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5年，日寇的侵略锋芒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兵源不足，物质匮乏，险象繁生。
　　 小鬼子很快就把困境，强加在“良民区”的良民头上，小学生自然也不能幸免。
　　 这一切，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自然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深受其害的印象，却是真真亮亮的。
　　 一天，在朝礼（相当于现在中小学的课间操，但比课间操隆重）上，校长宣布，每学生要交纳二两血粉和四两兽毛，限两周内交齐，到期不交开除学籍！
　　 血粉就是把鸡鸭和猪狗等禽兽的血，涂洒在玻璃片上，在太阳底下晒干，再用刀片刮起来，就成为又黑又红的血粉了。制血粉不难，难的是到哪里去弄那么多的鲜血呀？
　　 妈妈发愁了，所有学生的家长都发愁了。我还记得，一天上学前，妈妈先把姐姐支走了，悄声对我说：“明呀，把咱家的大公鸡找回来！”
　　 我家的大公鸡和小黑狗，是我和姐姐的最爱。大公鸡生得又大又漂亮，一身闪闪发光的芦花，颤颤巍巍的鲜红冠子，走起路来那个神气劲儿，简直就像一个高傲的大将军。
　　 姐姐比我大六岁，小名叫英子，平时老实巴交的，不多言不多语，就是能干活。爸爸被抓到鞍山当劳工后，地里的农活儿，几乎全被她一人包揽了。在农忙季节，她领着小黑狗，早起晚归，在地里忙活着。
　　 杀公鸡那天，姐姐刚从地里回来，得知公鸡被杀，鸡肉一口没吃，躲在小屋子里，哭了好半天。
　　 后来，姐姐在里屋，望着妈妈手抚摸没毛的狗皮（狗毛已经被剪掉了，交兽毛了），霹雳巴拉地掉眼泪，她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发疯似地从里屋冲出来，把小黑狗拉走，厉声地喊道：“妈，你可别打狗的主意呀！这狗不能杀呀！”
　　 “姑娘啊，你爸不在家，妈遇到这么大的难处，心里可真没缝儿啦！你爸早就说过，小明是块念书的料哇，万一因为交不上血粉，被学校给开除了，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呀！”
　　 当时，妈妈和姐姐哭抱在一起，我从屋里跑出来，跑到后园子，想到在鞍山当劳工受苦受累的爸爸，想到一盆盆鲜血凝结的红黑血粉，我心头好像堵塞一团棉花，透不过一丝气息，抱着老杏树哭得天昏地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人世间还有这么多的愁事儿！
　　 第二天，姐姐还是领着没毛的小黑狗下地干活去了。中午回来的时候，姐姐脸上煞白，腿上缠着一块白布，对家里人说，割猪草时，不小心让镰刀割伤了大腿。可是，我却发现，家里那块晒血粉的玻璃板不见了……
　　 这事儿，我没敢对妈妈明说，怕她着急上火，只是悄悄地对丽芳姐说了。
　　 她一听，说道：“小弟呀，坏了！英子姐一定是有意放血，给你筹备血粉！”
　　 “那咋办哪，万一伤口坏了，可就麻烦啦！”
　　 “你也别急，”丽芳姐哄着我说，“这事千万别对婶儿说，找我爸去想想辙吧！”
　　 老王三大爷，会点医道，总算把姐姐的伤口治好了。但是，老人愁眉不展，沉默了半天，对丽芳姐说道：“丫头哇，咱家的血粉也是个愁事儿，爹无论如何也凑不齐你们姐俩个的血粉哪！”
　　 “爹，你别犯愁！”丽芳姐说道，“我不念了，把小虎剩余的血粉，匀给小明点儿，他俩凑合凑合还能够！”
　　 “不行、不行啊！”我一听急得都要哭了，“丽芳姐，学习那么好，不念书，多可惜呀！”
　　 “小弟呀，别跟姐争了，你才是念书的料呢！”丽芳姐含着眼泪说，“再者说，自从我妈过世后，我婶一直拿我当亲闺女对待，咱两家遇到难处，得互相帮衬才是呀！”
　　 “丫头说得对，就这么决定吧！”三大爷说，“这事儿先别对小虎说，这孩子脾气暴，我怕他惹出什么祸事来！”
　　 这事儿还真叫三大爷说中了，小虎听说姐姐要不念书的消息后，他一声不响地憋了半天，快到天黑的时候，我拿着老虎钳子和推網子（当地一种捕鱼工具），悄悄地去了北大湖。
　　 半夜时分，村前南县道想起了电驴子（摩托车）声，小虎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有人来报告，说是小虎用老虎钳子剪断围湖網，用推網子下湖捕鱼，被村公所警察逮个正着，连夜送到县里去了。
　　 原来，小虎哥偷偷地下湖捕鱼，并不是为了吃鱼，而是取鱼血晒血粉，不让丽芳姐和我的失学，不料，惹起这么大的祸端。
　　 第二天，丽芳姐没有上学，我在书桌里，看见她留给我的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小弟呀，我到县城去找山田先生，请他能帮忙，把小虎子放回来！这事儿，你先别对我爹说，免得他老人家着急！”
　　 可是，丽芳姐走后，一天不回来，两天不回来，接连三天也没回来。本来小虎被捕，就把三大爷急坏了，而今闺女又失踪了，真是雪上加霜啊！
　　 到了第四天头上，还不见丽芳姐回来，我再也不能隐瞒三大爷了，就把丽芳姐找山田的事儿，如实地告诉了他。
　　 三大爷一听，顿足捶胸地说：“丫头呕，糊涂哇，怎么能拿日本人当靠山呢？”
　　 三爷来到县城，费挺大劲才打听到日本人山田的消息。原来，他三天前，就领一个小姑娘到新京去了。
　　 至于小虎子的下落，说法更多。有人说，他被扔到狼狗圈去；有人说，他被灌辣椒水呛死了；有人说，他杀了日本人，跑到长白上老林里，不敢回家了……
　　
　　 四 壮丁和劳工
　　 三大爷的大儿子大虎，是满洲国“国兵漏子”，在北满充当苦役。在小虎和丽芳姐失踪不久，一天，三大爷家来了一个翻译和两个日本宪兵。
　　 那两个日本人，个子很矮，见到身材高大的三大爷，不容分说，蹦起来打他几个嘴巴子，然后，叽里咕噜臭骂一顿，翻译说：“你家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你的儿子也大大地坏了，不效忠皇军‘勤劳奉仕’，竟然与抗日土匪勾结，跑到森山老林里去……”
　　 说着，就把三大爷绑走了，拿他当人质，逼迫他儿子回家投降。
　　 可是，刚到县城不久，就被外号叫栾老太太的警察局长给偷偷地放了。
　　 这个栾老太太，可是个人物，长得又白又胖，不笑不说话，与警察局长这个凶神恶煞的职务，似乎一点也不沾边儿，倒像个救苦救难的弥陀佛。这人可特能耐了，不知用什么法术，竟然让日本人喜欢他，老百姓也不讨厌他。
　　 不久，从鞍山制钢所传来凶信，我那当劳工的父亲死了。原来劳工营有个工头叫温大棒，此人特凶恶，对受苦受难的劳工弟兄非打即骂。
　　 我爸性情耿直，爱打抱不平，一天见工头又欺负一个年老体弱的劳工，出手把那个工头给揍了。这下子可惹下了大祸，那工头仗着日本人给撑腰，把父亲抓到宪兵队，活活地给打死了。
　　 妈妈一听这凶信，就晕过去了，我和姐姐哭成一片。
　　 三爷大爷说：“得给兄弟的遗体运回来呀，入土为安吧！”
　　 这老人可神儿啦，平时不惹事，有事不怕事，遇到艰难困苦的事儿，反倒充满精气神儿。老人家连夜推个手推车，走了90里旱路，第二天中午，把爸爸的遗体推了回来了。
　　 妈妈见到爸爸遗体后，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亮晶晶的，泪星儿没有，瞳孔好像被火烤干了，一声也没哭，样子怪吓人的，静静地给给爸爸擦着脸上和身上的血迹。
　　 按农村的旧习惯，在外边横死的亲人，不能停尸在家中的门厅，爸爸的遗体就停放在后园子的一角，身上盖着一张席子，三大爷不让我和姐姐近前。
　　 爸爸的后事，都是三大爷一手操办的，找人木匠打一口薄皮棺材，又找纸匠札一对童男童女，好歹算把爸爸安葬了。
　　 事后，妈妈对我说：“给三大爷磕个头，叫干老！”
　　 我趴地下给三大爷磕三个响头：“干爹！”
　　 三大爷又高兴、又感动、又悲伤，老人家想到自己的三个子女，至今生死不明，摸着我的头，直哭得如醉如痴……
　　 那年八月十五，小日本倒台了，东北光复了，苏联红军全面地占了东北。最先，到辽南接受日本投降的是，东北人民自卫军（即原八路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前身）。
　　 不久，有人说，在苏联红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先头部队，有一支英勇善战的抗联队伍，大虎哥就是那支部队的团长；还有人说，在鞍山看到小虎哥，他当年被栾老太太救出，辗转到了热河参加抗日游击队，当了一名小战士。只是丽芳姐不知去向，但是，传说很多，有人说，他被山田送到新京当间谍，也有人说，她被迫当了慰安妇；还有人说，她被山田带回日本……
　　 而那个在日伪心脏，神秘活动的栾老太太，竟然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出任我县的第一任县长。
　　 那年，我虽然只有九岁，连伪满小学一年级还没念完，可是，我却很懂事儿了，我恨透了日本鬼子，我朝思暮想地怀念我的丽芳姐！
　　
　　 五 友子与丽芳
　　 时光如白驹过隙，飞快地改变着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东北光复，日伪统治南满时代结束了，接着是解放战争，东北解放、新中国成立、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也都掠光浮影地过去了，中华民族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我个人也伴随着政治变革，演义着人生经历。我由一个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转化为大学助教、大学讲师、大学副教授、大学教授。
　　 我晋升大学教授那年，刚满四十六岁，可以说，风华正茂，如日中天。
　　 早在一年前，系领导就向我打招呼，让我准备一下外语，语种由我自己选择，等待出国留学。
　　 我们学理科的，平时为了查阅外文资料，一般都重视专业外语的阅读和笔译，而忽视日常生活用语的会话和交流。所谓准备外语，就是参加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强化日常生活口语的练习。
　　 我在履历表的外语栏，总是填写两门外语：第一外语俄语，听、说、读、译四会；第二外语英语，读、译两会。
　　 当时，待出国人员，都把进修英语作为首选，期望去欧美留学；而我却出人意外地既不选俄语，也不选英语，我情有独钟地进了日语培训班。
　　 语种决定出国的去向，我想去日本进修。在我的潜意识中，丽芳姐一定还活着，而且很可能就在日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日本千叶一所大学进修期间，曾接受东京朝日文化学院的邀请，参加了日中友好恳亲会。
　　 据说，这所学院是一些热心于日中友好的日本友人主办的，专门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大部分学员都是喜爱中国文化的中老年人，相当于我国老年大学。
　　 主持恳亲会的，是中国语系讲师山田友子。她四十岁左右，穿一身银灰色亚麻布西装衣裙，白色半高跟凉鞋，举止端庄，仪容俊雅。
　　 令我感动惊异的是，她说一口很流利的中国话，那口音使我感到很亲切，有点儿像我的家乡口音。但是，经过日本女人说话时，那种柔腔细调的润色，要比我的苣荬菜味十足的乡音好听得多。
　　 我顿时对她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和敬意。
　　 当她走到我身边敬酒时，我情不自禁地夸奖道：“先生，您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听起来，感到十分亲切！”
　　 “是嘛！”友子眼睛一亮，脸上绽开了一朵鲜花，“听您口音，好像那边（指中国）辽南人，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冒昧！”
　　 “没错，”我说：“我是辽宁海城人！”
　　 “啊，是这样啊！”友子很惊讶，但随即镇定下来，用日本话问道：“ounamaiwanantoouxiayimasiga?(您的大号怎么称呼？)”
　　 我用日本话回答：“wadaxiwaliuxiaomingdeisi。（我叫刘晓明）。”
　　 “啊？啊！”友子惊得眼睛瞪得溜圆，旋即又低下眉头，喃喃地重复着：“小明、刘晓明……”
　　 虽然山田友子的惊讶有些失态，但是，我对她如此惊讶和失态的原因，却是一头雾水。
　　 当下，山田友子深情地望我一眼，与我交换一张名片，说道：“我还会给您打电话的！”
　　 我回到船桥市夏见寮（专供中国留学生居住的宿舍）的当晚，就接到了山田友子的电话。
　　 几句例行的客气话过后，友子单刀直入地问：“请问刘先生，您小时候见过日本人吗？”
　　 “见过，”友子的一句问话，又把我拉回到遥远的童年时代。我说：“记得，我九岁那年，曾陪着一个日本人打猎和钓鱼……”
　　 “那么，你还记得那个日本人的名字吗？”
　　 “记得，他叫山田正夫。”
　　 通话嘎然而止，电话另一端发出吱吱啦啦的声音，忽而人声嘈杂，说的都是日本话，中间似乎还夹杂着嘤嘤哭泣声……
　　 电话忽然停顿，使我突然猛醒：山田友子的口音，她的一连串问话，他对我的名字的惊讶，以及山田正夫的名字所引起的电话的中断，这一切信息线索，都牵扯着一个人的名字——王丽芳！
　　 “对不起，刘先生，失礼了！”友子在电话里向我道歉。“其实，家父就是山田正夫，事情来得太突然，也太奇巧啦……有个女人要见您！”
　　 “是丽芳姐吗？”我不等对方回答，迫不及待地说：“请把电话交给她！”
　　 “好的！”友子的声音有些犹豫，“丽芳姐她，由于身体上的原因，不便于多讲话！”
　　 “小明弟，是你吗？”那声音有些哽咽。
　　 “丽芳姐，是我呀，小明！”我的声音也哽咽了。
　　 山田友子适时地中断了我们伤感的通话，约定第二天在地铁日本桥出站口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