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重视对学生初入门时的引导。“初学者宁可少读书，或者等书读，也不能读类似三家村中的书。这是因为沾了村夫俗子之气后，再脱胎换骨便难了，所谓璞玉可以雕琢。记得有一个春天的傍晚，我在院中借助微凉的晚风读《古文观止》，在那个对古代文化进行“革命”的年代，能找到这样的书并非易事。但李先生发现后，却不以为然，他断然斥之为“村书”，认为不值得读。他后来开了一篇书单给我，有《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这非但乃是要想种株好树首先必须尽量使那根子要正的讲究，也是古代学术有其门派特色的原因之一。
　　 我以文学为追求，是从二十岁那年开始，至今已经延续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前八年主要是学习诗、词、散文，进入佛学，中七年主要是写小说，后八年是涉入道学，及于儒学，文、史、哲并举，从而推崇儒学。如果我在起初，能够遇到李诚先生这样的明师，我至少可以少走十多年的弯路！因为，源远流长的儒学，讲究大成精神，是道统、政统、学统（学术思想体系与传承方式）的一贯。
　　 道统，是以上古之道为继承，以弘道为务的传统。政统，是以内圣外王（先王之道）的德政理念，以治世为本的传统。学统，是以立己立人的学术体系沿用于继承的传统，包括对治学方式的不断优化。该让学生如何植正根子，做哪些入门功课，这一套教学办法，是在学统之中的。宋、明以降的儒学，在政统上有所抛残，但各个学派的道统、学统，乃是更为明晰，尤其对学统的完善。顺着学统的治学之道进行学习，既无弯路，并能避开邪俗。
　　 李诚先生将《古文观止》断然斥之为“村书”，开了他认为值得读的书单：《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这是为何？答案很简单，俗雅之异。《古文观止》是由清康熙年间并无多大才名的吴楚材、吴调侯编选，所收录的历代各种文章，较为驳杂，偏于通俗。《昭明文选》是古代第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著名学者，梁武帝长子萧统主编，以“能文”为选录标准。《古文辞类纂》是姚鼐编选，以唐宋八大家之文为主。《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编选，深具文道结合的学术底蕴。
　　 世间人事，与学问一样，有着雅俗之分。且先以一把尺子为比方吧，雅是尺子左半的五寸，俗是右半的五寸。这把尺子端平雅俗，是要从正中切入。切入之后，若是偏向于俗，就会滑向俗的极端，偏向于雅，则会滑向雅的极端。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
　　 孔子说：向着差异于中的或左或右的一端进行专攻，是一种害己害人的偏执。
　　 似乎，偏于雅或偏于俗，都会导致异端，皆不应该。然而，一把尺子，雅俗虽可各分五寸，但将雅、俗极致地表现透顶的，只是它的极端和离极端半寸至一寸的部份，不攻乎异端的可盘桓之空间乃是中间的七八寸之地。
　　 雅俗之分，并非仅仅平面摊开，平面只是最初最浅的认识。现实中的雅俗，是立体的。要把尺子竖起来，上五寸是雅，下五寸是俗，切入点也是尺子的正中，偏俗是向下落，偏雅是往上升。低俗的极端是使人沉陷在深谷般的谷底，高雅的极端是让人处于高峰的顶巅。追求生命之升华的人，就得向往高雅进行学习。
　　 在上升或下落的过程中，平面的尺度所衡量的便不是自身进行的雅或俗，而是在雅或俗中的以己为中心的向与背，若以偏左为背，则以偏右为向。雅、俗两条路途，都有顺、逆。面临与己顺、逆之两端，要居中以正直，不宜偏斜，更不要攻乎异端。“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指的就是能够居中不偏地逐渐高雅。
　　 真正的雅，并非表现为清高，而是能大能化，大是对俗的包容，化是对俗的提炼。相对而言，俗亦非只是表现为低级的哗众式的模仿，而是在于肤浅、无深度。故雅者能混迹于俗众之中，而俗者与雅者直面相对就会显得粗陋。一旦离开了能大能化，雅便流于形式主义。形者，名也，形式主义的雅，就会成为有名无实的“学者”！故雅俗之分，必须究其实际。
　　 在《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相继问世之后，《古文观止》是一般学馆的教材，《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是桐城派和湘乡派学馆的教材，这种民国之前文言文教育的俗雅之异，甚为微观，必须细加比较，是老学究方才识得的道道，经过民国时期对白话文教育的普及，已经几乎见不出分寸了的，却能被李诚先生泾渭分明地判别开。因此，“初学者宁可少读书，或者等书读，也不能读类似三家村中的书”，并非对“三家村”的贬斥，是指不宜用来教育学生。因为，“发乎其上，得乎其中；发乎其中，得乎其下；发乎其下，便什么也没有了”。教育学生，必须注意的是，初涉学问之人有着无知的惯性力阻碍他的学习，在勉励他上进之时他会被这股堕力弄得只能收取一半效果。
　　 “三家村”，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了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三家村札记》，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轮流写稿。《札记》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作者署名则是“吴南星”（吴晗的“吴”，邓拓笔名马南邨的“南”，廖沫沙笔名繁星的“星”）。一九六六年，介绍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方面的历史知识，以针砭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启迪性，深受读者欢迎的《三家村札记》以及邓拓的《燕山夜话》遭到批判，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三家村”被定为“反党集团”。接着，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导致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以及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之中含恨而死。
　　 文化大革命，乃是绝对化的“攻乎异端”。将不利于某种意图的东西统统斥为异端，以极端的手段进行攻伐、诛灭。连有点针砭意义和启迪性的文章，也会遭到攻伐。因此，十年文革之害，有史以来，举世罕匹。
　　 在二十年前，我曾特地找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看来看去看了几遍，都看不出有啥“毒草”，弄得非常纳闷。文革竟只过了十几年，其所革之物就已完全平反，以至于犹如无痕和令人不解，为何很平常的闲杂文章会受残酷的封杀！
　　 在“三家村”被打倒，“四旧”和“封、资、修”书籍被查封的年代里，还能坚持以《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书教导学生，这是极其可贵的。当然，李诚先生之所以能够坚持桐城派的治学之道，主要因为他一向低调，安贫乐道，孜孜不怠，慎自守己，淡泊宁静，“总是专心致志地研读，从不见他为外界的风云变化而动容”，倒是颇为与世无关似的“赋闲”于家，诗书口授，以课学生。在授课时，不顾“革命”、异端之忌，无所隐曲，成为去世之后深受学生记念的明师。
　　 李诚先生对《楞严经》、《大乘起性论》等佛学经典的不甚了了，我认为，那是因为他入了儒学，对待学问，基于必求甚解的态度，而佛学经典乃是夹杂大量术语并混合译音、译义的唐代白话文。面对一个具有多种混杂的文本，就会犹如落入迷宫。印度哲学产生于一年只有雨、暑、凉三季的热带地域，传入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域，又在翻译时经过汉化，实在是难究真义！况且，汉传佛教所谓的“大乘”，其实模仿于儒学的大成精神。
　　 “他有时也用胡适之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史事以解嘲，胡适之之所以始终未能写出这部书的下卷，是因为到中古时期回避不了对佛教的解析，李先生断定胡适之是被难住了”，这是李诚先生对胡适先生允于客观的平视。因为允于客观，“于词学方面，他只能体会出一些绝品的妙处，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词却不能做到细微的分辨，尤其是不会唱。他明确地说，我如果传授，则是误人子弟”，他在讲授了唐诗之后，不讲宋词。
　　 并非我不知就是我不美，亦非我无知就是我太丑。客观地正视自我，才会真实地成就自我。否则，就会自欺欺人，欺世盗名，犹如掩耳盗铃。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
　　 孔子说：我真的有知识了吗？其实，我并没有真正掌握知识！有一个形貌粗陋、没有知识的人过来向我求教，他是诚恳的。我就对他所提的问题向他了解所问的事物，然后，探究那事物的首尾与始终，从而作出详细的解说。
　　 任何事物，都有两端。事物的本身有首、尾，过程有始、终，立体有正、反，平面有左、右。要想认清事物，那就得竭其两端，去了解它的首尾、始终、正反、左右。详尽地明白了事物本身的首尾、过程的始终、立体的正反、平面的左右，才会懂得事物本身的体度，从而在体度之内应用事物。
　　 竭其两端，可以用中。中，就是事物体度的范围；不超出首尾、不脱离始终、不孤立正反、不倾向左右，在首跟尾、始与终、正及反、左和右的中间。中与两端，是共同存在而互相依存的；有中才会有左与右，唯有左那就没有中与右，唯有右则是没有中与左。因此，要以整体进行全面统一的照顾；一旦倾向于片面，就会孤立地走入极端从而绝对化。
　　 可以用中的前提，是对事物的竭其两端。事物的存在以及来龙去脉，反映于我们的思维，那就是事理；事理，就是知识。竭其两端，是对事理的探究、了解。这种探究、了解，必须客观，将思想不受其它影响地投入到探究的对象上，才会原原本本地接纳那些知识。
　　 客观地探究接纳知识，换而言之，就是不主观地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知识的无知。当然，这个无知，乃是无其知也，在面对新事物或新问题的时候要将自身已有的知识撇开。只有这样，才会做到在所面对的事物中叩其两端而竭。其实，知识的本体是世间的各种事物，我们乃是知识经验的载体。因此，有知，认为自己拥有了知识犹如知识的化身，是自我主观的假设。这也就是说，有知其实是我知，无知则是不我知。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跟《道德经》第七十章里所说的“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在语境上是可以互相承应的。在面对新事物或新问题的时候将已有的知识撇开，不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拥有了知识，无知从而达到不我知；这就是谦虚、虚心，是求知、学习和求道学道的正确态度。必以无知，方能求得其知。
　　 空空，有人认为是悾悾（诚恳）的通假。但在《论语》里，“空空”、“悾悾”二词是并存的，那就各具含义而非通假。因此，空空，是指没有知识的无知。空空如也，是指无知的模样。鄙夫的空空，以孔子之所见，那就是空空如；佛经里的如与真如也是一样，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如（如我们之所见），因我们只能看到世界的表象，而非世界的本质。
　　 “空空如也”这四个字的组合，其意义类似于“悾悾”一词。若以“空空”通“悾悾”，“空空如也”成为“悾悾如也”，这就不是“悾悾”了。而无知跟无知是有所不同的。无知，无其知也，这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有了知识将那些知识虚无掉。无知与无知的差异，跟“空空”与“悾悾”的差异是类同的。把已有的知识撇开，这跟没有知识，在状态上是一样的；“悾悾”与“空空如也”（就像是一无所知的样子），也是同样的状态。
　　
　　 看问题要全面，处理事情要根据客观事理的是非标准，做学问要全面通透。如果只在一个方面狠下功夫，只站在一方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是会产生危害的。因此，不可攻乎异端。对待人事及做学问，都要尽量虚心地叩其两端而用其中。
　　 如果，“鄙夫”就是对劳动人民的蔑视，请注意，孔子也是“无知”而“空空如也”的！如果，“不能读类似三家村中的书”就是倾向并认同文化大革命对三家村的批判，请注意，李诚先生还说《中国通史》也不宜看，岂不等于他否定了中国历史。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所撰写的孔子语录。《追忆李诚先生》一文，是以质实无饰的笔触，顺乎自然清正地记念作者的先师。如果，不顾文章的写作目的，妄加批判，那么，“革命”与异端就会横空出世！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