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从此之后，三叔和三婶就没有在一起睡过觉。我记得景山长到讨狗嫌的年龄时，三叔养了一群羊。有人逗他：“景山，你爹睡觉跟谁一被窝儿呀？”景山就傻傻呵呵地说：“跟大母羊一被窝儿！”起初，人们个个笑出了眼泪，后来，不但没人逗景山了，连远远见了三叔，大人们都要叹口气。
　　 妈和三叔显然预见到不妙，他们发动一切力量来监视三婶，连我也给分配了任务。只要三婶抱着孩子出门，还没走到村口，便会遇到凶巴巴的三叔。大家都认为三婶找野男人本身就有错，再将孩子抱走，那就错上加错，心地善良的村民怎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妈多次问我在西树林里见到的那个男人长什么样，我就说别的记不住了，只是鼻子上有一块疤。
　　 我上五年级的那年秋天，三叔拎镰刀逮住了鼻子上有疤的男人。在大队治保主任的帮助下，那个男人被扭送到公社，后来进了监狱。
　　 惊吓过度的三婶成了木头人，整天板着脸。她常常衣衫不整地村前村后找景山，“山子——”“山子——”那声音哀痛而凄凉。
　　 三婶常常挨打，因为她不是菜里忘了放盐，就是将菜烧糊。脾气渐长的三叔动不动就抡扫帚，有时就抡擀面杖，而三婶一向是不躲不藏也不叫。
　　 三婶的娘家人很少过来。景山小时候，他姥姥倒是来过几回，干瘪的小老太太，仿佛一阵风就能给吹跑。三婶送景山姥姥到村口，娘俩都哭了。老太太抬起袖口擦擦眼泪，又轻轻地给三婶擦，抽抽嗒嗒地说：“闺女，妈知道你心里苦啊，慢慢熬吧，等孩子大了就好了，——妈不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吗？”
　　 等到三婶娘家摘掉了“地主”的帽子，她的父亲也从监狱出来以后，三婶的脸色才逐渐红润起来，后来居然能下地挣工分了。
　　 她还是满屯子找景山，只是喊的声音不再凄惨。只要找到了景山，她就会将儿子搂过去，不断地抚摸儿子脑袋，眼睛里溢满了慈爱。她的手里总是会戏法般地变出海棠、柿子，或者糖块。
　　 只是我永远远离了三婶的这些好东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瞥见三婶的身影，我的眼前就会闪出红红的一元钱，那钱上的女拖拉机手就面目狰狞地扑过来；睡觉时常常做恶梦，梦里有鼻子上的刀疤，也有三叔的镰刀和飞舞而散花的笤帚……
　　 我常常愧疚地看着三婶出入西院。这种愧疚像石头一样，牢牢地压住我的心头，直到我出去教学。
　　 这些年由于忙于工作，很少回老家，回趟家也多在节日；中间回去，肯定有大事情。景山结婚就是这样的大事情。
　　 苦了二十五年，也盼了二十五年，儿子终于结婚了，三婶的脸上洋溢着喜悦。房子虽然是旧的，但屋里的家具是新的。
　　 景山的婚事可谓坎坷，相了黄，黄了相，折腾了好几回。其实，除了没念多少书，景山还算是个好小伙儿。
　　 病根儿还在三婶身上。
　　 人们瞧不起三婶，都说她是个坏女人。好女人是应该低眉顺眼作风正派的，可三婶出了多大的事儿呀。连女人都背地里说，让自个的男人搂母羊睡，岂不是做得太绝了？
　　 女人们痛恨三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生产队干活时，社员一般分两部分。生产队长领男社员干积肥刨粪等重体力活儿，政治队长则领妇女干间苗、辫蒜等轻活儿。
　　 间苗到地头，都要歇一气。女人们扎堆儿，东家长，西家短，三个蛤蟆六只眼，正嘻嘻哈哈说着，一见三婶凑过去，大家就连哼带吐地走开，弄得三婶一脸尴尬。时间一长，三婶自己就觉得没趣，再歇气时，悄没声地坐垅边去了。
　　 政治队长看不下去，常常同情地看她几眼。就这几眼，也让女人们愤愤不平好些天。
　　 那会儿政治队长的老婆已死去一年多了。三十来岁的初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根红苗正，能不续弦吗？可保媒的不少，成的却没一个。
　　 太阳一接近树梢，就要住工了。那天三婶肚子疼了一天，这会儿加重了，疼得蹲在地头。女人们惦着孩子，也想着鸡鸭鹅狗，早三步并作两步往家赶，谁理会令人厌恶的三婶呢？就连妈，也惦记着回去奶二妹，一会儿就没了影儿。
　　 只有政治队长站着没动。他一脸焦急，关切地问：
　　 “胡春花，要紧吗？你自己能不能走？”
　　 三婶已脸色煞白，汗珠滚滚。
　　 “好像整个肚子……都绞劲儿疼……”
　　 三婶便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政治队长一看事不好，忙上前将三婶背起，风一样跑回村里。
　　 三叔跟爹去引淞工地出民工，还得好几天才能回来，家里主事的只有妈了。妈一看三婶病得不轻，也不敢耽搁，就嘱咐我烧火连哄二妹，然后连手都没洗，用破推车拉着三婶去了公社卫生院。好在离卫生院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值班大夫说有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得去县医院，要不穿孔就糟了。妈一听就傻了眼——别说天黑没法去，就是去了家里也没钱哪！
　　 妈正急得火上房时，政治队长来了。 他说我让大老板赶车，咱们赶快去县医院，人命要紧。
　　 妈一连声地说“唉唉唉”，却又嘴一咧：“可是……家里没现成钱呀？”
　　 我带着呢。赶快走吧！”
　　 ……
　　 三婶出院了，过了两个月，到辫大蒜时，才去生产队干活儿。那时，女人们对她已是嗤之以鼻，而几个明里暗里对政治队长有企图的女人，更是对她恨之入骨。为什么？因为政治队长不但背过她，而且还借给她住院费，甚至买了麦乳精去看她！
　　 如果仅仅如此，人们也就在心里骂几句算了。最不该的，是三婶居然闹起离婚，公开声言要嫁给政治队长！
　　 “我就是要嫁他！他有情有义，知冷知热，就是比你们没心没肺的老李家人强！”当着许多人的面，三婶一字一句地说出这些能砸昏人的话。
　　 当三叔拎着镰刀去找政治队长算账时，人家的门已上了锁。三天以后，政治队长的房子已换了新主人。
　　 据说，政治队长去了北大荒，接任者是比他年轻的李二豪横 。
　　 ……
　　 不管三婶名声咋样，景山毕竟娶上了媳妇。喝着喜酒，看着忙里忙外的三婶，我想，这回，三婶的好日子总算来了吧？
　　 景山姥姥的话并没有实现。景山从十几岁起就从小伙伴嘴里得到过许多外号，什么“破鞋崽子”、“王八羔子”等。当他得知这一切都来源于三婶的名声后，他对三婶的不满就与日俱增。几次订婚的失败，更让他迁怒于自己的母亲。有一段时间，他天天想着要去长春打工，目的只有一个——离开给自己带来耻辱的母亲。有一次吃饭时，说起订婚的事，景山一摔筷子，朝三婶吼道：“都是你！”三婶就放下碗，悄悄躲到仓房里抹眼泪。
　　 景山结婚后，他的不满很快传染给了妻子。景山媳妇发现公婆居然分开睡时，那嘴角就常挂着鄙视了。也难怪，亲生儿子都瞧不起的人，媳妇会尊重他吗？
　　 三婶很快明白了原因。当儿媳妇借口身体不舒服不去做饭时，她就默默地做好了一切。从此，她仍如从前一样屋里屋外地忙活，而且活儿有所增加了——给儿媳妇擦衣柜。
　　 也许希望真的都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三婶的心又一天天冷下来。先是那个男人在监狱里得了肾炎，出狱后转成尿毒症。据说那个人死前还一直喊着三婶的名字。知道这些，三婶的头发白了许多。后来是政治队长领着老婆回来上坟。政治队长在北边发了，说是有几十垧地，还有联合收割机，光雇工就有十多个。他那个老婆，很年轻的，带着大耳环，让三婶自惭形秽。
　　 有一年春节回家，我居然听说三婶正迷信什么功。那时，全国上下一片声讨，有关人员都要去派出所登记。派出所民警找到三婶时，她开了门就跑，没想到给门坎绊倒了，当时折了右腿。
　　 我去看她时，见她拄着枴杖。三叔见我问起三婶的腿，就气恨恨地说：“那都是她自个儿作的！”
　　 三婶眼一翻，谁也不瞅。
　　 三叔就指着三婶，唾沫星子飞溅：
　　 “想要我出钱给你看腿，没门儿!那钢钉你就带进棺材去吧！你个臭女人，这辈子，可算让你给我坑苦了！”
　　 三婶就下地，拄着枴杖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没有及时取出钢钉，三婶的右腿股骨头已经坏死。她的腿，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夕阳西下，日渐苍老的三婶拄着枴，拎着桶去倒脏水，晚风拂动着她鬓边的白发，凄楚而苍凉。
　　 我站在墙外，看着风中的三婶，想，人啊，你怎会有如此迥异的命运！那已经逝去的一万多个白天，有几天是春光明媚的？那同样逝去的一万多个夜晚，有几个是月光柔和的？这痛苦的白天和夜晚，蛇蝎一样吸干了三婶的青春和热情，毒藤一样缠住了三婶的躯体和灵魂，唉，我的可怜的三婶吆！假如她一开始就幸福嫁地给了那个男人呢？假如她婚后遇到知疼知热的三叔呢？假如她果断地跟那个男人远走高飞呢？假如她离婚成功嫁给了政治队长呢？假如……
　　 可惜时光无法倒流，历史也无法假设，即使可以倒流，她就能避免这一切不幸吗？
　　 妈戴上二妹织的帽子，伸手捅一下爹，说：“行了，今天就商量到这儿吧，儿子回来了，咱回家杀鸡去。”又对三叔和景山说：“咋也得让外人瞅着像回事儿，别整地让人家笑话。”
　　 回家后，我问妈：“三婶儿啥时候开始信教了？”妈一撇嘴：“八月节以前就信上了。前趟街吴二子没花钱领回个媳妇，两口子都信教。一回咱屯子呀，就东家进西家出，不分白天黑夜地传教啊！别人一般不听他们瞎白话，到你三婶儿这儿，可下有个人听她倒苦水了，不几天就信得昏天暗地了。他们聚会有固定时间，一到聚会儿的点儿，你三婶儿撂下活儿就走。你可说啊，她那脾气真就好了呢，谁说啥破话儿都不急，说是‘主’不让人急，真是怪事！山子媳妇老不乐意了，一心张罗分家，我劝了几回也不好使；懒得管吧，他们却一个劲儿找你，这一出一出的，都让人笑话掉大牙了。”
　　 “那还真让三叔三婶儿分开过呀？”
　　 哪能呢！大半辈子都这么过来了，到老了还能再给分开？我寻思要都有个回心转意那一天，谁看着不好？唉！要说这俩人啊，也怪可怜的，那一宿儿一宿儿的，咋熬了呢？你瞅瞅，都不如咱家房檐的‘老家贼’（麻雀），人家一双儿一对儿的，同进同出，多让人眼热！”
　　 “那三婶儿腿上的钢钉真就不取出来了？”
　　 “钱搁哪呢？你三叔别说没钱，就是有钱，就他那个蔫巴犟种样儿，能不能出一分？山子媳妇倒有俩钱儿，还准备分家买房子呢，一个子儿都别想拿出来。唉！挺着吧，吴二子说信教就能好了。我就笨寻思，要是信教儿能治百病，医院还不得黄了？”
　　 我不禁叹口气。
　　 回学校不几天，我往家打电话，妈告诉我，三叔家就算暂时分了：景山买了葛家的大瓦房，定在小年儿前搬家。对于分家，三婶儿什么表示都没有，只管起身去祈祷。三叔和三婶儿还要在旧房子里住下去。他们已互相坚韧地折磨了三十年，谁知还要再折磨多少年呢？我不禁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场景：三婶儿的屋，灰暗的北墙，墙上正中贴着基督教的标志——白底红字的“十”字。三婶放下拐杖，匍匐在地，祈祷之后，起身捋捋灰白的头发，抓过拐杖，艰难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身后，是三叔眯起的仇视的眼睛；身前，是扑面而来的纷纷扬扬的雪花。洁白的雪花铺天盖地，恰似一张巨网，一会儿就将三婶儿覆盖了，可我分明听见了三婶儿的歌声，那是赞美诗的节奏，安静而祥和。 三婶儿独自走在自己的世界里，像蚕一样，吐丝，结网，成蛹，将自己坚忍地包裹起来。所不同的是，蚕可以化蛹成蝶，羽化重生，三婶儿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