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家乡，由清一色的河南林县逃荒人组成。我所在县有这样的逃荒村七个，其中六个由河南林县逃荒人组成，另一个是河南淇县逃荒人组成。至于掺沙子般混居于本县各地的逃荒人，难以数计。
　　 所谓农民，是一饮一啄的升斗小民，高度依赖于土地而活着。他们一出生，就与土地签订了生死契约：我吃你一辈子，最后你一口吞掉我，我把我囫囵个儿还给你。农民没有土地，意味着活着无饭吃，死后连葬埋之地都没有，连死都死不起。可作为逃荒人，没有一个是带着土地、房舍和祖坟远途流徙逃荒的，自然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土地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更迫切的要求。土地对他们来说，是天是地，是神是佛，是爹是娘，是生命的本身，是子孙与后世，是一切的一切。
　　 可我家乡当时的土地，都属于周围的四个村庄。逃荒人打简陋的土窑安下身后，靠当长工打短工，吃野菜、树叶、野果，甚至讨吃要饭，先把性命保住。在至解放时的四十多年里，他们租地而耕，开小荒地贴补肚子，一面死做死受，一面死抠死省，千方百计地攒钱买有自己的地。
　　 然而谈何容易，荒地不是想开就能开，山坡野沟也都属于周围的四个村，一动镢头，马上有人来干涉。除非按要求交了钱，或者按年度交上规定的租子。至于买地，更是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几乎每块地都有一个伤感的故事。
　　 我所在的自然村叫做“八亩地”，我小时候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块地名的借代。后来得知，我本家三大伯家窑顶上，有一块四亩面积的土坪地。三大伯在从牙缝里抠了二十多年有了点积蓄后，一心想把这块地买过来。地主人吃准他真心买地，一口咬定该地的面积是八亩。都是种地的行家，地亩是多少，一搁眼就能打量个八九不离十。可对方卖的是霸王地，愿者上钩。三大伯托人说合，自己上门商谈，拗不过地主人，一咬牙按流行价将地买下。或许是痛苦的纪念，或许是自嘲式发泄，就将这块地叫做“八亩地”，我所在的自然村也有了“八亩地”这个名称。
　　 我爷爷在逃荒至谢世的六十年里，子女由逃荒刚来时的两个增加至六个（我四姑于十四岁时夭折）。为了养活他们，他将所有气力都泼洒在土地上。我大伯我父亲从十多岁便开始跟爷爷学习农活，被他培养成最地道的农民。可爷爷直到进入耄耋老年仍不歇手，上山去开小块荒地。我大伯、父亲一再制止他，让他别再去地，好好在家养老。可爷爷就是不听。他开的那些小得回不过耧、卧不下牛的荒地，是他寄托魂灵的地方。只有把自己安放在土地上，他才六神安宁，百脉畅通，吃睡都香。将他剥离了土地，不啻是要他的命。我爷爷直到逝世的前一年，实在没有行走和劳作的能力了，才停止劳作。稍后，他亲不够的土地慷慨地接纳了他。爷爷在世时多次对我说过，人吃五谷杂粮，生于土，还要还回土中去，这叫“吃啥还啥”。爷爷对此做出了形象的诠释：活着时死心塌地躬耕于土地，求食于土地，忠诚于土地，死后甘心情愿地依偎于土地，回归于土地，还原于土地。
　　 爷爷这代人的“逃一代”，我大伯、父亲这辈的“逃二代”，都诚忠实地履行了与土地的契约，在一辈子土中刨食后，把自己囫囵个儿还给了土地。我这辈的“逃三代”，除少数人参加工作走出村庄外，大多数皈依了土地。可再下辈的人，却起了突兀的变化。
　　
　　 五、城乡格局的无序调整，杀死了我的乡村。
　　 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像被施了魔法，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向高空膨胀体积，向四周扩张面积。
　　 以前的土地，是用来种庄稼打粮食的，现在的土地，是用来长高楼、长城市、长工业园区的。种庄稼也是种，种高楼也是种，土地的价值还在。只不过，由粮食的意义变成了房地产意义，商业意义，炒地皮炒楼房炒得价格不知比给农民的补偿金翻了多少倍。
　　 城市是如此地喜欢土地，贪得无厌、予取予夺，一如餐桌上的饕餮之徒，一轮接一轮将周边的乡村和土地全部吃掉。与此同时，城市却又极度厌恶土地，哪怕大楼与大楼之间少许空隙地，也全部用水泥覆盖起来，除公园和街头绿化池外，看不到一星一点土，连居民养盆花用的土都难以寻找。
　　 城市是什么？从前是吃商品粮（也叫供应粮）的人高度集中的地方，现在是靠大量吃掉农村与土地长得脑满肠肥、精满神旺的地方，也是十足悖论地把山野、乡野挡在城外，却又整体承荷乡愁、渴望亲近大自然的地方。
　　 乡村是什么？从前是灰头土脸的人在泥土里刨日子，饿着肚子也要把城市供养起来的地方；现在是一次性卖掉土地或者扔掉土地也要挤入城市的地方，是人气急速衰退、荷尔蒙流失殆尽的地方。
　　 城市与乡村八字不合。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中，乡村是金城市是火，乡村是火城市是水，乡村是水城市是土，乡村是土城市是木，乡村是木城市是金，城市永远处在“生”的位置，被“克”的总是乡村。尤其在城乡格局大调整中，成批成批的乡村被吃掉，成批成批的乡村被“克”得奄奄一息，命悬一线。
　　 本来，城市够不着像我家乡这样的山旮旯农村。土地承包下户之初，我家乡的人确实也一门心思地打理土地。可当他们终于可以吃饱肚子，不再为一碗饭一件衣服而犯愁，终于有闲暇从土地上抬起头观望眼前世界的时候，发现面对的已经是一个一切以金钱为衡量价值的商品时代，远不再是能吃饱、能穿暖就是好日子。金钱最能启动人的先天欲望，金钱的动员快速而有效。村民们很快将劳动的目标调整到商品和钱币来。“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种五块，翻一番，其实这事也简单……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都长人民币。”这话，绝不光是小品语言的调侃，而是村民最真实最迫切的企盼。
　　 可现实太让他们寒心了。电力、山地小型机械、优种、化肥、农药、地膜等先后加入，代替了牛驴骡马、犁耙镢锄等落后生产工具，以及肩担背扛、胼手胝足的笨重体力劳动，提高了土地的产出。可与此同时，也导致成本的加大，工夫不打账的话，略有赚头，工夫也计投入，基本上就是赔钱赚吆喝。大失所望下，青壮男女一跺脚一狠心，选择了叛逆乡村和土地。除少数头脑灵活的人经商、当小工头外，大多数人下煤窑，偷挖铁矿石，或者买辆农用三轮跑运输。治理私挖滥采将这条路切断后，他们跑到天南海北的城市去打工。随着存款数字的增长，他们与家乡越来越离心离德，一心想把自己连根拔起来，移植进城市，变为一个城里人。年轻一代的态度鲜明而决绝：就是做鬼，也要在城里刮旋风。在县城和更远城市买房成为时尚，村子里升级换代的修房热戛然而止，有点能耐的人家前脚后脚都搬走了。
　　 乡村撤去学校，小伙想娶亲城里必须有房，是杀死我的家乡狠狠补上的两刀。
　　 如今的村民心气高了，为使子女以后有出息，砸锅卖铁、嚼吃咸菜也要带孩子进城读书。他们多是租房而居，边打工边照应孩子。春种秋收，他们虽也回村来忙活农事，可都是突击式的，草草种，草草收，然后匆匆赶回去照应孩子。这样的人家每年都有一批离去，孩子一到学龄，马上走人。
　　 现在的姑娘们很现实，把爱的方向确定在城市里。求婚的人城里有房，彩礼到位，人即便差点也好商量。反之，小伙子再有范儿，免开尊口是明智，想以爱的名义赢得姑娘芳心，那是门儿不清。小伙子们对此非常愤慨，可嘴上骂骂咧咧，还是紧赶紧地去挣钱，并赔上爹妈的全部血汗钱。如果儿子、爹妈都不清醒，小伙就只剩打光棍一条路了。
　　 儿女大学毕业工作有了着落的，也把父母带走了，最远的到了四川、内蒙、北京等遥远的地方。
　　 村里迁走的人家占了约五分之四，没走的人家，年轻人也在外面跑着。世世代代被打压着的荒草终于盼到出头之日，它们以野火燎原之势蚕食土地，淹没道路，侵入村庄，在一个个空荡荡的院落里狂歌劲舞，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集会。
　　 清明回家上坟，我和孩子们在坟地上方的岭脊路边停下车，居高临下望去，各家族上坟的人都稀零巴拉几个人，远不像从前都成群结队后人很旺的样子。我知道，远在外地的人大多回不来，委托赶回来的人代他们给先人磕个头。他们则在当地找一个十字路口，朝家乡的方向叩头“遥烧”。
　　 上完坟，碰到我本家大伯的外甥，管我叫舅。他是现任村主任，也早在县城安了家。清明节前，为不引发山林火灾，村干部们按照上边的严令，划片分工，戴着红袖箍死看硬守，严禁上坟的人动用明火，要求就地掩埋纸钱香火。现在山林成气候了，像浓稠的绿油彩泼在山上，四处流淌。加上早已没有牲口、羊群放牧了，村庄内外成了草木的天下，在春旱时节，很容易发生火灾。
　　 我和当主任的外甥，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说了一会话。他说现在当咱村的干部，说简单也真简单，说难也太难了。说简单呢，连以前“刮宫流产、催粮要款”这点事也没有了，只剩通知和催办村民续交农合医疗费、领取土地补贴金这些事儿了。现在的村两委，说穿了就是维持会。说难呢，除了护林防火、禁止私挖滥采这种硬任务外，最作难的就是村民自治的事儿，召集村民会议比登天还难。村委换届召集选民，得在手机里一个一个挨着央求，到选举日千万回来参加一下投票，可到时候连一半人都凑集不起来。大家根本不在乎选谁当村官，也不关心村里要干些什么事。我问他，全乡各个村都这样吗。他说，除乡政府所在地和有学校的几个村庄稍好一点外，都这样，山旮旯的农村，都要完蛋了。
　　 我呆若木鸡。我的家乡，莫非仅仅走过百余年的历史，便就此终结了？
　　
　　 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早些年，我对退休后的生活做过这样的设计：在城里住得烦了，就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让我晚年的生命里既有城里的喧闹，又有乡村的静谧、温馨。可我的这个预设，完全泡了汤。
　　 如今的村子里，青砖楼房替代了逃一、逃二代的窑洞、土坯平顶房，出村道路、村主道和通往各家的路，都在“村村通”“户户通”中硬化了，大路边戳立着很有科技范儿的太阳能路灯。很讽刺的是，村里却没几个人了，看到的大多是苍老、孤独、凄凉的身影。
　　 还留在村里的人，除两个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几个光棍户外，大多是50、60后的“逃三代”。本来，他们是唯一还在认真打理土地的人，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子女带走了（也许说被裹挟而去更为准确）。剩下来的，是死活不愿跟儿女进城的。他们宁愿守着老屋、土地、祖坟或逝去的老伴，度过人生的最后一段光阴。可这是很不现实的，到他们爬叉不动的时候，还得去找儿女。他们过世后，儿女肯不肯把他们发落回来，埋入老坟里爹娘的脚头，都是个悬疑。
　　 山区不上就下、零碎散乱的土地，不能像平原那样可以用大型机械耕作，自然也不能集约化经营。即使一个壮劳力，终年劳碌也只能摆弄十亩田。单靠村里留下来的这些老人，显然托不起一个村庄的农事。我家乡因此再也无人接受进城的人家转包的土地，一些边远地、差地和小块地，已经撂荒。这些浸透了逃荒人心血、汗水、泪水的土地，面临荒芜、垮塌、水毁的命运。
　　 在各级掌管的统计表上，一个行政村也没少，一户农民也没少。可实际上，在南太行西麓这片山地的皱褶里，躺着一具具村庄的尸骸。
　　 在土地统计报表和在按地亩发放的土地补贴金领取表上，土地面积一点也不会少。可事实是好多山区土地已经弃耕，因涉及面很广，弃耕地面积不会是小数字，意味着土地“红线”缩水严重。
　　 看样子，土地真的不值钱了，有它们无它们都过得去了。
　　 看样子，像“丁戊奇荒”、民国三十二年的河南大饥荒、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大灾荒，再也不会发生了。“年年防灾,夜夜防贼”、“民以食为天”的古训，都成了多余的唠叨。
　　 看样子，我们的社会已能够通过工厂合成粮食了，一按电钮，粮食便哗啦啦制造出来。
　　 看样子，我们已进化到头发变成草木叶子，仅靠光合作用就可以在身体里合成所需的营养。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直到今天，尽管科技发展神速，靠天吃饭的格局仍然没有打破，粮食仍然是社会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所谓人工降雨，只不过是人工增雨而已，天上无积雨云，往天空发射的碘化银再多，雨毛毛也降不下来。反倒是，工业污染和过度对大自然索取导致的雾霾“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随时都可能带来大规模粮荒。还有，对化肥的过度依赖，使土地像吸食了海洛因一样精神头十足，可久食毒品的土地，最终会因机能耗尽而板结，衰竭，死去。杀虫剂、除草剂、生长剂等农用化学品的大量使用，还使土地变成“毒土”，市场上到处充斥着令人们畏之如虎的“毒粮”、“毒菜”、“毒果”。有专家说，被毒化的土地很难修复。“转基因”农作物潜在的危害，更令人谈虎色变，予以强烈抵制。据说，基因对土地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同时，农药、基因污染，还会连锁性地污染水源水域，导致全境性的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