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房在离家不远的河滩上，爷爷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河堤，看着弯曲着流淌的河水，和挂在绳子上一排排白白的随风摆着的绿豆粉丝。为儿子娶了个媳妇，他好像解脱了许多。身体好的时候，他除了吃饭，基本上都呆在粉房里。
　　 婆婆是大家的闺女，嫁到王家来，不会干活，也干不了活。婆婆对岳母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进家不久婆婆就把家里箱子柜和各个房门的钥匙交给了岳母，婆婆说她没本事当不了这个家，只能把这个家败了。岳母就自然当了王家的家。尽管在自己家时她只管干活，从没有动过这当家理财的脑筋。从此，她不得不盘算着一家人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冬天到了棉衣怎么办，春天买多少只鸡，鸡蛋卖多少钱一斤。
　　 她开始筹划着怎样使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岳父有限的抚恤费怎样才能安排得更合理。她修了一个猪圈，买了头猪。
　　 日子渐渐过得自然起来，岳母也逐渐适应了这寡淡的生活。
　　 那时，南方需要干部，根据地大批的干部往南方输送。岳母有文化，长得漂亮。区里就有人动员岳母入干部学校，集训后去南方。岳母犹豫了半天，婆家需要她，丈夫需要她，娘家还有一个老母亲。最后，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此后很长时间里，这件事一直是个结，常常地，她在想，当初如果真的去了，命运会怎么样呢？
　　 时间不长，岳母的女儿降生了，是难产，大出血。正当爷爷一家束手无措的时候，姥姥却极为镇定。她说，亲家，你放心，救人要紧，这个钱我来出。就这样，岳母生生被救了过来。
　　 活过来的岳母身体极为虚弱，吃不下饭，没有奶。姥姥用小米稀饭一边喂着孩子，一边劝着女儿也喝些。因为是个女孩，又因为王家是单传，女孩的降生并不讨人喜欢，岳母在一家人的冷淡中坐完了月子。那个月子乃至随后一段时间，岳母是伴随着眼泪过活的。
　　 没想到我会活过来，那会我要活不下来，你就不会有亲妈了，你姥姥也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岳母对女儿这样说。
　　 姥姥终生未嫁，一生的希望其实都在唯一的女儿身上。
　　 我也常想，假若真的像岳母说得那样，结果会这样？
　　 我不敢想下去。
　　  
　　 三
　　 那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长着杂草的青瓦覆盖着低矮斑驳的泥墙，不知何时栽种的杨树遮盖着半边院子，鸡笼与猪圈泛出阵阵味道。麻雀叫着，燕子飞着，街上响着大人们管教孩子的骂声……
　　 妻子生在这里，儿子也生在这里。这也是我熟悉的院落，在这个院子里，我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而岳母，则生活的时间更长，她把自己的青春、汗水，把自己的一生，连同自己的希冀一同融消在这个不足半亩地的农家小院里。
　　 可以想象，那个时节的岳母在这个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照顾岳父，照料孩子，伺奉老人，她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原本应该作为家里顶梁柱的岳父，为了国家失去了他应该尽义务的能力。原本该这个男人挑的生活上的担子，由这样一个二十岁的女人挑了起来。
　　 这副担子实在不轻啊，压了岳母几十年。
　　 每天，天还没亮，岳母便起了床，倒尿罐子、掏锅底灰，喂鸡和猪，唿哒唿哒拉风箱做好饭，照料孩子。最后给岳父穿衣服，扶他起床、解手、洗脸，收拾全家的饭。然后刷碗，收拾院子。日复一日地如此这般。
　　 还要推磨，洗衣物，做衣服，纳鞋底，缝被子。还有地里的活，得空还要去地里帮爷爷一下，尤其是夏秋两季，是要靠上去的。
　　 村里照顾她，让她参加了缝纫组，这样可以不用下地，也有空照顾岳父。岳母本来女红就会一些，到那里有些得心应手，一来挣些工分补贴家用。二来可以给家里做做针线活，就不用找旁人了。她开始学着做些衣服，做出来的衣服像模像样。常常地，就有人找上门来，让岳母给裁剪衣物。
　　 将岳父一个人放家里岳母不放心，于是上班时就把岳父用车推到缝纫组，缝纫组也靠大街。岳父就在大街上跟老人们闲聊，到解手时就隔着窗户喊一声，岳母就把他推到屋里，拉上布帘给他接尿。听着尿壶里的响声，布帘这边的闺女媳妇就憋不住吃吃直笑。岳父也不在乎就说：“笑什么，想喝尿啊。”布帘这边就有人叫：“我们不想喝，留给嫂子喝吧。”岳母就骂：“扯不烂的破嘴。”屋里气氛就活跃了许多。有时候撒完尿，闺女、媳妇不放岳父走，就让他讲打仗的事。他就不客气，故事里自然添了些油啊醋的在里面，把这些妇女们听得有时都忘了手里的活。时间一长，缺少了岳父的说说笑笑，缝纫组的人就像缺少些什么似的。
　　 正屋里三间房，东西两间有炕，老人住一间，岳父母带着孩子住一间。中间那间是灶屋，熏黑的屋顶下，有两个同样被熏黑了的灶台。那个灶台上留下了岳母数不清的的汗水与辛劳，也过活着一家人的日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煤油灯的光把岳母的人影印在了墙上，那是一个佝偻着身子缝补衣衫活动着的剪影，手与针线拉开又合上，晃动着放大许多，恍惚且虚幻。针线蒲篓里，放着岳母随手使用的一应物品，剪子、卷尺、针线、顶针……一只壁虎倏忽爬到天棚边，一动不动地期待着什么，尾巴摇着，两只亮亮的眼睛里注视着熟悉的一切。
　　 多么熟悉的一种场景，胶东农家，怕多数夜晚都是这般的。夜晚，对于农妇来说，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岳父只能躺在炕上指点着岳母，这样那样。除了那些抚恤款，他在这个家庭里的作用仅限于此。他不说话时等于是个废人，那颗炮弹片从他右颈穿过打进颈椎，将神经切断一半然后牢牢地卡在那个地方，其后的几十年里，竟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敢于将其取出。还年轻的他很想为国家做些事情，他觉得这样被国家和百姓供养着是他的耻辱。于是他反复要求能够取出颈上的弹片，恢复身体机能。他曾挥着拐杖大声对医生骂过吵过，他甚至给内务部领导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达自己的决心，一名负伤了的年轻战士要求治疗，不给国家添负担的决心。
　　 然而没有用。也许这件事放到现在并不是件难事。但在那会，医疗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不具备。再者，战争刚结束，此类的重伤员一定很多，国家也有自己的难处。
　　 就这样，岳母成了保姆，成了医生护士，成了炊事员，也兼了管家。甚至用她自己的话说，长工。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样。我想但凡有一点办法，她也不会这样的。
　　 那一年的腊月里，岳母出门去集上买东西，公公婆婆都去粉坊了。岳父说，你去吧，我不要紧。自个当心，别出去啊，俺一会就回来。岳母叮嘱着。
　　 等办好了年货，急急赶回家后，推开院门，就见岳父倒在院墙根底下，身子下一滩血，血已经把身子和身下的冻土凝到了一起。岳母赶紧出去叫人，将他抬到医院，头摔破了，幸好里面没事。
　　 岳母抹着泪埋怨岳父，说让你不出去，怎么不听话？岳父像犯了错误，说想小便，又不想在屋里，觉得还行，就出去了。结果还是不行，石头上有雪，滑点。嘿嘿。
　　 从此，岳母再也不敢把岳父一个人留在家里了。
　　 你就是我的拐棍。岳父说。你就是我的冤家，我前世欠了你的。岳母说。
　　  
　　 四
　　 正是春寒撩人之时，雪还没有化完，遍地里的枯黄夹杂着些许绿意。岳父和岳母带着孩子在春风中离开了村子。东西不多，一架毛驴车连人带行李都拉了。公公婆婆一直送到村口，婆婆身子骨弱，一双小脚急急地捣着地追着毛驴车。岳母喊，妈你回去吧。婆婆耳朵背听不见，仍然晃着往前走，岳母就不再作声，只看着风扬起婆婆那稀疏的白发，心里好不是滋味。
　　 娘没来送他们，娘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当着人面流眼泪。正想着，她听岳父说你娘在那里。她顺着岳父指的方向看，就见村北大土堆上站着一个人，正远远地望着他们，那正是娘。“娘！”她喊。隔得远，又是顶头风，声音被风撕碎飘走了。娘没听见，她就解下围巾一个劲瞧娘挥着，娘好像看见了，也举起手，就不再放下来，直到驴车走了好远，岳母还觉得娘的手在举着。
　　 岳母有些心酸，娘跑5里路送她们，连家都没进，水也没喝一口。
　　 岳父看岳母那样，就安慰说：“你用不着放心不下，有乡亲，还有政府呢。”岳母想想也是，可她还是放心不下。
　　 那年秋后家里来了两个人，对岳父说，上头有通知，像你这样的荣誉军人，如果家里同意可以到疗养院治疗，爱人愿去也可以，一并去做陪护。
　　 这事情来得有些突然，岳母没有思想准备。疗养院离家远，她去了不知能不能习惯。再说家里还有公公婆婆、娘，还有鸡啊猪啊，还有那些邻居们，缝纫组的姐妹们，她犹豫了。
　　 岳父挺高兴，他觉得妻子既要照顾他又要操持家实在不容易，到疗养院可以省妻子一些事。另外，疗养院或许有他的战友，早就想见见面了。
　　 公公一边用火柴抠着烟袋锅里的烟油，一边说：“咱是公家人，公家咋说就咋着，俺不能挡他。”公公又说：“那是公家的地方，能看病又能照看人，咱这农村哪能跟城里比。别放心不下俺们，家里活俺们都能干。”
　　 岳母把这事和娘商量，娘说：“你在娘身边娘也没得你多少济，你还是走远点好，娘不见你心里还撩亮些。”
　　 临离开家，岳母帮助两边的老人洗了又洗，涮了又涮，直到左看看右瞧瞧自己满意了为止。
　　 疗养院设在风景秀美的泰山脚下，对当时正在恢复经济的新中国来说，能够把这些重伤员汇集起来一起康复治疗，已经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很快地，岳父成了休养员当中的积极分子，学文化，办报、演出。
　　 还年轻的他很想为国家做些事情，除了想取出颈上的弹片恢复身体机能以外，他还思量着要学习点啥。带着那块弹片，他开始了自己的长征。四肢受限制，但大脑是健全的，脑子可以用，知识并不会因为肢体残疾而规避你。
　　 岳父锲而不舍，他有那种精神。一如未负伤时崴了脚依然随部队急行军不掉队的那股劲头。
　　 开始时他想上学，但困难太大。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从课堂上得到知识，他便自学。订了刊物，买了书籍。哲学、心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历史地理。他还自学英语，半夜里让岳母帮助穿上衣服，收听英语广播，一本英语字典翻成了碎纸片。
　　 岳父脑子特别好用，学过的东西一般不会忘。记得听他讲过故事，绘声绘色，极富感染力。
　　 辛勤终于有了回报，他可以给省假肢工厂翻译资料，帮助院里查外语资料，给学生补习英语。常常地一些人会向他讨教一些问题。领导、大人仰或孩子。
　　 岳母也成了疗养院的名人，因为年轻，又因为长得好看，常常引来人们注视的目光。那时节，疗养院业余生活很活跃，经常组织演出，岳母便成了节目主持人兼报幕员。那段时间里，岳母觉得格外得充实也格外得愉快。
　　 在疗养院里，妻子上完了小学五年级。
　　 3年自然灾害过去了，在国家特别困难的时候，1963年，中央号召残废军人分散供养。岳父是一等伤残军人，按政策是可以不必分散的。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分散供养。在那种情况下，回农村，无论是医疗还是生活，都是个大问题，很多人抵触甚至公开反对。但此时岳父带了头，他积极拥护中央决定，向院里写了请求信，主动要求回老家，并且第一批就回去，这在疗养院引起了不小反响。
　　 一年后岳父全家回到了老家，住到了自己的老屋里。
　　 在土坯垒成的阴暗狭小的房子里，忍受着弹片带给他的诸多痛苦和不便，岳父长久地与药物，与自己的圈椅、书籍和收音机为伴，与疾病、与疼痛、与寂寞在做持久地搏斗。
　　 和岳父一起与疾病、与生活搏斗抗争的自然还有岳母。不能想象，靠岳父一个人的力量，这一家人是怎样过活下去。
　　 夏日里，赤着上身的岳父大口喘着气，以排出身上的热气，因为他的汗腺失去了排汗功能。岳母在一边用蒲扇起劲的扇着，力图用这样简单的方式给岳父降温。那时候还买不起电风扇。
　　 脚已经没有了疼痛感觉，血液和神经的不通畅使得岳父的脚变得肿胀发紫。常常，岳母将岳父的脚泡在热水里，让血液有所循环。尽管这样做并不能有太大的改善，但岳母依然坚持着。
　　 冬日里，北窗上的冰花糊住了窗外的光亮，使得小屋里愈加阴暗，煤炉上的水开了，冒着热气，热气的朦胧中岳父坐在那里如同一座雕像，一动不动。
　　 家里经常有人来的，这是因为岳父岳母好客，待人热情。
　　 夏日的傍晚，岳父门口总有那么一些人，早早坐在那里，大人小孩围成一圈，摇着蒲扇，听岳父讲“说岳全传”、“三国演义”。
　　 除了用脑，岳父还练手，他学会了修理钟表。谁家钟表坏了，他乐意免费帮忙。坐在那里，用嘴、用下巴，一点一点把坏了的钟表拆开，修好，又重新组装起来。
　　 街坊邻居来，总也带些家里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和粮食，他们觉得这一家人有情有义。每逢岳母有事相求，每逢岳父摔倒或是要到医院，总是有人帮忙，从没有一个人讲过代价。村里干部也经常来嘘寒问暖。每逢春节前，学校少先队员就敲锣打鼓来家里送对联和灯笼。这使得岳父岳母感到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