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因为严重的肺结核被人民医院丢进了太平间而被一位族伯父背回来后，他的病就神奇般地好了起来。逼人死命的饥饿威胁一旦解除，他的体力也就恢复了，他依然还是一位伟岸的汉子。
　　 一九六二年八月，母亲又生下一个幺崽，这就是我的小弟星辉。这一年，母亲三十二岁。一九六五年，母亲又生下一个女儿，她就是我的小妹月娥，这一年，母亲三十五岁。此后，母亲就终止了生育。小妹是母亲唯一的女儿，她和小弟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他们都是大灾难过后降临于世的，没有经历死亡的劫难。父母亲一直将小弟小妹视为掌上明珠，晚年的依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父母亲在小弟小妹身上并没有错疼爱他们，小弟性柔，对母亲最孝，小妹和母亲相依为命一个时期后出嫁了，她在一种非常困窘的环境里坚强地挺立起来了，而且在母亲生命旅程最后的四十天里，日夜随侍母侧，心诚虑纯，堪称孝女。
　　 这几年正是我们上面四兄弟读书的年份，长兄读完高小就辍学了，他的养父母不再送他读书了，母亲无法干涉。文兄读完初小才十一岁，母亲便割爱让他去生产队做工了，他是从三分底分做起的。生产小队嫌我们劳少人多，年年超支，母亲不愿意听闲话。
　　 在这段时间里，母亲又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感情危机，是来自外围的，即与修渥伯父关于长兄的带养之事。
　　 长兄出祧后，修渥伯父家原来的种种许诺便是昙花一现，没过两个月的好日子，长兄便受到种种虐待。
　　 修渥伯父当时尚有一老母健在，伯母嫁给伯父后又没有生育过，不知养人的艰难。伯父出身贫农，做着生产队队长一职。他是一个非党积极分子，文墨方面不识半个字，却常常鄙视长兄的出身和我们一家，伯母婆媳也从一旁帮腔。长兄在他们家便感到孤立无援，温暖无份。更为严重的虐待便是物质上的，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当时，一个人如果受到物质上的虐待，便会产生一种受迫害的感觉，便要萌发一种反抗的情愫。
　　 那时，长兄吃饭要看大人的脸色，吃多了是万万不行的。总饭量有限，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在饮食方面如果受到限制，又处在这样一个家庭，他自然是不满的。穿衣睡被也是一样，冬天穿的单薄，出祧的时候母亲给他做的那件新棉衣，伯父家竟然让他穿到了十六七岁，九岁时做的衣服竟然穿到了十七岁，这叫什么话！平时的穿着也是三层楼叫花子一样，床上的蚊帐墨公漆黑，补丁叠补丁。冬天了，床上没有垫絮垫被单，只有一床薄薄的盖絮，缝制成一个圆筒式的，睡觉的时候，人钻进去就是了。长兄还在读书的时候，伯父伯母总是嫌弃他，说他吃闲饭，用空钱，穿空衣，三天两头总说自己亏了，不该带养的。他们巴不得长兄不读一句书，为他们当牛做马，为奴为仆，一不如意，总是对长兄说：你回去吧，你是个没人要的！他们对母亲又说：彭姑娘，你把你儿子领回去吧，我们不带养了！母亲含着眼泪和伯父一家讲理，但是他们蛮不讲理。长兄还在读初小的时候就经常背着书包回到家里表示不再去了，母亲只能轻声细语教导他，叫他看在病重的父亲的面子上，看在一群幼小的弟弟的面子上，凡事忍一忍，不要让别人说闲话，继续去过日子。有这么一次，我们一家还住在茶盘庄的时候，修渥伯父太不像话了，竟然跑来茶盘庄对我母亲说，他硬是不带养了，叫我母亲去将人领回来。母亲气得大哭一场，和伯父一家吵了一架，拉着长兄的手就往茶盘庄走去。当时，伯父的四婶对我母亲说：彭姑娘，你领回去也好，莫让这家人害死他，这是一个绝九代的家，人人个个都是毒心肠硬心肠。修渥伯父是四奶奶的亲侄子，四奶奶当年就是这样骂他的。事后，长兄跟着母亲走了很长一段路，被美让给挡住了。当年就是美让做中出祧的，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现在又做着支部书记，便要再做一回主。他拦住母亲，将母亲和长兄带回伯父家，狠狠地批评了伯父家一顿，又说服我母亲留下长兄。他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若今后再有此事，就亲自送我长兄回家。
　　 一九六二年，我家迁回新堂屋，长兄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变，难听的话便没有说的那么露骨了，但是依然是摩擦不断，矛盾不已，只是伯父他们也有所顾忌了，长兄在一天天长大，也已经辍学了，可以帮助他们家做事情了。准确地说，长兄在自己养活自己，伯父家的心理天平才有所倾斜。
　　 父亲那时是不怎么出面的。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长兄是他的长子，是他的骨血，人又生得聪明，难道父亲不疼爱他？
　　 至于母亲的出面有很多原因，一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家长里短，即使说错话了，别人顶多说她“妇见”。二是当年伯父总是口口声声说我长兄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潜台词就是说我母亲不要他，是说他不是我母亲生的。母亲觉得这是天大的冤枉，长兄的出祧是二娭毑当年一定要做这个主，本来，母亲是要将文兄或者我出祧的。母亲嫁给父亲时，长兄已经一岁有余，出祧时已经八岁多了，最艰难的带养日子都过去了，还怕什么？而且，母亲在父亲的监督之下，也是不敢轻易看轻长兄的。三是母亲确实也是疼爱长兄的，并且视为己出。她从未忘怀长兄的生日，每年在长兄生日时总要做荷包蛋寿面给长兄吃或者接他吃饭，长兄每遇难事或者家庭尴尬关系受气时，每逢投诉，母亲总是从善解释，嫂子过门了，母亲也是将她做自己儿媳妇看待的。总之，我没法说清楚母亲在我长兄身上所投的心血。
　　 过渡时期一结束，长兄在伯父家的地位待遇也略有改善和提高，我们家和伯父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母亲暗地里流下了许多悔恨的泪水，受了许多冤枉怄了许多气。
　　 即使现在回过头来看，母亲在对待长兄的问题上，她是高尚的，无私的，光明磊落的，她用榜样的力量影响了长兄的一生。
　　
　　 五
　　 文革十年，我的一家不是走过来的，是熬过来的。
　　 这时，我的家庭不包括长兄也是一个七口之家了，柴米油盐，穿衣吃饭，主要靠母亲操心。母亲白天要去集体上工，除开挑担子和办田之外，什么活儿都得去做，特别是她的连枷打得好，那时候没有脱粒机，许多东西全靠连枷脱粒，如小麦、大豆、荞麦、禾藏等等。一日三餐要做一家人的茶饭，要洗一家人的衣裳，无论哪一天都有洗不完的衣服。夏天洗衣服全靠夜间，一般季节洗衣服全在弄熟早饭之后。母亲恪守东方女性传统美德，该妇女做的事情，她从不要人代劳，尽管她忙，没有一个大一点的女儿给她帮忙，一般也不喊我们父子帮忙。只做事倒也没什么，最折磨人的还是艰难的日子，依然缺吃少穿，过得巴紧巴紧。
　　 一九六七年，我们一家已经有四个人在集体出工，却还划在“困难户”“超支户”行列，可以想见家里的进项是极为有限的，我家兄弟多，又都处在成长期，食量大，吃饭如猛虎下山。父亲和母亲有一种默契的分工，父亲管吃，母亲管穿。父亲管吃也没有特别高明的办法，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找亲戚去借，也不是所有的亲戚有余粮借给我们，当时略有剩余又肯借给我们的亲戚是熊石林姑爹和范至善姨父。有谷借谷，没有谷就借薯块、茴丝、茴钉、荞麦之类的杂粮。父亲死后若干年，我们兄弟才将那一笔笔债务还清。第二条路便是变卖祖产，这祖产绝不是什么金银财宝、名贵字画或者古旧家具，无非就是新堂屋的房产。新堂屋是我祖父兄弟不知拼了多少年才用血汗建起来的铜盆冲最富丽堂皇建筑，父亲一辈为了养活后代，只得东拆西卸，肢解新堂屋了。当父亲借无门拆无路断炊的危机一次次威胁我们生存的时候，还得靠母亲去挪借。
　　 父亲管吃管得没办法，母亲可以从旁帮上忙。母亲管穿时，父亲却帮不上半点忙。每年立秋一过，母亲便开始在夜间给人纺纱织布，用工换来一点棉花，然后再给自己一家人纺纱织布。这样的忙法一直要持续到次年的春末，将全家人冬夏两季的衣服置办齐备才罢手。母亲的纺车和织布机是全家人最熟悉的劳动工具，冬日夜长，她一般要做到子夜后两三点钟才上床睡觉。就靠着母亲一双勤劳的手，我们全家人才没有冻死。
　　 母亲的受折磨还表现在精神方面。文革十年，父亲在建设大队虽然不是头号批斗对象，但是却要去做无休止的陪斗，或者在生产小队作头号批斗对象，几次遭到罚款罚工分的惩办。要知道，那时候一次罚你几个月的工分就等于是要你的命，父亲常常被罚得白劳动半年或者两三个月。父亲在外受了委屈，回家拿我们母子出气是常事。母亲的担惊受怕是双重的，一是怕父亲在外受更大的委屈，二是怕父亲回家后的迁怒。一切的一切，她只能忍受，只能默默地承受。为了一个家，母亲只能如此。
　　 一九七四年，父亲患绝症去世，母亲伤心是一回事，精神的解脱又是另一回事。作为社会攻击的大目标父亲一旦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孤儿寡母便被这个世界所忽略，母亲便少了许多担惊受怕。另外，我们兄弟也逐渐长大了，成了一个个强壮的劳动力，母亲二十几年的奋斗终于也有了一线希望在前。
　　 父亲去世时，母亲四十四岁，两年后，文革结束，这时的母亲已经很苍老了。
　　
　　 六
　　 文革结束后的六年，我们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虽然未能摆脱贫困的境地，政治上，我们却从社会的底层神奇般地翻过来了，走出了地狱大门。
　　 一九七七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初录上线，这个消息犹如一声炸雷在铜盆冲上空炸响。一九七八年，小弟星辉在高中跳级考入中山大学。小弟上大学时，还未满十六岁，这个事实本身再次如同一声惊雷，彻底震醒了当时思想还在文革氛围中徘徊的人们，铜盆冲第一个大学生竟然就出在我们家。一九七九年，我第三次参加高考，最终还是录取在师范学校的消息仍然给当时周围山村一个震动。这些事实无疑给当时封闭的农村和农民带来一个信息：中国在变，人在变，思想在变，政策在变，人下人可以变为人上人。从此铜盆冲人的观念变得让人眼花缭乱，过去歧视我家压迫我家的人，他们的目光也变得温柔起来亲切起来了。他们将斗争的武器收进了武库，也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不可捉摸的世界。
　　 随着政治的解冻，地位的改善，我们家庭便接二连三发生了变化。一九七七年腊月，我们家拆除了风雨飘摇的新堂屋，在茅屋场开辟新基做房子。一九七九年，文兄结婚。一九八0年，三弟结婚。一九八二年，我也结婚了。而且到一九八四年腊月，秀芳、衍莹、琼红、秋光和雪松都已经出生了。这些情况的变化，就是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发生的。
　　 在这个时期，母亲的步伐是轻盈的，精神是愉悦的。父亲的遗愿在她的手里一个个实现，父亲想到的母亲做到了，父亲没有想到的许多事，也鲜花盛开。全家人以母亲为核心展开工作，母亲也从田里地里退役，只在家里料理家务，带养孙子孙女。
　　 可是，经济方面的压力依然是巨大的，收入在成倍成倍的增长，开支的增长速度还要快。有时，我们家一年要办几件大事，还有几个人在读书，一年要花许多钱，因此，家庭照样有缺钱的日子，日常开支依然靠母亲去东挪西借。
　　 这个时期我回到老家，就会经常听到别人赞美母亲操持的这个家好。母亲说，好什么好，只是名气好罢了。潜台词是说，我们依然贫穷。困扰母亲几十年的穷日子是不容易送走的。
　　
　　 七
　　 最后十年的日子，是母亲最富裕的日子。这时，我已经在黄秀中学执教了，小弟也调进了长沙城，我们兄弟俩的经济情况一改善，母亲的贫困状况便一去不复返了。家兄供给母亲吃的，米倒进米缸里，柴到柴湾里，水也挑进水缸里，我和小弟给她钱花，小妹给她做衣服。
　　 可是，幸福终归是有限的，热闹的日子里，母亲只有忙碌和疲惫，当子女全部成家立业，当孙儿孙女全部上学之后，母亲退归沉寂。沉寂的日子更加难熬，母亲晚年最大的痛苦便是孤独，这种痛苦在白天是很难看出来的，因为白天母亲还可以到各家走走，帮着做一些家务，打点一下活计，晚上则十分的孤寂空落。母亲住在我那幢独立的房子里，晚上，她先是去文兄家里或者三弟家里串串门，然后便是回家睡觉。一个晚上天长地久，也没有一个人陪着说说话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子就这么过下来，真是不容易。
　　 解除孤独的办法有这么几个，一是到外面走一走，主要是去长沙小弟家住。但是久住乡下的老人，一般很难适应城里人那种人与人互相隔膜的生活氛围，住半年或者几个月就又闹着要回家来，去小妹家和我家住的日子是罕有的，小妹初成家，有困难，母亲住在她那里不怎么安心，住我家她又不习惯。二是希望我们在外的人经常回家陪陪她，能住则住，住多久她都高兴。不能住则吃餐饭，不能吃餐饭则吃几个鸡蛋，陪她说说话。母亲是一个极喜欢说话拉家常的人，铜盆冲的家长里短，屋场里的重大新闻，全是母亲聊给我听的。她是一个信息中心，我每次回家，准能从母亲的嘴里知道屋场里和家里的许多新鲜事。三是老人活动中心，我将我家戏称为老干部活动中心。几年前，我发现我每次回家，总有一两个或者数个老娭毑和大婶们坐在母亲那里聊天，老娭毑大婶们见我回去了就起身走人，我感到这是“生分”，后来便和母亲一起留客，客人便不走了，来聊天的人也更加多了。我回到母亲身边，有事则做事，无事则陪那些老娭毑大婶们聊天。那些老娭毑大婶们的日子过得紧巴一些，母亲也时不时地帮助一下。由于母亲的好客，后来几年，我的那幢独房自然就成了一个老人活动中心。我再回家时，那些老人便和我也聊得很开心，处得很随和。四是和家里的儿子媳妇孙儿们在一起，我们一家，大大小小几十口人，基本上都很尊敬和孝顺老人。母亲从来就是一个好强的人，生怕别人嫌弃她。愈到晚年，这种感觉就愈强烈。因为晚辈都很尊敬和孝顺老人，所以，老人便乐意和大家在一起。农忙的时候，帮他们做点家务，晒一晒稻谷，看看饭，农闲的时候，帮他们看个门，要紧的事儿，帮他们提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