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天，我下乡到北镇市（原北镇县）赵屯公社营盘大队第三小队。我们小队既有旱田又有水田，旱田种植高粱、大豆、玉米，水田种植水稻。
　　 我们知青每年是600斤口粮，即400斤粗粮，200斤细粮。这些粗粮和细粮都是毛粮，就是未经过脱粒的粮食。要想把粮食吃到嘴里，还要把这些毛粮送到大队的粮食加工厂，经过加工才可以吃，每次到加工厂磨米都是我们小队的三个男同学去干。其实，叫磨米并不准确，应该叫脱粒才对。但当地的社员都这么叫，我们也只能入乡随俗。磨米时，我们跟生产队借一头毛驴，把需要脱粒的高粱或者是稻子装在麻袋里，再把麻袋搭在毛驴背上，让驴驮着去加工厂。去的时候，一个同学在前面牵着驴，我和另一个在驴后面溜溜达达的跟着。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活儿挺悠闲自在。其实，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不知道这条驴是没吃饱还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反正从麻袋压在它身上，它就总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不是乱蹦乱跳，就是连吼带叫。走到半路，它突然挣脱了拉着它的缰绳，甩掉了麻袋，疯了一般夺路而逃，一溜烟儿似的跑得无影无踪。这下我们顿时傻了眼，离加工厂还有一段距离，这么沉的麻袋，我们怎么扛得动？于是，我们三个人分了工，一人回生产队找社员帮着扛麻袋去磨米，另两个人去找驴。我是找驴这伙儿的，驴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俩根本不知道准确的方向，只能凭着感觉走。我们俩也做了分工，一个向南，一个向北。也不知道找了多长时间，连驴的影子也没看到。驴没找到，如果真的跑丢了，我们还真的承担不了这份责任。继续找吧，此时我们俩已经饥肠辘辘。当我和另一个找驴的同学终于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已经累得两眼冒金星。回到青年点时，已经很晚了，几个同学看我们两个累得像个瘪犊子似的，不禁都笑出声来。他们几个幸灾乐祸般地问我们：“你们俩上哪儿找驴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问得我们两个面面相觑不知所以然。心里真是愤愤不平，觉得这是幸灾乐祸，好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那个先回来的男同学已经吃饱喝足，翘着二郎腿，在炕上吐着烟圈儿说：“还找驴呢，驴找你们吧，那驴比你们聪明多了，人家驴都知道饿，早回来了，就那么俩傻子似的。”他的一番话，说得我们俩是目瞪口呆。不会吧，怎么可能呢？我们俩顿时目瞪口呆满脸狐疑，不知所以然。
　　 那个男同学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俩找驴去，我回生产队找了两个社员帮忙。磨完米早回来，那两个社员到马棚一看，那条驴正吃草呢。饲养员李大爷还夸咱们呢，说这几个青年干活还真挺利索，这么快就把米磨完了。这驴也不牵着点，让它自己跑回来了。”我在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妈的，这条倔驴怎么这么狡猾，在外面跟我们兜了一个圈子，自己回来找食儿吃，害得我们俩满世界地找它，饿得我俩前胸贴后背。”其实，心里也不得不佩服这条聪明的驴。
　　 事后，仔细一想，才知道我们俩真的很愚蠢。俗话说老马识途，怎么就没想到老驴也识途这点浅显的道理呢？
　　 那个男同学和其他三个女同学，这时嬉皮笑脸蹦高地喊：“你们俩就是两条笨驴，活该倒霉。”
　　 听了他们的一番讥讽，我们俩像似泄了气的皮球，顿时瘪了气，一下子瘫倒在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