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完洞窟出来以后，我久久地仰视着这一神奇的所在。是啊，从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今天这样金碧辉煌的艺术殿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站在更远的地方，凝视着这一世界奇观，默默地思索着。唐朝，不错，就是繁荣昌盛的唐朝，开辟了丝绸之路。如果说，阳关和玉门关的设置，是以武力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的话，那么，敦煌——莫高窟，就是以历史的真，以宗教的善，和艺术的美，在这里矗立起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如果说，那些络绎不绝，长途跋涉的商人们，在阳关和玉门关，可以得到物质的供给和身体的休息的话，那么，他们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就找到了心灵的安放处和灵魂的栖息地。即使是现在，敦煌——莫高窟，仍然以她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这里圆梦。是的，这是一个有梦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圆梦的地方。
　　
　　 三、莫高窟之殇
　　 有位作家曾经说过，中国的许多事情，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就会被无穷无尽的悲凉之雾所笼罩（大意是这样）。确实如此。就连莫高窟，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厄运，没有突破这样的谶语。
　　 要说莫高窟之殇，首先要说到一个人，那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莫高窟的掌门人王园箓王道士。王道士祖籍安徽麻城人，因为贫穷，曾经在军队里混过饭；也是因为贫穷，后来出家当了道士。1893年，当了道士的王园箓来到了敦煌，来到了莫高窟。也许，这个默默无闻的王道士对敦煌昔日的辉煌有所耳闻吧，当他看到莫高窟那种荒凉、残破、凋敝的样子时，他留在了莫高窟。如果说王道士也懂得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理想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说，王道士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就是想重振莫高窟的雄风，想让莫高窟回到往日的辉煌。他到处筹集善款，准备修复毁坏的洞窟；他带领几个弟子，长年累月地清理堆积的黄沙，而且常常干得汗流浃背。
　　 时间到了1900年。在这一年的6月22日这一天，王道士正在和他的弟子们清理着黄沙。当他们清理到今天的十七号洞窟的时候，突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他们扒开缝隙一看，里面满满当当地堆积着无数的经卷和其他的文物。虽然王道士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文盲，但他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些东西的重量，于是乎，他开始了艰辛的奔走和呼吁。他拿着样品找到了县官。县官看了看说，嗯，不错不错，留下吧，你要好好看管，我会向上面汇报的；他拿着样品找到了州官，州官似乎更懂得一些，仔细地、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其事地说，不错，这个很重要，你要认真看管，我会找有关部门协商的；他甚至给当时权倾一时的慈禧老佛爷写过信。但无论是县官的许愿，州官的承诺，还是写给慈禧的信，都石沉大海，杳如黄鹤。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王道士大概腿也跑细了，嘴也磨薄了，但每一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留给他的，只有无望的等待。
　　 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媒体进行宣传和报道，但在印度任职的匈牙利籍的英国人，著名的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凭着他灵敏的嗅觉知道了这一情况。就在1907年的春天，斯坦因带着他的助手和他的驼队，冒着死亡的危险，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了敦煌——莫高窟。他来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拿走藏经洞里面的经卷和文物。
　　 面对着藏经洞里价值连城的经卷和文物，斯坦因心急如焚，王道士无动于衷。为了达到目的，斯坦因软泡硬磨，死缠烂打，但这些也无济于事。经过长时间的窥探，寻觅、揣摩和接触，斯坦因终于找到了打开藏经洞的钥匙。他从种种迹象发现，王道士对曾经到印度取经的唐玄奘非常敬佩，而斯坦因正好也随身带了一本《大唐西域游记》。这就是契合点。这就是突破口。于是，斯坦因开始编造说，他也特别喜欢唐玄奘，他就是循着唐僧取经的路途反方向走来的。他来了，就是想把唐僧取回来的经再取回去。听了斯坦因的话，王道士似乎心动了。他终于向斯坦因——他心目中的洋唐僧——敞开了藏经洞的门。斯坦因仿佛一头嗜血的狼，张开了他的血盆大口，开始他的饕餮大餐。
　　 我曾经在多年前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道士塔》。因为这篇文章，我曾经对这个王道士深恶痛绝。但在接触了更多的有关王道士的文字以后，特别是敦煌——莫高窟之行，让我改变了对王道士的一些看法。虽然我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流失痛心疾首，但如果把这样的过错甚至是罪责归咎于王道士，这实在不公平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试想，王道士当初发现这些经卷和文物的时候，哪怕是作为一种邀功的心理吧，他已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七年过去了，莫高窟依然黄沙弥漫，王道士依然望眼欲穿，藏经洞依然无人问津。七年的时间，能改变多少东西啊，何况王道士那颗殷殷期盼的心。七年的时间，这个执着的王道士，也许不仅仅是失望了。他简直就是绝望了。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抓住一根稻草。哪怕这根稻草不是自己满意的。对于王道士来说，斯坦因也许就是这根稻草。也许，王道士觉得，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没有用了吧，要不，中国的官员为什么这样不管不顾呢。既然我们这里已经没有用了，而斯坦因这个洋唐僧是那样看重，那样迫切地想要，干脆就做一个人情给了他吧。这大概就是王道士的心路历程。
　　 藏经洞里，欣喜若狂的斯坦因正在认真地翻阅，搜捡，挑选，准备装箱。最终，斯坦因精心挑选了29大箱，装载了满满6大车，给王道士留下了200两银子，满载而归了。由于政府的软弱，官员的麻木昏聩和不作为，再加上王道士的无知，中华文明瑰丽的肌肤，被无情地撕开了一道口子。那殷红的血，点点滴滴，洒落在狂风漫卷的黄沙古道上，洒落在曾经繁华喧闹的丝绸之路上……
　　 我们这里有一句俗语：狼撞开了门，狗也跟着进来了。事实确实如此。就在斯坦因走后的第二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这个伯希和精通多国语言，尤其是一个中国通。他对于藏经洞里面的东西，挑选得更加认真和细致。他虽然拿得没有斯坦因那样多，但他拿的却堪称精品。伯希和给了王道士600两银子，也满意地走了。我在莫高窟看到了甘肃州级官员叶昌炽和伯希和的合影。当时我感觉非常愤怒。这个狗官，面对着劫掠的强盗，他竟然表情淡漠，气定神闲。这也是我对王道士改变看法的原因之一。伯希和回去后的第二年，他拿一部分莫高窟的文物在北京举办了展览，这一下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的知识界惊呆了：在我们的敦煌，在我们在莫高窟还有这么好、这么珍贵的东西。然而，一切都晚了。仿佛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伯希和走后，日本人来了；俄国人来了；美国人来了；斯坦因又第二次来了……等到中国政府真正开始重视并付诸行动的时候，藏经洞里近6万件藏品，已经剩了不到1万件了。而且在运往北京的途中，由于包装不好，一路丢失，一路官员的截留，真正运到北京的，只有8千多件，而且这些都是那些掠夺者挑选过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他们来了之后，不仅拿走了藏经洞里面的很多经卷文物，他们还用一种特殊的胶粘走了一些珍贵的壁画。他们这样做，对其他的壁画也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破坏。一贯高喊平等、自由的美国，自古以来处处都表现出的，就是这样一副强盗嘴脸！就这样，作为一座艺术宫殿的莫高窟，一个价值连城的藏经洞，被那些金发碧眼的洋鬼子强取豪夺，鲸吞蚕食。敦煌，真正成为了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现在，敦煌——莫高窟的近5万件经卷和文物，分别收藏在十几个国家的博物馆或私人手中。自从敦煌学创立以来，我们国家的学者，为了研究敦煌学，不得不屈辱地、一次次地去外国博物馆购买微型胶片。即使是这样，那些莘莘学子呕心沥血，皓首穷经，倾其一生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雪洗曾经的耻辱。即使如此，以前在“敦煌学”界流传着一个普遍的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近年来，经过中国学者的发奋努力，日本学者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日本学者对敦煌非常热爱。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出于中日友好关系，为敦煌捐赠巨款，成立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这些年，日本民间也有不少人出资，复制了一些现在已经不能对外开放的洞窟。这样的洞窟我们参观了有十几个。
　　 现在的敦煌——莫高窟，如同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又再度焕发了青春，以其挺拔的身姿，傲立于中国，傲立于世界！
　　 在这篇文字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还想说说王道士。王道士于1931年去世了。他去世后，被他的弟子葬在了莫高窟前面，并且建起了一座塔。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所写的《道士塔》。从莫高窟出来，我专门去看了这座塔，塔里面有碑，碑上面是他的弟子为他题写的内容：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集，佛像于为壮观，洞宇于为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盖棺定论。可是，纵观中国历史，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多少人，也不管他死去已经多少年了，总是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而进行陟罚臧否。那么，王道士作为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当他与敦煌——莫高窟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化重地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注定要卷入功过是非的圈子里面。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里面说他是敦煌的罪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太渺小，甚至有几分猥琐。让他扛起这样大的一宗罪过，实在是高抬他了。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去考虑。如果他没有发现藏经洞，今天的敦煌——莫高窟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他发现了，没有上报，那些经卷和文物没有流传到国外，今天的敦煌——莫高窟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敦煌——莫高窟是否会像今天一样引起国人、甚至是世界的重视呢；或者说，藏经洞里面的那些宝贝是否还在那里沉睡呢？敦煌——莫高窟会有今天的重现辉煌吗？会出现举世瞩目的“敦煌学”吗？不知道！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历史不可以假设。那么，王道士的功过是非到底该如何评价呢？一句话，把历史留给历史去评说吧。如果我们只凭借一知半解就妄下结论，恐怕是一种无知的、肤浅的，甚至是狭隘的做法。
　　 在我即将离开敦煌的时候，我只能说一句：敦煌——莫高窟，我祝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