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孤独，母亲在晚年的不幸就是感到身体的每况愈下，离地狱之门不远。三年前，小弟要出远差，将母亲接去长沙带启儿，没过多久，一次自己不小心，在地矿厅大院门前摔了一跤，脚直骨接近踝关节那一截造成粉碎性骨折。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天没下雨，地面又平坦。母亲又没穿高跟鞋，也没有做剧烈的运动，怎么一跤就摔得那么重呢？此后，母亲的身体就江河日下。她在床上躺了几十天，儿女们服侍在侧，几十天后，慢慢地能下地了，我们又特意为她做了一根拐杖，还是不离人服侍，一年后才能慢慢行动。那时候，母亲常常算八字，每算一次都要告诉我结果，说算命先生都测出她活不过三年。每个算命人都这么说，自然就真了。我只能鼓励母亲，说算命先生的一套不要信，姑妄说之，姑妄听之。脚伤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大病，只是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总是会恢复的。我还说，赵丽蓉奶奶就是和您老人家同庚的，年年的春节晚会她都要去蹦跶蹦跶呢。我还说，您起码能活八十岁，就别悲观吧！我过去说母亲死后我不哭，也就是说母亲八十岁后死去我不哭。母亲并不相信我说的话，她自有她的逻辑，她不相信我说的道理，她相信八字。
　　 一九九六年春节，我在家里过年，便有许多人来家里玩。母亲连办几餐饭，每餐都是几桌，母亲这样招待客人，倦容显然。我遂对母亲说，我来家里实在是害了您。母亲说，她愿意这样，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大家都高兴，她即使累一点也是值得的。
　　 母亲的拐杖是一九九五年丢掉的。其实，一九九五年她又大病一场。我经常往母亲身边跑，抓药延医，就是搞不清患的什么鬼病，反正是诊好了。
　　 一九九六年春节过后，母亲几次三番地对我说，她怕是活不过年了。我叫母亲别乱说，母亲说，这不是乱说，她的感觉就是这样。后来，小弟要接母亲去长沙住，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预感。小弟之所以要接母亲去住，是因为他在一九九五年底搬了新居，是一个比较好的套间。母亲以前在长沙客居，一直狭狭窄窄过日子，小弟怕母亲身体不行，还没见到他的新居就去世了。母亲之所以要去，也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不行，怕看不到小弟的新居室，她其实并不向往城市里的生活。我们大家也这样想，便赞成母亲去长沙住一段日子。
　　 母亲去的时候，还有一段曲直的经历。先是十三弟结婚在县城接客，小弟与我约定，说叫母亲收拾一下家里东西，检点行李带往县城，同他一路去长沙。到了十三结婚那天，小弟又说这次不能同他去，还得等一些日子。母亲便生气了，这实在是给了母亲一个机会，她在县城住了一个星期才回家，我也嘱咐三叔三婶叫他们多留母亲住些日子。回去不久，小弟来电话，叫我送母亲去长沙。我实在是忙，没时间去，便委托兄弟去送。我先把母亲接到我家里团聚一下，吃一餐团圆饭，兄弟们都来了，几位舅父舅母也来了，很热闹，然后是送母亲去车站搭车。
　　 五月中旬的一天，弟媳五英从长沙来到我的办公室，神色很不好。她说母亲这次去长沙，只过了一个星期的健康日子，反正是不好，咳嗽、吐血、胸痛，吃药打针又不见效，后来做一次全面的CT检查，竟然是患的肺癌。
　　 母亲不健康是意料中事情，但是患这种绝症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厄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到善良人的头上，天理何在！
　　 修桥铺路双眼瞎，杀人放火住高楼，这不仅仅是一句俚语。
　　 十三弟结婚，他是我们十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母亲有幸能够参加他的婚礼，在县城还见到了阔别六年的十一弟。十一弟是一九九0年暑假去美国留学的。后来，十一弟回铜盆冲祭祖，匆匆看过我母亲，谁知竟成为永诀。
　　 母亲在县城住三叔家，也在三姐家跃进表弟家住过，这都成为一种告别形式。
　　 母亲由于脚痛，已经有几年没来黄秀中学了，她只知道我在学校干大事业，只知道学校变化很快。这次去长沙前，母亲来了学校，吃了一餐有很多亲人在一起的团圆饭。谁知道，这次宴席也成了告别的祭餐，这一次看中学也是她最后一次看中学。
　　 小弟和母亲和我们都不幸而想中，母亲不光在长沙看了小弟的新居，还住了个把月。她再也不能去长沙了，长沙的亲人再也照顾不到了。
　　 母亲真是神算，不知有哪路神仙在指点迷津？
　　
　　 八
　　 知道母亲患绝症的消息后，我和小弟通过电话反复磋商，觉得没有治疗的必要了，现代医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况且又是这种绝症，又是晚期病人。母亲体质太差，经不起医生的折腾，遂决定接母亲回刘家老屋养病。小弟说，叫兄弟们将母亲自己的住房弄干净，母亲回去后就住在自己的屋里。我运回材料，将母亲住房的地板重新做了一次，墙壁也重新粉刷一次，跟兄弟们逐一说清，叫他们以后好生照看母亲。
　　 五月下旬，我和继儿启程去长沙接母亲，我们是晚上到的，见到母亲，依然强作欢颜，与母亲有说有笑，共度欢乐时光。母亲说，她把所有的行李衣服都准备好了，即使我们不去接她，她一个人也是要在明日回家的。
　　 她的意思是她没有必要再在长沙住下去了，启儿长大了，读小学一年级了，小弟即便出差也不要紧了，她没有多少事做。她说她原先带启儿睡觉，自从严重咳嗽又吐又呕之后，启儿就睡到他父亲那儿去了，母亲占用了启儿的床铺，而启儿便经常在半夜一个人过来跟奶奶睡一起，启儿自小由他奶奶带大，祖孙二人感情深厚。母亲自知病情严重，分食分床，还是怕影响到启儿。
　　 次日，我们启程回家，乘快车到达县城，问母亲去不去三叔家住，母亲说，病恹恹的，就不去三叔家了，我们便乘汽车回家了。
　　 下汽车还有三里多路走，那条路的北端两边都是茶山，山上有许多老妇女在采茶，我和继儿提着母亲的行李慢腾腾地走在前面，母亲还是跟不上趟，她要和每个采茶的妇女打招呼说话，特别是平日里那些交往多的那些人，聊起来就没完，我们不忍心催促。
　　 在长兄家小憩一会儿，长兄执意留我们吃晚饭，母亲本来是愿意的，我却不肯，时间不早了，家里的卫生工作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还是让母亲住在我的房子里，回到家我就挑水扫地擦抹，烧了一壶开水清洗餐具，继儿和另外几个侄儿都在帮忙，直弄到天黑才结束。
　　 整个一九九六年的六月份我都很忙，学校基本建设工程浩大，中考又在关键时刻，白天无一丝一刻的空闲时间，我只能在晚上坐摩托回家看母亲，有时去得早，有时要忙到九十点钟才能去，母亲这时候已经睡下，又得起床开门。那时候，我一般是一周回去看两次的，主要是观察母亲的病情变化。我请了一个叫王和平的大夫专门治疗母亲的病。在王大夫的细心照料下，母亲的炎症消除了，不咳嗽了，也不呕吐了，身体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好转。这里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件是母亲一回去就要买蛋孵鸡，我明知道是徒费力气，可是不可以去劝阻，也不忍心去劝阻，只能随母亲的意。小鸡居然孵得很齐，等到母亲去世时，尚有十三只，长得极为可爱。第二件事是我打电话给三叔三婶，叫他们有空就去刘家陪母亲多住几晚。一天，三叔三婶去了，按照我的意思要自己动手做饭，让母亲多休息，可是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一定要让三叔三婶坐，自己去做炊事工作。三叔他们当然住不长，次日吃过早饭后就回去了。更重要的是三叔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母亲得的病是绝症，回县城后，他们几次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的见闻感受，认为是我们搞错了。
　　 七月上旬一过，小妹的饭店里就没有生意了，她便在中旬回家来陪伴和服侍母亲。小妹回家前，母亲一般不麻烦家里其他人，强撑着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小妹一回家，她再也强撑不下去了，便躺倒不干了，一直到八月底暑假结束。小妹在刘家服侍和陪伴母亲整整四十天，看着母亲的病情一天天恶化，走向死亡。
　　 我在暑假期间曾在老家住过两段日子，其余时间也不断地回家。小弟一家是每周来一次，只有一个星期没有来，天气太热了，在路上拉家带口的，路途又是这么远，实在是太辛苦了，是我叫他们隔一周回来的。其余亲人也是常来看母亲的，荣儿在广州打工，她也回来看过一次，那时，母亲寿限尚未到，我叫荣儿还是去了广州。
　　 母亲病得最厉害的日子是在最后的十五天，这十五天里，她就一直躺在自己的床上，再也没有到我的房子里去过了。她不进食，连水都喝不了，我们只能用棉签沾水解决她的口渴问题。就是这种办法，一次也只能沾几下，多了就受不了。母亲那饥渴的眼神，那求生的欲望，那不堪痛苦的面容，是难以用言辞述说一二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晚上十时半，母亲安详地去世了，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其时，亲人们大多都在她身旁，小妹一家和继儿是晚上两点赶回家的，小弟一家是次日上午赶回家的。母亲的福分大，九月艳阳天，本来应该是十分炎热的天气，可是停丧六日，全部是凉快的日子，既不出太阳，也没有下雨，早晚上都还要穿夹衣服。
　　
　　 九
　　 母亲一生是艰苦的，外祖父在一九五0年代划了一个地主成分。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并不是小说电影中的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外祖父也不是什么黄世仁，从他祖上起，祖祖辈辈没日没夜地做，才挣得一些财产。外祖父的弟弟一家全给血吸虫病害死了，只剩下一个弱女子和几亩薄田，外祖父将侄姑娘带养在身边，兄弟俩的田加在一起才有一石多，还年年要受到洞庭湖水汛期的威胁。外祖父请不起长工，长女嫁给范仙庭屋场的范至善，范家赤贫，婚后，大姨父就住在外公家，帮着外祖父做点事。外祖父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两个舅舅都是母亲下面的弟弟。母亲小时候只念了两年私塾，就帮着外祖父到田地里做工夫了。外祖母是一位标准的裹脚女人，性情温和，死人发火都不慌张，所以，母亲除了要帮助外祖父做外面工夫外，还要帮助外祖母做家务，纺纱织布，带养弟弟，与贫苦农民的女儿并无二致。不足二十岁的时候，外祖父做主，将她嫁给赵再茂一个小伙子，共产党建政那年，赵姓小伙子参加革命去了，并和母亲解除了婚约关系。一九五一年，母亲再嫁给了我的父亲，母亲与我父亲的结合，在父亲已经是三婚，在母亲是再婚。
　　 母亲的第一次婚姻为什么会失败，这一点我们无法知道。少年时，我只知道这么一个事实，一九七0年代初，我们建设小学来了一位教师叫赵廉明，赵老师来后，经常到我们家里来坐，称我母亲为姐姐。母亲便告诉我们，她的前夫就是赵老师的兄长，他的兄长一直在外面工作，极少回家，兄弟之间也无联系。赵老师分到我们小学来教书，母亲待之如小叔子。从这一点可以说明，母亲当年的离异不是什么感情问题，应该是政治问题。
　　 母亲嫁到铜盆冲来时，实际上还没有生育过，却面临着要做后娘的现实，这除了需要勇气、没有偏见的胆识之外，还需要有更多的慈爱之心。在母亲，她是具备了这两点品质的。长兄在母亲的膝下带养七年，母子均不生分，母亲待长兄如亲子，长兄当然也是可以感觉到的。长兄在幼时贪玩、邋遢，经常在樟树岭上玩得不知道要屙屎尿，告急了，就屙在裤子里，往往是背着一窠屎尿裤子回家交给母亲来洗，母亲就任劳任怨地洗晾。一九五九年，母亲拗不过二娭毑，将九岁的长兄出祧给了修渥伯父，在母亲一直是违心的。一九六0年代整整十年和一九七0年代头五年，长兄在伯父那边一直受虐待，以至后来屡次遭到伯父那边房关的歧视和旁人的欺侮时，母亲总是负疚，总是泪眼婆娑，总是叫我们兄弟要多关照和帮助长兄，别让长兄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在真理面前，母亲总是不屈服的，每逢伯父一家虐待长兄时，母亲总是挺身而出，和他们一家子吵闹说理斗争，指责他们的不仁不义。一九七0年代中期以后，伯父伯母变得乖巧多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也改善了许多，但是，伯父夫妻的劣根性还是存在，时不时还有复发，说理和批评的责任还是母亲去担当。一九九二年，嫂子生病，后来落了一个半身不遂，不能去户外同长兄做事了，与伯父伯母的摩擦便多了起来，伯父夫妻还是翻一九五九年的老帐，说他们带养长兄是吃亏了，仍然说我长兄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嫂子在我母亲面前哭诉，说“您当初为什么要把心愿给了这么一家人”？母亲只能陪着嫂子落泪，只能向她解释。可是，这历史的遗案又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场的，事情都过去三十几年了，又有什么办法重来呢？母亲说给我听后，我说，这是一种历史，长兄当年如果不出祧，嫂子当年也不会嫁给长兄，长兄的婚期也许要推迟若干年，娶的媳妇也不知是谁家的姑娘，能有现在这么称心如意的儿女么，这叫做一失一得。
　　 有失必有得，万事都是这么一个理儿。
　　 母亲关照长兄，看得起长兄，不光如同亲子一样几十年如一日，更重要的是她经常教导我们身边的几个兄弟要这样去做。母亲说，不能让外人有半点瞧不起长兄的事情发生。
　　 除了长兄出祧的事情折磨了母亲的一生外，父亲的病也让母亲迅速地衰老，在一九六0年代和一九七0年代头几年，母亲都面临着生离死别的劫难。关于这种情况，我在其他文章中都写过，再写就是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