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陈寅恪关于大师的界定，即学术实践能够继往开来，尤其善于创新，非但开拓学术新领域，而且指明学术的发展方向与方法，都是“大师”概念的题中应有之意。但他以为大师的事业“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则未免陈义过高，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社会政治环境。即如他说话的年代，自称孙中山信徒的蒋介石，已再用“军政”实现所谓“训政”，以致陈寅恪要籍纪念王国维之死，呼喊学者必须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过二十年，他重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自己的追求，必须“以生死争之”，更说明他所说大师著作可以转移时代风气，在中国尚止于理想，迹近浪漫主义，最终被“文革”的冷酷现实所破碎。但理想的破碎不等于界定的错误。）
　　 理念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理念必定高于现实。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一向让人感觉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人们还是津津乐道，甚至真的就朝着这个方向去不懈的努力，正是在人们的心中都明了这一规律，所以，即使有些想法是达不到的，却依然坚持拥有。有总比没有强。有了理想总是一种盼头，一种希望，没有希望，活下去的意义变得毫无趣味，那种生活的劲头也便无以为继。有些人对宗教不以为然，但又很难想象没有宗教的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理想境界的树立，就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救赎，一种释然，一种解脱，最终使内心达到一种平衡，将活着的时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对于大师境界的追求，也是学者本身追求升华的一个要求。大师的界定也近乎于学术界的“理想国”之界定，高度是必须有的。为民族盛衰、为文化兴废，为“独立之精神，为自由之思想”，是真大师应有的作为，也是我们敬仰真大师的可敬之处，陈寅恪正是以亲身实践来为大师的界定做住脚，以身作则的风范就是真大师的品行。
　　
　　 现代大师的个性
　　
　　 （主要活动时间都在上个世纪的大师们，多数人经历过由帝国，民国到共和国的时代巨变。他们都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他们都了解仍在中国活着的文化传统，多半都曾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相关度。他们未必赞同颠覆现状，却无不认同现状需要改革，乃至提倡社会政治改革。他们大多数人还有一个共同的遭际，就是生前被曲解被毁谤被诬陷，却总是恪守自己的理念，即使置身炼狱，也不放弃期盼中国现代化的追求。）
　　 可幸的是，我们还曾经拥有过大师，他们集体向我们后来者展示了作为文化人应有的风骨，用他们自身艰难坎坷的境遇下依然不忘自己的理念、中国现代化的追求之精神，为后人做出了典范。这是中国真正的脊梁，是最应该受到人们尊敬的人。
　　 大师当然是与众不同的，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精粹。对于现状的不满，一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反应，但大多数人都是持简单极端的想法，那就是暴力推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实在不是一种好的方法，也正证明人类还是处在一个低级阶段，相互杀戮如果持续成为解决人们日常争端的办法，那么人类就离真正的“人”的社会还是太远，也就是说人离文明还很远，它的直接表现就是，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要伴随千百万的人头落地，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人类的进步人类的文明所想看到的。而每一次发动这些变革的，都不是真正的文化人所为，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我们人类今天的文明还是处在一个简单粗暴，暴力占据主力解决一切的“初级阶段”，人类又是多么希望真正的大师更多的涌现，用真正智慧的力量文明的力量解决人类自身的苦难。
　　 （近三百年的中国史表明，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并非经济落后，而是明清以来的政治陈腐。据说清代的“康乾盛世”是传统中国的顶峰，至今仍有自诩“大师”者，指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是大错，宣称“告别革命”。清末官场甚嚣尘上的“开明专制论”，所谓“与上言仁政，与下言服从”，也被当做百年来“训政”在中国不绝如缕的实际理论核心。）
　　 中国自身没有发展出现代化，原因很多。其中政治体制的陈腐肯定难辞其咎，尤其是支持它的统治的理论体系更是罪魁祸首。自古以来都有一大批文化人与统治者之间达成一种默契，文化人为统治者造势，统治者赐文化人杯羹。帝王的独裁专制欲望，造就了一些“大师”的理念与思想，反过来，这些“大师”们则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为专制摇旗呐喊，自己是受害人，又充当害人的急先锋。这也是真假大师的区别，是真假大师对社会反馈的效果的直接表现。进一步厘清真假大师的面目，对社会的进步，对文明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让那些假的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以儆效尤，让后来者明鉴，三思而后行。
　　 （众所周知，十四世纪以后，中国的专制主义，愈来愈以权力独裁为表征。无论帝国还是民国，元首称皇帝，总统，主席还是别的什么。唯有一人可称“今圣”。等而下之，官府无论大小，总是所谓一把手控制实权。章太炎在清末曾说中国人人都有皇帝思想，于实相虽不中，也不远。）
　　 再一次说明，一些在历史上像流星一样划过的“假大师”，它的危害是多么的大，他们造就了统治者的神话，打造出统治者的盛大气象，以至于，但凡有些想法的人都在内心深处有一股蠢蠢欲动的欲望，因为最高层的诱惑实在大，诱导着许多人在所不惜、死而后已。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战争频发的主因，以己之私利，换天下人之奔命。可叹的是，最终统治者及那些御用的“大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身的穷奢极欲必招致更大的嫉恨与艳羡，于是就被频繁的被更替，也是历史的必然。
　　 （权力至上必定导致所谓新权威主义主宰政坛，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都认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在民国初年，孙中山说是反袁世凯战争失败，是由于革命党人都不听他的话，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程度太低，必须在武装夺权后实行“训政”，用他的孙文学说狠狠教训百姓若干年，然后赏给他们一部宪法，实行“宪政”。蒋介石上台便照计而行，效应就是“训政”数年，训出了日本侵占半个中国，也训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后的红色政权。等到蒋介石被毛泽东打败，想到以“宪政”救命，但被钦定国民大会选成总统不过一年余年，便滚到台湾再度“训政”去了。）
　　 只要是专制，谁能逃过最终被淘汰的命运。历史证明，即使是封建社会，被后人赞为盛世的时代或者朝代伊始，也都是较为开明的时期，集贤广义、群策群力，正是淡淡的民主发挥了真正的力量，一旦绝对的独裁，那就绝对的灭亡，毫无例外。独裁是有成就感，唯我独尊的尊严，但真正实行起来也是代价极大，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危险的，弄不好，最易翻船，国民党最后明白了，也晚了。
　　 （毛泽东反蒋曾受众多民主人士的拥护，只是不久便对这班人士和知识分子好对他的决策说三道四，感到不耐烦，由肃反，思想改造到批二胡（胡适，胡风），再以百家争鸣“钓鱼”，接着就是那场把55万高中级知识分子打成阶级敌人的“反右斗争”。由“文革”史表明，毛泽东至死仍在坚持“训政”。他去世后，情形有改变，众多已故或在世的大师，被平反昭雪。）
　　 所谓出师要有名嘛，蒋介石的独裁招来了民怨沸腾，毛泽东起而反之自然顺乎民意，受到民主人士的拥护。只是，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具有民主思想的领导人，个别大师是有的，但毛泽东不是大师，是巨人，是一个综合体的巨人，他整合了诸多方面的因素，成就了一个神话，一个成功者的神话，但不是民主的最终胜利，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赐，固然，民主最终会赢得胜利，但在此之前的历史还是必然要走一段坡路，还不得不放缓一下脚步，等待大多数人都能跟的上，一同前进。这之间就有多少人必定为此做出牺牲，是悲剧，更是无奈，即使是大师也逃不过此劫，奈何？
　　 （据我的了解，虽有个别学者以“应帝王”为己任，但大半都认同人类社会应有普世价值。因此他们无不是坚定的爱国者，中华文化的捍卫者，而罕有人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都在各自的领域，为促使中国超越现状而走向世界前列，尽心尽力。）
　　 败类总是少数的，历史在向前还是靠着真正有良知的人支撑着。真假大师的界定，一个主要部分就是看其是否是真爱国还是假公济私。真大师的境界一定是超越了自身的，否则也不能被称作是大师，他的情怀一定是关注整个社会的，关注整体人类的。这样的人是有的，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上天赐给人类的保护神，人类最终的安危还是系于这些有普世价值的捍卫者，是他们最终引导人们走出黑暗，并与黑暗做最坚决的斗争。我们必须尊敬那些真正的大师，因为他们承载了我们所不能承载的东西。
　　
　　 （二）
　　
　　 陈寅恪对大师的界定，我以为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最权威的。大师首先是心怀天下的，是关乎民族兴旺的，这一点尤其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时真是要不得的，对于影响一大片、前后若干年的大师来讲，尤为不行，若如此，也就不能叫大师了，十足书呆子一个，读圣贤书，也是将书读死的表现。大师必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人，垂范天下，救民水火，是为天下先。其后才是学术的继往开来，开拓创新，打出一片新天地，当然，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不像现在有些自吹为大师的，抱着前人的脚吃饭，不思进取，只顾自身的名利，拉下脸于不顾，丢人现眼，实在是辱没了大师一词。看看真正的大师的表现，以身实践的气魄，或许会让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会有所裨益。
　　 大师的实例
　　
　　 （例如马相伯、蔡元培和陈寅恪三位。他们的信仰和追求，理念和学说，自我定位和社会评价，都有很大差异，却都是盖棺可以论定的大师。）
　　 （马相伯即马良马建常，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信仰上与满清到民国历届政府不断强调的尊孔读经，格格不入。但他是现代教育的实践家，震旦、复旦、辅仁三所名校的创办者。他在清末就提倡的“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不仅为张之洞激赏，还在民初成为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理念。他在教会内部反对梵蒂冈任命的洋主教剥夺华人自主传教的谬论，但在民初又坚持反对康有为、陈焕章要以孔教为国教的言行。正是他坚持信仰自由、教育自主以及对于袁世凯、蒋介石的文化专制都挺身批判，才使他得到举国敬重的百岁哀荣。）
　　 马先生之名气和蔡元培、陈寅恪相比，可能就显小，知道的人略微少一点，但这是后人的角度，其人在其时可谓大名鼎鼎。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这些民国年间的巨人都是他的学生，就可见其不同寻常之一斑。其精神也足可谓光耀千秋，了解的越多，你越会对其尊敬有加，越觉得称其为大师也是实至名归。
　　 生于1840年的马先生，注定了一生要和百年中国共患难，同呼吸。在他还很年轻时，就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材之道，尤宜以治立学堂为是。”于是，发惊人之举，叫“毁家兴学”，把自己所有的家当、财产都交给教会代管，作为创立“中西大学堂”的基金。这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胸怀，何等的爱国之心？天地可鉴。随即多方努力，创办震旦大学，组建复旦大学，成立辅仁大学这些名震中华的学校，这些大学为中华培养了多少精英、多少有用之才？恐怕用数字已经是无法统计的。难得的是，先生是一生都在为教育出力，捐钱捐物，捐得最后自己的生活都发生了困难。他的儿子半途离世，大家凑钱助他的孙子上学，他依然悄悄地将这笔钱捐给学校。抗战爆发，他更是倾其所有助力抗战，时年已经是九十几高龄，不辞辛劳，四处演讲，为抗战呐喊。百岁大寿，更是将其所收寿仪全部捐出，资助伤兵。而他最后却客死异国，几十年后才魂归故里。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就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于右任先生题的挽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先生自己讲：我是一只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拳拳爱国心，悠悠赤子情，先贤如此，后人如何?
　　 （蔡元培已清末进士并点翰林，却成为民间办学的楷模，同盟会前身之一光复会的创始人。辛亥革命伊始，他就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立下的不朽业绩，便是废止全国学校的尊孔读经。后来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恪守“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理念，将官僚养成所的北京大学，转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后他宦海浮沉，也曾列名国民党右派的“清共”提案。但他随即赞成宋庆龄发起的保卫民主大同盟，并在国民政府体制内，创办大学院、中央研究院，力求给教科文诸领域的学者，开拓自由研究而激励创新的生态园地，证明他确实无愧于教育现代化的大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