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暮春到初夏，青黄不接，是最饥饿的时光。我不知道母亲和弟弟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是听说饥饿，有不少人离开了人世。我是心急如焚，辗转不眠。刚巧，这时湖北省委号召省直干部回乡支援农业，我就糊里糊涂写了回乡支援农业报告——其实就是辞职回乡务农报告。当拿到户口粮食迁移证书时，我开始后悔了，上面写的不是大冶县委，而是大冶龙角山李德贤村。这意味着我从一个干部，变成了一个农民。
　　 好在给我多发了几个月粮票和两个月工资，回到家，母亲是既高兴，又忧虑。她知道我的人生，做出了一个错误选择，走的是下坡路，从省城滑到了谷底农村。
　　 回乡当了两个月农民，每天和村民一起上工干农活，一是累，二是工分不值钱，当时一天给我9个工分，三角钱不到。没有定量供应的商品粮，每年收获了，生产队先是交公粮，再是卖“余粮”，最后才是分口粮。一年分的口粮只够吃四个月的样子，其他的缺口只有靠自留地的收成，以及糠菜果腹了。母亲让我立即到龙角山附近找工作，于是我找到龙角山铜矿职工子弟小学，做了代课教师。除了担任四年级班主任，我主要是教音体美课，深受教师和学生喜爱。干了一个学期，眼看就要转正了，因为涉世不深，卷入了校长和教导主任之争的漩涡，受到不公正的批斗。愤而辞职回家，继续当农民。我刚刚当农民，对农活还不熟悉，还要上山砍柴，还要学着耕种自留地，一时感到非常辛苦。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村民嘲笑的目光和风言风语，说我是“犯了错误下放回乡的。”说我“读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于是，我决心离开农村，那想法太幼稚了，回到农村就像是跌落深渊，你是怎么也爬不出来的。我试图在龙角山铜矿找工作，都成泡影，我开始后悔从小学辞职回乡了。其实，那次批斗，只是小学校长敲打敲打我，不是真心赶我走。
　　 我记得，那年中秋节，按照惯例生产队放假一天，大家在家休息过节。我穿着皮鞋，在村祠堂门前和村民们聊天，突然母亲怒冲冲地来了，跳起脚，歇斯底里地大骂我：
　　 “你还配穿皮鞋？你不农不秀，一钱不值！”
　　 “家里吃的烧的，都没有了，死到临头，你还有空聊天？”
　　 “给我滚上山去砍柴去！”
　　 ……
　　 还骂些什么难听的话，我记不得了。我拿着冲担、砍刀，一个人昏昏沉沉上了山，想跳崖自杀，结果滑落岩石下，昏睡到下午，挣扎着起来，我不想死了。我想，别人能活，我也能活，我决心彻底改变自己，吃大苦，耐大劳，重新做人。我只身深入深山老林，砍了一大担柴，足有200多斤，挑下山。我要向母亲证明，我不是“不农不秀，一钱不值，”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天没有吃饭，仅喝了山泉水的我回到家，看到母亲在垂泪，我吐了几口黄水，一言不发就上床睡了……
　　 从此，我变成了只知发狠干活的哑巴……那时我只有17岁。母亲以她极其残酷的方式教育了我，让我一夜之间懂得了做人的责任和担当，做人的艰辛和毅力，使我彻底改变了人生观，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了吧！
　　 我很快学会了全部农活，自留地的庄稼绿油油的，菜园子里的白菜萝卜长势喜人。生产队的工分，从一天9个也加为10个。没有人敢在背后嘲笑我了。第一年的冬天，我发现被挖过的藕田深处藏着有藕，我冒着雨雪，用手指将三块藕田翻了个底朝天，挖了200多斤藕——十个指甲全部脱落，双脚冻伤……避免了一家人吃糠咽菜。第二年的冬天，我发现满山遍野的葛根可以制粉吃，带领全村村民挖葛根，顺利度过了饥荒，全村没有一人饿死。我还学习父亲留下的中药材书籍，上山采药，使得家庭初步脱贫……1963年春，村民选举我当村官——保管。这一切，都归功于母亲中秋节的严酷教育。
　　 母亲的严酷教育不仅仅是征对我一人，在我复学高中期间，她使用在众人面前痛骂儿子的办法，痛骂在家务农的弟弟。弟弟时年才不到15岁，受不了母亲的侮辱性的责骂，愤而离家出走，上了龙角山西南面的天台上，到罗汉寺出家为僧。母亲闻讯，请人上山，好说歹说，将弟弟劝回家。从此弟弟上了农业中学。
　　 母亲还有慈爱温情的一面。当我在数九寒冬的雨雪天，赤着脚，扛着一麻袋藕从藕田归来时，她坚持让我坐下，而她蹲在地上，用温水给我洗冻伤的双脚，它落泪了。然后坚持要给我洗双手，当看到我的一双肿得有些紫黑色的双手和粗大的十指尖指甲尽脱，裸露带着血丝的嫩肉的时候，她不禁失声痛哭……
　　 我发现采药的利润大，于是参加了副业队，每月给生产队上交8元钱就可记全额工分。因为草药少而珍贵，每次我上山采药都是单独行动，为了避人耳目，早上五点以前必须上山。母亲三、四点就起床，为我准备早餐。早餐一般是蒸红薯，上面再蒸一碗小咸鱼。吃红薯，就着咸鱼，就好像是“高山上放石头——直朝下滚”。我一个人就能吃完整整一鼎罐（大冶做饭的一种炊具）红薯。母亲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吃完。因为山高路远，中午我是不吃饭的，一直到天黑，我才从山上回家吃晚饭。在山上，口渴了，就找一处山泉水喝饱。这种生活我已经习以为常了。至于母亲和弟弟在家吃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可以肯定，他们是在喝稀的食物，省下粮食保证我吃饱。这份恩情，只有亲娘才能给予。我完全不记恨那年中秋节母亲跳起脚痛骂我的事情了。
　　 母亲是博学的。有段时间，我想自学中医，家里有大量父亲遗留的中医书籍，如《黄帝内经》【素问】、【灵枢】，张仲景的《伤寒论》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要学中医，必须先学古文。母亲指导我先从读背《古文观止》入手，教我学习查阅《康熙字典》。每逢雨雪天，当我在家读背《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时，母亲在一旁静静地听。我惊奇地发现，当我读错了字音，或背错了字句，母亲都能够给我纠正。母亲还建议我读背《唐诗三百首》，那书中的诗，她都能倒背如流。无疑，母亲是我学习古文和唐诗的启蒙老师。母亲还是教我书法的启蒙老师。
　　 母亲是睿智而有远见的。1963年初，当我厌倦当村官、想复学高中时，她毫不犹豫地支持我复学。于是我得以勤工俭学、到大冶一中复学高中。后来她又支持弟弟到棲儒桥农业中学（初中）读书。教育兴家，是她持家的根本思想理念。
　　 1963年，大哥、大嫂因感情不合而婚变，大哥将不到两岁的侄儿远奇送回家，母亲躬亲抚养，教养成人，期间的艰难辛苦可胜言哉！
　　 我复学高中近三年，虽说是勤工俭学、自食其力，假期打工、砍柴，寒假守校，但我毕竟不能支持母亲支撑家庭开支，光靠大哥每月寄回几十元钱，已经不能维持家计。于是母亲给龙角山镇一家裁缝当保姆，带孩子，每天早上，那位裁缝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我家，交给母亲带，直到晚上，才来我家将孩子接走。每月给母亲9元钱的工钱。母亲带了半年时间，直到二哥到南京部队服役，每月给家中寄钱为止。
　　 由于母亲的高瞻远瞩、吃苦耐劳，我们家终于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迎来了家庭的中兴。1965年高考，我考了全县第一名，被西安交大机械系录取，母亲拥抱着我，留下了热泪。同年10月，弟弟参军，到昆明军区特务营服役，弟弟临行那天，母亲牵着他的手一直送到新兵站，看着弟弟穿上崭新的军装，然后她把弟弟换下的旧衣服拿回家，数月不忍洗涤，每日闻闻衣服的味道，以解思念儿子之苦。
　　 当此之时，我们兄弟四人分散在祖国的东西南北，大哥在北京，二哥在南京，我在西安，弟弟在昆明。家里的门楣上挂着两块“军属光荣”的牌匾，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家庭……那是我们家的中兴时期，也是全盛时期。
　　 （十）孤寂的晚年
　　 随后，母亲经历了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革。首先，1965年冬，大哥为了解决户口进京的困难，工作调动到河南平顶山煤矿文工团，与河南农村姑娘梦雨大嫂结婚，直到1969年，母亲和侄儿的户口、粮食关系才迁入平顶山市。1967年，二哥从南京部队转业，回到上海工作，翌年与二嫂结婚。1970年夏，弟弟从昆明军区复员，分配到平顶山市电影队工作。1970年9月，我大学毕业，分配至安康工作，1972年元旦，与交大校友樊灵芬结为连理，回平顶山完婚。只有弟弟还没有结婚了。
　　 按说，母亲的四个儿子都有了稳定的工作；户口都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吃商品粮了；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大学毕业，其中的三个婚姻都有了着落。母亲的人生目标都基本实现，可以享清福了。其实不然，更难的事情在等待着她。
　　 作为家贫如洗的母亲，应对四个儿子的婚事，捉襟见肘、绞尽脑汁。首先，大哥二婚，母亲卖掉了老家一间房子，卖了500元钱，交给了大哥，因为大哥是长子，又是娶了一位比他小15岁的闺女，不能怠慢了人家。接着，二哥回家结婚，母亲只好送了两把旧椅子，还好，二嫂深明大义，没有说什么，就稀里糊涂过去了。母亲后来将老家最后一间房子卖掉了，卖了500元钱，决心留给弟弟结婚之用。轮到我回平顶山结婚时，母亲含着泪花，只送给我妻子一个茶盘和一把茶壶，妻子是贤淑明理之人，高高兴兴地接过了那个茶盘和茶壶……
　　 我体会母亲的苦衷，但还是悄悄询问了我的五爷爷留给我的那些银元，母亲说，在我高中三年、大学五年期间，全都悄悄变卖，贴补家用了，说着哭了起来。我安慰她说：“您卖得对，金山、银山，不如书山！我有了知识，以后都可以挣得回来的。”母亲终于破涕为笑了。当时我只是向母亲从卖房子的钱中借了50元钱，给襄樊的岳父母买了一些礼物。回到安康，就将钱寄还给了母亲。而且妻子提议每月给母亲寄生活费，感谢母亲的教养之恩，直至母亲去世。
　　 1976年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调离安康，来到风光秀丽的襄樊工作。姥姥（我的亲岳母）早年与南下的岳父离婚，且只有妻子一个女儿，所以我们有孩子后一直跟着我们带孩子，这次姥姥的户口也顺利地从河北巨鹿农村迁来襄樊，在姥姥回河北巨鹿处理房产的空挡，我们接母亲来襄樊一起生活了半年。
　　 在这半年时间里，有幸福的时光，也有郁闷之事。幸福的时光是，我们一家带母亲登岘山，游汉水，游览襄樊的名胜古迹，其乐也融融。郁闷之事是，主要由母亲不安心引起，她的儿子太多了，在我们家，她经常念叨其他几个儿子，东想想、西想想，心不定，特别是思念她的长孙远奇。
　　 再是，母亲是人，不是神。在她身上有着很深的旧观念，和我们有很深的代沟。她不愿意看到我和妻子亲密的样子，她觉得，是妻子把我从她手中夺走了。比如，我家墙上挂着母亲的油画像（是大哥画的），但边上还挂着我画的新婚妻子的素描画像。母亲不愿意了，非要我将妻子的画像取下来，我笑了笑，没有理会。结果母亲发脾气了，她一把将自己的油画像取了下来，撕得粉碎……这样的小事，不胜枚举。但凡我出差在外，母亲和妻子关系很融洽；只要我回家住上几天，母亲就会背着妻子跟我挑她的“毛病”，希望看到我们之间出现裂痕。我们可不是《孔雀东南飞》中的那两个傻青年焦仲卿和刘兰芝，我们是毕业于高等学府的现代知识分子，我和妻子经历过生死的考验，是牢不可破的患难夫妻。对于母亲的挑拨，我只是一笑置之。
　　 最后，姥姥要来了，考虑到两位老人生活习惯完全不同，我只好将母亲送到上海二哥家。上海住房十分紧张，二哥已经有一个女儿，一家三口一直住在10平米的小阁楼，做饭是在楼下四家合共的一间小厨房。母亲这一去更添紧张，连转身都困难了。再是母亲与二嫂性格不合，二嫂性格内向、少言寡语，母亲习惯有啥说啥、快人快语，而且最看不惯的是二哥和二嫂恩爱的夫妻关系，她重复着襄樊错误的做法。最后母亲还是觉得梦雨大嫂好相处，她能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于是决定还是回平顶山和大哥一家子过。回到平顶山后，弟弟已经成家，母亲曾到弟弟家小住了一段时间，终究与弟媳合不来，还是回到大哥家。
　　 很多家庭矛盾，皆由心生。母亲晚年的悲剧在于，她太不安心，不论在那个儿子家，他都要折腾出一些是非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发明了科技日语速成教学法，在襄樊讲授速成日语，学员中有襄樊美术学校的校长刘贵友，我想到了将大哥一家迁到风光旖旎的襄樊来，这样我们也可经常看到母亲。于是，我向刘校长推荐了大哥，很快大哥就调到襄樊美校工作。大嫂的工作遇到知青返城，一时没有解决，仍留平顶山。没承想，襄樊人杰地灵，美女如云，学艺术的大哥浪漫起来，与他的女学生——比他小30岁的小刘搞起了师生恋，决意与育有一儿一女的梦雨大嫂离婚，甚至大打出手。我和妻子愤怒了，坚决反对这场不伦之恋，反对他与梦雨大嫂离婚。糊涂的母亲容忍了大哥的放纵，默许了大哥二次离异。最后大哥是净身出户，将一双儿女留给了平顶山的梦雨大嫂。
　　 不久，母亲尝到了大哥离异的苦果，只得与大孙子远奇一起过了。当时，远奇在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工作，工厂分给了筒子楼里的一间住房，大约有20平米，做饭在走廊上。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母亲每月的生活费由我和二哥寄出，足够她的开销。那时我经常出差北京，每次经过平顶山，我都要去看望母亲，给她带去香油和食物，带着母亲到街上买一些日用品。母亲的生活总算过得去，就是寂寞，思念远方的儿女。
　　 就是在这种艰难寂寞的情况下，为了远奇的前途，母亲支持远奇到少林寺学习武术，后来又到河南省体委举办的武术训练班学习了两年。远奇不负祖母之望，在全国武术比赛中荣获多次大奖。为他日后的事业和生活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母亲将远奇当做自己的小儿子教养了。
　　 母亲在教养儿孙方面是睿智的、高瞻远瞩的，是伟大的母亲和祖母；但在与儿媳相处方面就显得守旧、偏执和不可理喻，她顽固地坚持封建礼教式的婆媳关系，认为，儿子是自己的，儿媳是外人。这也许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吧！是可叹也！
　　 公元1990年2月末，母亲病危，她的四子一女齐聚平顶山，为她送行。3月14日，母亲溘然长逝，永远离开了我们。令我们最为感动的是，在她殡天的那天早上，是大哥的前妻梦雨大嫂不计前嫌，心怀感恩，流着泪，亲自给母亲擦洗、穿寿衣……
　　 在平顶山殡仪馆，我们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缅怀了母亲一生的丰功伟绩……母亲享年80岁。
　　 母亲的后事办完的翌日，在返回襄樊的列车上，我写了两首《悼母》诗：
　　 其一，慈母病危年八旬， 急电飞来归豫城。
　　 问儿饥否忘苦痛， 强颜欢笑叙天伦。
　　 伺奉针药日惨惨， 断肠呻吟夜森森。
　　 最是绕灵辞柩日， 儿郎不禁放悲声。
　　 其二，凄凉一生最刚强， 相夫教子有主张。
　　 不恋子女依膝下， 敢促儿孙走四方。
　　 含辛茹苦忍寂寞， 期盼捷报慰衷肠。
　　 大限来时不言死， 抗争天命照玄黄。
　　 此文写于2014-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