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的大名，用“威名远播”一点都不过分。看起来这个词好像有点炫耀武功的意思，其实是说他的影响一点也不比那些开疆拓土的武士小，在文化领域，他的开拓、创新，打造的新文化运动的局面，以及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远，其意义，可谓巨大。三点功绩足可以使他功盖帝王。一，自蔡先生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把一所旧大学改造成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大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而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陈寅恪则以纯学者而名垂青。他于清末明初在日本欧美长期留学。他不在乎学位，却在乎追求新知，因而成为在瑞士听过列宁演讲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对古今语言文字掌握多达十七八种，他对中西社会历史的认知，在同辈中几乎无人能及，以致他没有学位没有论著，被新成立的清华研究院聘为导师，而经他指导或听讲的研究生，以后多半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并终身以曾列名陈氏门墙为荣。陈寅恪的历史论著不算多，但大都成为文史研究新门类的开山名作。然而作为文史大师，他留下的最大遗训，莫过于作为学者，必须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到做到。曾拒绝蒋介石的拉拢，不像冯友兰、顾颉刚那样热衷于跻身“国师公”。也曾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明知那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名，却坚持如果就任，所内研究不可跟着意识形态转悠。他在解放初拒赴海外，甚至拒赴香港，证明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恪守学者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也使他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位国宝级大师，竟没逃脱左祸，“文革”开始，年已八旬，仍被红卫兵恶斗致死。）
　　 对于一个“五百年才出一位的历史教授”，必定有他的过人之处。陈大师留学十几载，掌握十几门语言，而且很多都是那些已经近乎绝迹的只有古书上有记载的语言，一个人必其一生能掌握一门已经很值得赞誉了，而他居然掌握了很多门。他却又不重名利，只在朴实好学，留学多年竟未有一个学位。然而，学问是没有假的，他的锋芒也是盖不住的，年纪轻轻就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他共事的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都是声震屋宇的人物。陈大师并未以此骄傲自豪，这是公众对大师的认可，是真理战胜一切的表现。大师的成就多在纯学术领域，一般人难望项背，就是学术领域也鲜有人能与其比肩，在这个领域他是绝对的大师。可贵的是，大师在精神领域也做出了巨人般的楷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唱响了所有学人应有之精神的赞歌，而且毕生为之实践，不畏强权，不惧艰难，为当世及后来人展现了真大师之铮铮铁骨、灿若金玉的人品。
　　 然而，这一切顶天立地的辉煌，一定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这又是人类发展的悲怆所在，凡是真理的获得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人类每往前走一步，都是踏着多少先驱的肉体走过，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托起文明的脚步。这个被蒋介石誉为“国宝”的人，也是因了“国宝”而受尽磨难。解放之前，蒋介石说国宝不能留在大陆，非要将陈接到台湾礼遇，而陈坚辞不受。又耿直地恪守学者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在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居然公开宣讲不受马列之影响，不做马列之研究，是不是有点“不识时务”？而我以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可贵之处，是中国的真正脊梁。几千年来，更替了多少朝代，轮换了多少强权？有多少强盗逻辑粉墨登场？但都没有长久的，而中华文明五千年不倒，靠的是什么？正是像陈寅恪这样的人用铮铮铁骨、不畏强权敢为天下言的气概撑起了这片天。可惜又可叹，身为上帝之子的耶稣依然要受尽人间的磨难，用死才能拯救人类的灵魂。多少像陈寅恪这样天地之间至诚至爱的人，却每每要受尽磨难，向世人展示文明的曙光。多少次当想到陈大师晚年凄惨的境遇及死时的悲惨，就禁不住鼻酸眼热，内心难以平静。
　　 “文革”期间，陈寅恪住在中山大学的校园内。其时，人已经是靠边站了，背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蜷缩在自家的小床上，听“革命派”对它的整日批判，因为双眼已经失明，他也只有听的份了，想看一看曾经如饥似渴聆听他的教导，如今争先恐后批判他的学子们痴迷的面孔已经不能够，他已经完全被孤立，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到心理。他所在的南区一号楼被整体的用大字报所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在整个校园里显得是那样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从楼外贴到室内、门脸，衣柜、床头，凡是能够贴的地方都贴上，甚至连陈寅恪的衣服上都被大字报盖满，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哀怨地说，“人还没死，已经开吊了”。“革命者”为了更彻底地解决问题，对陈家进行了疯狂的抄家和劫掠，撵走了护理陈的医护人员，冻结了陈的所有存款，陈寅恪已经是近八十的老者，每日只能喝稀粥以维持奄奄一息的生命了，弄得依然无以为继，其悲惨情状可以想见。斗争还在不断升级，最灭绝人性的方法被这些“革命者”层出不穷地想了出来，为了达到“终极目的”彻底改造之，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竟将大分贝的高音喇叭架在陈的房前屋后，窗楣之上，不停的狂嚣，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声。双目失明，严重失眠又有心脏病的陈，每日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如此，“革命者”还不觉解恨，近乎丧心病狂的将高音喇叭绑在陈头前的床头上，彻夜狂吼，似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多时，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在极度悲惨中死去，五百年才出的一个教授就这样在惨绝人寰的斗争中含冤而走。我常想，那些当年斗了大师的学子们，在其一生当中有没有忏悔过，有没有为令人发指的暴行悔过罪，更有一大批那些年充当了暴力的急先锋，会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罪行吗？反正，我是很少看到谁向过去道过歉，那些做了很多恶的人，实际上就是帮凶，运动结束了，把罪过归到几个人身上当然有历史的大局的考虑，但个人却没有真正的忏悔，这是很可怕的，也是中华文明继续发展的一块绊脚石。时至今日，一有风吹草动，便有人现出暴力、左的倾向，就是这个病根留下的遗患。一个民族怎样对待这个民族的杰出人物，就很能说明这个民族的特性，民族是否有希望就取决于对待杰出人物的态度，如果自掘坟墓，自挖墙角，自折手臂，那谁也救不了你，个人如此，民族亦是。
　　 连蒋介石听到陈寅恪死亡的消息时，水杯都摔掉了，流泪说“惨无人道”。我们还有谁能对大师无动于衷呢？
　　 一场运动在某一时空里发生，不只是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凑效的，它一定拥有广泛的基础，有什么样的土壤，才会适合什么样的植物生长，才会最终结出什么样的果。二战期间，法西斯的猖狂，也是其国家大众的狂热所导致，并不是几个纳粹党人就能所向披靡的，也并不是谁拿着枪逼他们上战场的，自身的狂热，暴力倾向是根本，加上外界的扇风，导致了大规模的灾难。所以，每个人都因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犯下错误就应该自责，忏悔，那样才会从根子里去掉恶的渊薮，也不至于遗传，贻害后人，也为后人做出榜样，根本上杜绝悲剧再次发生的缘由。这一点德国人做得非常好，因而，他们也就很快又重新站了起来，受到世界的尊敬。中国人经历了那么大的一场劫难，只有痛苦的叙述、追忆，鲜有刻骨铭心的悔恨、忏悔，是很有问题的，这也是我在此重重一笔的原因，因为我实在不敢想象大师最后岁月的惨象，希望那只是绝无仅有的事，今后再不会发生，故而，再一次深深的缅怀大师，希望以此为界。
　　
　　 真大师的群体意义
　　
　　 （大师中的悲剧人物，常常体现坚持真理或者恪守真知，反而被指斥为悖时逆说乃至心怀叵测。郭沫若对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的政治批判，便是显例。）
　　 大师看来是注定悲剧的。因为大师某种程度上就是真理的代言人，而真理在一定时刻就是不受权力的喜欢，权力与真理是矛盾的。权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人类文明还不够发达时，权力有时就会迅速成为暴力，而挟制暴力，靠以暴制暴的方式，已经被历史证明，越来越不被人们所接受，真理却是唯一能够长久制衡暴力的利器。就像事物必定有它的阴阳两面一样，一方必有一面被克制，否则，必定走向极端。权力始终就必得真理来制约，表面上看，两者之间是不对称的，真理都是以苦难的历程来面世的，但却都无一例外的笑到了最后。权力是一时的，真理是长久的，只是各自的周期不一致，显得真理总是与苦难为亲兄弟，但最终胜利的一定是真理，那些逞一时之威，欺名盗世之人很快就会被历史所唾弃。
　　 真大师，就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揭示事情真相的人，是公正的化身。而权力的本质本身就具有阴谋的性质，野蛮、自私，两者是相互斗争的关系。所以说以坚持真理或者恪守真知为己任的大师，那就是不被权力所容的，也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但好在历史最终是公平的，是大师都是照耀千古，被后人所敬仰的。
　　 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的晚年都不是如意的，甚至有的大师一生都是苦难的，但人却永远记住了他们，永久的享受人们在心间的祭祀。有的人充当权力的打手，助纣为虐的急先锋，倒是很快就被人所遗忘了，被整的人没有倒下，倒是形象越来越高。整人的人却早早的倒下了，遭人唾弃，遗臭万年。
　　 人和人的价值取向不一样，有的人贪图富贵，一时之乐；有的人则是以天下为己任，以苍生为性命。贪图富贵的人，付出的是灵魂；追求真理的，得到的是精神。看似各得其所，互不相干，没有高下，实则不然。前者是利己损人的，后者专是利人的。损人的最终害了自己及子孙；利人的却最大的成就了自己。孔子，就是这一价值取向立断高下的最好例证。两千年来，还有谁的价值大过孔子，还有谁的子孙受泽于先人有胜过孔子的？而孔子就是毕生都在为别人奋斗的人，大的付出，得到了大的回报。有的人，遗臭万年不说，殃及子孙，多少代都抬不起头来，秦桧即是。如若地下有知，这些人还会有当初的选择吗？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警示后人才是文化的必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价值，很重要，有一点一定是必须的，那就是，眼光必定要长远。
　　 （于是，略说在新世纪的开端，向观众更其是青少年学生介绍教科文卫诸领域大师的必要，似乎不算辞费。）
　　 那必要，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五点。
　　 第一，中国人决不缺乏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非但在科学技术领域，众多大师堪称本专业的第一流专家，其成就往往前无古人，也置身于世界前列。即如深受权力疑忌干扰的人文社会学科，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做治学准则的，也所在多有，代不乏人。除王国维、陈寅恪外，费孝通的社会人类学、周予同的中国经学史、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等，都是前现代没有的或仅见雏形的新学科。）
　　 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不缺大师的。中华文明的传承是靠智慧得以延续的，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没有相当卓越的的智慧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我们的历史当中出现过无数的大师，而且代有传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不断的创新和开拓，引领者中华文明不断的前进。那些盲目的否定中华文明，认为西方什么都比中国强的论调，是缺乏历史的认知的。
　　 问题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虽然今昔不同，却未必有利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创新。毛泽东提倡“革命的实用主义”，晚年更要对自然科学家划阶级，因而理论的自然科学难以昌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诸学科只能变成当前政策的注脚，而文史哲研究更时时要提防棍棒。这样的威胁没有消失，而“见利忘义”又以弥漫教科文卫的每个行业。人们追根溯源，归因于中世纪式的权力机制，并未跟着“文革”而被彻底否定。百年来大师多悲剧人物，岂非明证。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只是治学的准则，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做一切事，人们所应拥有的必要环境。环境造物，没有一定的条件允许，万物皆不成。放到人文领域，这样的环境要素的要求显得格外重要。近十年来，从毛泽东开始提倡“革命的实用主义”，一切的科学研究都要先以政治斗争的需要为前提，什么都是为政治而服务。这样就严重违背了科学研究自身所应有的规律及环境要求，被人为的划定在一定的框框内难以逾越。甚至，科学本身的研究如果不能被政治所利用，那么，正确的科学结论也是要被否定的，研究科学的本人也要被打倒。这一类型的典型案例，就是“人口论”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