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渐浓。最爱在红艳艳的对联、福字、门神及各种生肖的剪纸图案前徘徊，那是年味最浓郁的地方。一条街，就那么红彤彤地延伸，严寒威逼，挡不住人来人往。我算得上是最清心的人了，却也喜欢购几幅最漂亮的剪纸福字或本年生肖图粘贴在洁净的窗玻璃上，家一下子就有了年的气氛，增加了几多喜庆，添了几许热烈，还有一些期许或盼望。这仅是年的表情，还有更多实质。
　　 如今，有了儿媳，仿佛才是真正的长辈了，得努力营造一种过年的氛围，一如当年祖母在时。关于年，许多饱满和温馨的记忆都在来时的路上，那样清晰、温暖和喜悦。要说热闹，还是数在老家，那些尚且清贫的年味。那时在古老的旧宅，街门外尘土飞扬的一块场地，空空荡荡，却是童年最快乐的游乐场。一口四周冻结着厚厚冰层的水井在场地北面。全村人就这么一口井，人们围着井台，从深深的冰冻的狭小的井口叮当作响吃力地拎出一桶水，装满大木桶抬回家。每年大年初一，要先去抬水，然后才穿过年的新衣。不管日子多么拮据，总要买几张红纸和彩纸，还有几幅年画。红纸用来写对联，这是父亲拿手的事，全村人都会夹着一卷纸笑盈盈地来，之后卷着写好的对联回家。从这一刻开始，喜庆已经溢满了院落。彩纸用来砸门头子，即将彩纸折成长方形，二爷有一套工具，在纸上砸出许多镂空花样，不同的颜色间隔贴在门楣，之上贴对联横额，门的中央贴门神，弄得花花绿绿，仿若彩旗飘飘。母亲的缝纫机则几乎昼夜不停地响，赶制一件件过年的新衣。那时人们多数还是手工缝制衣服。有人觉得手工的太土气，且一针一线太耗费工夫，便拿来央求母亲给做。乡里乡亲的，母亲也不好拒绝。有些早拿来的，母亲早早就计划着做了。可有人赶在小年后才凑够了钱，扯一块布送来，显然手工是来不急做了，母亲明知在年前赶不出来，抵不了人家央求，只好收下。机子不停地轰轰作响，那是一部非常老旧的缝纫机，还是“四清”时，退赔分给我家的。缘于孩子多，母亲教学任务繁重，根本没有时间为我们手工缝制，有了这台全村最现代化的机器，总不能闲置。母亲买了几本裁剪书，自学。母亲聪慧好学，很快便能做衣裤了。开始，不是小了，就是大了，也许袖口或其它地方不得体，边做边学，一点一点地改进，为此，母亲付出了更多的辛劳。每每到过年，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父亲母亲都在为全村人忙，可家里的活也得有人做吧。祖母要用鏊子烤馍，祖父帮忙，要做好多的馍。她一个人忙不过来时，就会发牢骚，当然是怨母亲不帮忙。此时，忙碌中的父亲便也对母亲生出不满，矛盾因此激化，有时少不了一场争吵。我特别害怕在这种无限的喜庆里滋生不快，会将人愉悦的心情一个不慎打落地上。谁都忙，谁都有理，仿佛只有母亲忙的不是时候，不是正事，没有顾及最要紧的事似的。一场战争后，极度疲惫的母亲，气呼呼地索性睡下了。可是，她又怎么能睡得着，自家孩子的新衣还没有做。只好起来先帮祖母做馍。祖母其实也理解，看母亲不知是哭红还是熬红着眼，一副无精打彩，不言不语的样子。她去请四婶来帮忙。母亲常常是做好村里所有人的衣服，在大年三十通霄达旦给我们姊妹做新衣。无论多么贫穷，过年我们总是能穿上新衣。这件新衣我们只穿到初六，年一过完，脱了新衣洗干净，叠整齐放下。这一年就这一件新衣，还要等到夏天穿。否则，夏天来了，不能还穿着那件已露出羊毛的棉衣。母亲深深地记着，也好几次给我们说，有一次她用给人家做衣服剩下的碎布剪成小三角缝纫成一个又一个小方块，再连接成一片，祖母把她一个破了的四方头巾给母亲做里子，为我缝制了一件夹袄，我穿小了。母亲看邻家勤大妈的三女儿盛夏还裹着一件到处开洞甩着毛絮的棉衣，便将这件衣服给了她。勤大妈后来多次无比感谢地对母亲说，要不是你给那件夹袄，我的小英得捂一夏的烂棉袄。那时的年味异常红火，却很简朴，吃一顿白菜粉条肉，有白面烤馍、油果子吃，就是最大的幸福，更何况还可以放任地好好玩上几天。那样的喜悦无与伦比，连阳光都裹着快乐的味道。我最爱干的是最具艺术性的活，贴年画。在熏黑且刚清扫过的墙上用图钉将画平行对称地挂好。且按照图的意境分布，恰如其分，疏密有致，新颖而喜庆。那些年画有花草有人物有动物，是那个年代最丰盈的文化或艺术享受。在那个没有电没有电视的年代，几幅简单的字画便大大地丰富了生活。
　　 几十年过去，一些习俗还在，比如贴对联、门神和门头子，只是这些都不需要亲手做了，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买现成的。自然少了许多自创的情趣，少了许多人与人的交集。不管现在的对联印制的多么花梢，总也比不上父亲亲自笔墨书写。想想那时站在父亲身边替他扯着对联，摆在院地等待墨迹干燥，闻着浓郁的墨香，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骨子里便多了几分对书法绘画的执爱。也因此喜欢上了盈联的深意，喜欢上了文字。
　　 年三十坐在煤油灯下，帮祖母做饺子皮，看祖母包饺子。然后，我将饺子一个个排队数数。母亲缝纫机的咂咂声，惹恼了父亲，他怨母亲不帮祖母一起包饺子。我们五个小崽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又见不到荤腥，祖母得包大大的一案板饺子，我们围在祖母跟前，其实帮不上什么忙，有时还添乱。累了，我们便睡了。不知道祖母什么时候包完了饺子，总之，第二天早早就能吃上饺子。这是那时最好的美食，吃到肚子撑了，还不想放下筷子。
　　 第一次有了电灯。父亲在院里也安了一个灯泡，平时舍不得开，可在过年要通霄开灯。我们在院里疯狂地蹦蹦跳跳，跳皮筋，踢毽子，打皮球，像欢快的小鸟，宛如从此有了一轮不灭的太阳。其实，那时祖母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有她，就有温暖，有可口的一日三餐，有细心的呵护。有一年春节祖母去了她的娘家，母亲领着小妹和弟弟也去看外婆了，父亲被人请去喝酒了，家中就剩祖父和我们姐三。那是第一次感觉过年的冷清和无助。仿佛锅被祖母背走了。疯玩回来，除了啃馍和吃油果子，谁都不会炒菜。祖父除了干力气活，连稀饭都没有熬过。姐自高奋勇，准备炒一个白菜粉条肉。学着祖母的样子，等好了，完全是菜和粉条烩了一锅，根本不是那个味。这个冰冷而没有温度的年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
　　 在我上高中时，修居民点，搬进了新房。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年热切的盼望减少了许多，对于穿新衣也淡然了，仿若乔迁远离了旧宅，远离了那个尘土飞扬的聚集地，远离了一个极度贫困却快乐的年代一样。父亲依旧忙着写对联。大爷、二爷和二奶已在老宅过早地走了。制作门头子的事就落在了祖父身上，祖父的手艺远不如二爷做得好。母亲的缝纫机时而还是咂咂沓沓地响，但这声音稀疏多了。人们已经开始买新衣穿了。到县城上中学后，一下子拉远了我和村里同伴的距离，我躲在屋里看书，几乎不再出去串门。唯一不变的热情是贴年画、对联和门头子。和祖母、母亲一起做油果子。一家人坐下来聊天时，偶尔和父亲聊一些名著和文学方面的内容，那是一段与父亲最有共同语言的时期。父亲每年都订《人民文学》《当代》和《文学汇萃》，虽属农民家庭，因父亲是村支书，他有天天看书看报的好习惯。家里有的是书报看。那一年春节，我安静地躲在热闹的背面，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杨沫著的《青春之歌》，沉浸在青春的澎湃激荡里。黄昏一个人在掉完叶子光秃秃的枣林里徜徉，脑海里充斥着《青春之歌》的人物和情节，荡漾着少女的情怀。情窦初开，朦朦胧胧懵懵懂懂，一颗少女的心悸动难安。对于情感，我现来都是非常隐忍的。全家人热热闹闹。父辈们几乎天天喝酒，父亲没有几天是清醒的。父亲醉酒，我们每个人都格外小心，惧怕父亲在醉意朦胧时滋事。处在青春期，是那么的敏感和脆弱，仿佛容不得一顶点不愉快似的。父亲酒后，总是与母亲吵架，母亲一个不快的眼神或生硬的话语，便成了导火线。他们吵架，而更加痛苦的是我们。母亲一睡不起，不吃不喝，一躺就是好几天。父亲照常天天出去喝酒。祖母叹息着，依旧操持着一家的吃喝。当一片阴云笼罩，谁也不是那么痛快。那时，我小小的心好像一块玻璃一样，易碎。我常常会独自流泪，不言不语。有一次父亲和客人聊天。他对客人说，琢磨不透我，不知在想啥，又从来不说。是的，我在父亲的心里一下子陌生了。一直让我引以为骄傲的父亲，因为酗酒，更因酒后滋扰，让我这颗一直在美好的氛围里生长的心，娇嫩的无法接受这样凌乱的亲人间的互相折磨。也就从那时起，我痛恨酒，痛恨任何一位醉酒的人。其实，父亲喝酒比起小叔他还是能把握和节制的。我们越是在意、担心，父亲越是醉得厉害，越是起事。长大了，那份简单的快乐和幸福似乎少了。我们和父母的交流越来越少，一切都压在心底。而与祖父母却无话不说。
　　 我无法忘记一直是家庭主妇的祖母带给我们的幸运。包产到户，这一政策的施实，惠及所有农民。而对于我的大妹却是致命的一击。父亲在村上忙，母亲在学校忙，祖母要管一家九口人的吃喝。姐刚刚高中毕业，母亲本是让她继续从高一上，她因“文革”，初中、高中阶段，不停地参加勤工建学，几乎没有好好上课。母亲希望她的每一个儿女都能有一个好前程。并非天下父母都会对子女有如此深厚的爱。不管有多艰难，有多拮据，母亲就算倾尽所有，也要让孩子有一个光明的前程。可是，自尊心很强的姐，仅比我大一岁，再与我一起上高中，她坚决不干。那时农村高中毕业生凤毛麟角，姐似乎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农民。时世造弄人。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个时代紧密相联。姐在生产队劳动了几年，俨然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农民。姐一如上学时一样，梳着两条粗长的辫子，美丽文静，言语不多，干活利落，手下动作极快，从不挑挑捡捡，深得全村人称赞。我家的土地几乎只有祖父和姐两人承担，当然，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全家都会投入劳动。
　　 那次就因祖母病了。在父亲心里祖母只是操持家务，是无足轻重的。可这次就因祖母躺下了，整个家就乱套了。按部就班的一切，瞬间没了头序。母亲手忙脚乱地做好早饭，来不及吃，一看时间到了，匆匆赶往学校。中午又是冷锅冷灶，从学校回来的母亲，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又要生火，和面，洗菜做饭，弄得双手灰一把面一把，喊这个叫那个，简直就是一锅粥。父亲狠下决心，让大妹辍学。这让我们所有的人心痛不已。母亲说服不了父亲，只是坚决不同意。躺在炕上的祖母也不愿意，可又能如何？大妹刚刚考上初中。父亲曾经说过，我让你们都上学，上到啥程度就看你们了，到那个阶段考不上，那就乖乖地回来劳动。可在这当口，父亲却失言了。在市里上中专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心痛不已，比不让我上学还要难受。整整两周我脑海盘旋的都是这件事，本就睡眠轻的我，开始失眠，彻夜想这件事。我深知父亲做的决定，我们很难动摇，很难让他改变想法。两周后我回家了，劝父亲让大妹继续上学，将来真要考不上高中那就算了。可父亲一句话就将我堵了回来，你能保证她考得上中专（初中毕业考小中专），考不上，高不承低不就，又不安心入农，家里的地谁种。我知道再说什么都没用。为此，姨也特地赶来劝说，父亲还是那几句话。大妹极不甘心地又坚持着上了两天学，考虑到目前家中的困难和对父亲的理解，忍痛割爱。这一割舍就是另一番人生前景。后来，说起这段往事，父亲虽没有表现出后悔，当他也说，其实，五个子女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还数老三（大妹）。父亲曾寄厚望予我，以我的成绩考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偏偏在高二时因身体逐多方面的影响，又或临阵退逃，又或青春期心理脆弱，节节退步，在完全放弃或儿戏的状态下，免强参加了考试。我知道大学考不上，中专没问题。可我的目标是大学。一个假期跟随姐上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在如此辛苦的劳动中我认清了自己，以我羸弱的身体，不管多么努力根本无法与一直参加劳动的她们相比。我默默干了一个月，几乎是硬着头皮在扛，每到夜晚全身散了架似的疼痛，我咬牙坚持，没有喊过一声苦和累。我想时间长了，一定能适应。我错了，那样的劳动强度，不是我能承受。我突然间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且坚定的目标，我必须上大学。我暗暗下定决心，继续上高三，以我本就扎实的基础和努力，一定可以实现。
　　 命运真会捉弄人，又或上天注定了你要走的路，容不得你重新选择。
　　 我去补习，全家无一人反对。我特别感动，我的祖父母、父母、姐、大妹。那时小妹和弟都还在上小学。我心里默默为自己立下一个毒誓，若考不上大学，就不活了。没人知道这一个假期对我的改变，还有我坚定的决心。我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学习，真可谓全身贯注，吃透每天所学的所有内容。是啊，要想成功一件事，是可以克服所有困难实现的。此时的我真有愚公移山吃苦耐劳的精神，有冲锋目标绝对的信心和力量。然而，一纸通知书，彻底摧毁了一切梦想，彻底与大学绝缘。父亲根本就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替我办好了所有手续，还有三天时间，催我去报到。送我时我的同学哭了，我无悲无喜。父亲觉得我身体不好，煎熬这一年太苦，断然替我做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