚好。
　　 三个年轻干事看到黄秀玉的表情，相视窃笑，声音很轻却足够她听到，既是善意的嘲讽，也是蓄意的提醒。黄秀玉这才反应过来，狠狠白了他们一眼，撇了撇嘴。放下指甲刀，拿起办公桌上看了一半的小说，翻到书签标记的页面。眼睛虽然在文字上移动，心思却怎么也从武伯英身上拉不回来了。
　　 新运分会所在的后楼，是党部社工部的办公楼，原是旧官学的学馆。二层砖木结构，坐北朝南，与繁华的西大街只隔着一排店铺，如同一个闹中取静的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样子。党部大院原是前清陕甘总督的府邸，科举时省试考取的举人，要集中由总督象征性地辅导，官学故而设在总督衙门后院。总督早在满清新政时就已取消，所以辛亥革命时不成为攻击目标，保存相对完整。辛亥革命后打通了隔墙，总督衙门和官学连成一体，学馆就成了省党部的后楼。官学原来朝东开的大门，隔墙打通后就变成了省党部的东偏门，因为路两边全是卖竹编器具的摊贩，无名之街也就叫了竹笆市。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各自机构联合使用的“新城黄楼”，与省党部隔着钟楼遥相呼应，形成西安城内权力的两极，互相制衡。如今加入了尾追、堵截红军而来的中央军，还有中统和军统等各种势力，权力结构转向多极，共同支撑着国民党与蒋介石在西安乃至陕西全境的统辖。省党部南大门外是东西走向的粉巷，与西大街平行，与广济街相接，再延伸过去就接了南大街。粉巷历来是西安城内烟花兴盛之地，古时文人以流连青楼为雅事，于是娼窑妓寨聚集于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省新运分会风风火火成立了起来，原本分着调查、设计、推行三科，经过两年多的大力运作却收效甚微，于是就成了一个闲散单位。水至清则无鱼，大部分干事都钻营去补了肥缺，只留下了分会总干事武伯英带着几个人应付上面的各类活动，如同委员长在新运运动中剃的光头一样硕果仅存。随着人员流失，办公室也压缩得只剩这一个大间，武伯英是去年底上任的总干事，没有享受到一楼单间的办公待遇。
　　 黄秀玉放下小说，对武伯英抱怨：“他架子倒不小，整个党部都在等着他，我下午还要去妇女教习所呢。”
　　 武伯英没有答言，还是看着窗外，凝眉眯眼，似乎受不了强烈阳光的刺激。
　　 突然有一队军车从西门驶来，沿着西大街朝钟楼疾驰，开道敞蓬吉普车上的军官不可一世，后面四辆大卡车坐满了兵丁，荷枪实弹。巡街警察来了营生，吹着哨子挥舞警棍，路人和摊贩纷纷躲避，广济街口原本挤成的人疙瘩，霎时间分开一个宽绰的通道。风驰电掣般的车队扬起了浮尘，飞进路边小吃摊的锅碗瓢盆。
　　 卖酸梅汤的老汉用蒲扇在大瓷缸上狠劲扇了两下，带着点怨气大声吆喝：“酸梅汤——加了土的酸梅汤！”
　　 烟尘一直通到钟楼，然后转而向北，沿着北大街向北门而去。武伯英认得这是东北军的军车，德国制造，声音浑厚有力。老蒋和德国的老希商谈过购买坦克的事情，前几年报纸传过一阵子，当时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在南方丘陵地区，德式重型坦克用来剿共显然施展不开，时人都推测他要用来对付侵占了东三省的日寇。随着德日联盟的建立，德国人转而偏袒日本，购坦克的事情搁浅了，换成了这些军卡，先紧着装配张学良，用以运送兵员剿灭转移到陕北的共产党。
　　 武伯英把半截烟卷弹到窗下房顶的青瓦上，关上窗扇，把飘来的尘土拒之窗外，随口吟道：“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武处长，真是有大学问啊！”黄秀玉从小说里抬起头，话音未落就接了口。
　　 武伯英听言笑笑：“小时候念家塾，祖父教的几句旧诗。”
　　 武伯英并不是处长，可黄秀玉却喜欢这么称呼他，因为新运分会独立在社会部各处之外，自成一家。“武处长，你念的这几句是唐诗么？寥寥几句，就把一个女儿家的心思写得惟妙惟肖，这句‘悔叫夫婿觅封侯’，更是绝了。”
　　 “是晚唐王昌龄的《闺怨》，看见军车，站在楼上，不由得就涌起这几句。”
　　 喜好打趣的栾干事搭腔：“黄小姐从小受得是西洋教育，自然不知道这首《闺怨》，我们这些土包子，小时候读《诗三百》、《千家诗》时，被先生戒尺打着手心，却都读过，呵呵。”
　　 独自在自己角落里打瞌睡的杨干事也来了兴致，站起身来边说边比划：“哈哈，黄小姐闺怨倒是有的，不过恐怕都是些西洋闺怨。‘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董干事已经成家，河东师吼在耳，似乎丧失了挑逗女性的本能，虽不说话，却看着黄秀玉笑得更加挪揄。
　　 黄秀玉的父亲虽不是大员，毕竟在中央党部供职，所以她在这些人面前居高临下惯了，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恶气，非常气恼，“啪”地把小说拍在桌上。大家都是玩笑嬉闹，自觉火气发得就有些过分，于是偏转了目标。“武处长不西洋吧？但是人家有绅士风度，抽烟时知道开窗子，不像有些没教养的土包子，一根烟卷接着一根烟卷，火柴倒是省了不少，却把屋子弄得着火一样，还臭烘烘的！”
　　 这一手把三个年轻人震住了，都窃笑着收敛了一些。
　　 武伯英看看黄秀玉，把手插在西裤口袋里，身子靠在文件柜上缓缓说：“小黄说的很对，这诗末一句就是精华所在，王昌龄一个大男人，朝廷命官，没来由这么小家子气，他貌似在写闺怨，实则在担心国家的战事。”
　　 黄秀玉有了武伯英这口底气，更来劲了：“就是，你们也该学学武处长，别不懂装懂，不学无术，哼，先生打手心学的诗，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我要是你们先生，就打你们的嘴！”
　　 黄秀玉骂完，出了口恶气，反倒没有了刚才的认真，自己先笑得趴在了桌子上。三个年轻的见她这样，也都回到了玩笑的轨道，于是皆哈哈大笑。黄秀玉好一阵子才平复了情绪，对武伯英抱怨：“我下午还要去妇女教习所一趟呢！一个破巡官，就把你们吓成了这样。”
　　 武伯英劝慰道：“再等等，也不急在这一时。”
　　 三个干事原本在心底里就有些不满，听黄秀玉这么说，也都纷纷发起了牢骚。
　　 闲散单位自有闲散单位的好处，虽无油水可捞，却有大把的时间以供支配。往常下午这个时候，办公室基本就剩下武伯英一人，其他四个各找由头去了外派，十有八九为着私事。他们倒是深刻领会了新生活运动的实践指引——“三化”，即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和生活军事化。小杨喜欢听秦腔，此时往往要去易俗社的戏园子，看个下午场的戏，把生活艺术化了；小栾喜欢打麻将，几个好友拉开场子，经常要从午后战到午夜，吃苦耐劳地躬行生活生产化，虽说有赔有赚，种庄稼还有个丰收减产，一个道理；小董是生活军事化的典范，早早回家向老婆报到，手里干着家务耳朵听着数落，待遇和扛枪挨骂的粮子丘八基本相同。
　　 黄秀玉洋化新潮，很符合蒋委员长新运训话的要旨，“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她从英国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了西安，喜欢的那些情调越来越远，心中难免寂寥。还好竹笆市上的阿房宫电影院近在咫尺，门头修成宫殿式样，两个朱漆柱子盘着金龙，从办公室经东偏门过去，也就两三分钟的路程。阿房宫一天三场电影，据说龙眼和龙珠晚场时点亮，黄秀玉却从未见过，晚上城内宵禁，兵荒马乱，三教九流，女孩子家出来不安全，所以总要去放映厅看个下午场。沉浸在各种臆造的情节里，浑然忘我，也忘了身边的纷扰和眼前的失意，电影已成了抚慰心灵的良药，和信徒做礼拜似的执着虔诚。她懂英语，那些美国片子根本不是障碍，只是气恼每隔几秒画面全无后黑幕上出来的汉字台词，让梦做得不那么顺畅。
　　 当然，她初来乍到，旷工时还忐忑不安，间隙会回到办公室，对独自伏案忙活的武伯英撒谎。武伯英从不深究她的去向，也对她挑起的话题不感兴趣。党部里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同仁，都巴巴地和她套近乎，年老的为了她父亲的提携，年少的为了临近芳泽。所以，黄秀玉觉得武伯英是个不寻常的人，反倒激起了她的好奇，也激起了她的好感，乃至于激起了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