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十年浩劫、成为重灾区的文坛，如同走过了沙漠，见到了绿洲，开始出现了生机，文学艺术逐渐地繁荣起来。八十年代以后，许多地市、县，相继成立了文联，以及文联下属各专业文艺协会；大学和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一些爱好文学的师生，也纷纷成立了文学社和诗社。一些停刊的文学杂志得到了恢复，还新办了好多文学报刊。文学，文学创作者，开始吃香，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因为在一些文学期刊、报纸副刊上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在本地区有了一点小名气，陇南师专的前身成县师范学校，还专门邀请我给他们举办的文学讲座讲过文学创作课。同学们都很热情，好几个班的文学爱好者，挤满了很大的教室，听得十分认真，提问题也非常踊跃。当时，甘肃省文联、《飞天》文学编辑部、《驼铃》综合文艺编辑部、陇南地区文联、陇南地区文化处、陇南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等，在陇南和陇南各县、一些较大的企业厂矿，甚至是乡镇、园艺场，还邀请省内外著名作家、诗人，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研讨会、笔会、座谈会、文学讲座，地县两级，办起内部交流的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数量达十几二十之多，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发表园地。
　　 那时期，我在陇南报社担任副刊编辑四年，各种文学体裁的稿件每天都要收到一大摞，有大学教授的，有专业文学工作的，更多的是文学青年的。四年里，我编发了上千篇（首、幅）文学和书画作品，给这张地区性小报增色不少，发表了数百名文学爱好者的习作，其中有几十个已经成了陇南当今文坛的骨干，成了省级和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书画家。
　　 文学艺术这种繁荣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在文学创作最红火，文学创作队伍日益壮大的时候，一些大学办了作家班，一些文学期刊还办起了文学函授。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低薪制，而稿费相比于工资收入还是较高的，一篇万字左右的文学作品的稿酬，相当于一个中等工资收入者半年月薪的总和；而现在，却是一个中等工资收入者月薪的五到十分之一了。
　　 那时期，出现了“意识流小说”和“朦胧诗”两种文学创作样式，打破了传统的主流的写作方法，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文苑。所谓的意识流小说，不以塑造人物、讲述故事为主，甚至没有人物和故事，而是以作者的主观意识的流动为主线，附以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场景，写出一种主观情绪和感受，它形同散文，但又不是散文，却具有小说的元素。朦胧诗一反自由体诗歌数十年来的一贯写法，时空交错，不要逻辑思维，意象大幅度跳跃，天马行空，无主题，不讲道理，只是把一种情绪，一种情愫，隐藏在一大堆看似杂乱无章的视角景象当中，让读者去猜谜语一般阅读欣赏。
　　 上述两种文学创作样式，只是一种创作手法，一种创作形式，虽然有些“另类”，却也不失为一种探索。当时还出现了对这两种文学创作样式的争论，有褒有贬，有肯定有否定。这种现象，说明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象，文艺思潮，创作思维，文化思想的松绑、宽松和活跃，形成了文艺创作、文艺发展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在纯文学大力发展的同时，随着金庸、梁羽生等武侠小说的登陆，文坛上还出现了通俗文学创作，许多的通俗文学作品纷纷问世，“俗文学”不断地挤压、碰撞“雅文学”，逐渐占领了纯文学的一些阵地。各地纯文学期刊开始改版，有的干脆变成了通俗文学期刊。纯文学写作和作品开始大踏步后退、收缩，逐渐淡然失色，失去了许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
　　 进入新世纪以后，纯文学的地位越来越尴尬，不再清一色地统治文坛，不再一木独秀，一花独放。究其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问题。
　　 主观上，由于脱离生活，脱离读者，胡编乱造，粗制滥造，大量涉入近乎变态的性生活的旮旯，涉入特异功能走火入魔的自言自语，涉入世外桃源、冥冥世界、小资情绪、精神空灵、自艾自怜、孤芳自赏等等，主动放弃了纯粹，不再坚守文学的人民性、思想性、艺术性，自己糟践自己，把自身搞成了鬼面人，灰头土脸，面目可憎，从而不再受广大读者拥戴、热爱和喜欢。尤其是许多文艺界明星，大出特出个人文集，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作家；甚至一些“伪文人”、老板款爷、官员，也附庸风雅，以出书为乐事，或自费，或公款。一夜之间，著书立说，成了人人皆可为之的事情，如同大小便一样轻松、随便。
　　 客观上，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竞争愈来愈激烈，闲暇时间愈来愈少，就需要在精神上放松，用简单化的文学艺术来消遣，不需要思考，不需要难受，不愿意受文字折磨，看看搞笑的小品，读读轻松的通俗武侠小说，倒也挺快乐；加之影视、网络很发达，视角已经空前的开阔，想看什么就有什么，读砖头一样沉重的书，看胡说八道、远离现实、不着边际的文学期刊里发表的文字，不但不是一种享受，反而是一种痛苦。文章已经不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再去承担“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虚幻责任，既不能“解惑”，更不能“授业”，只好束之高阁，装点门面，或者干脆卖给收费书费报的小摊贩，换几个小钱，腾出一些空间来摆设盆景或工艺品，倒也赏心悦目。
　　 纯文学的遭遇不是纯文学本身不受欢迎的问题，反而是它的“不纯”带来了问题。纯文学本来是良家女子，被不法不良之人拐卖进了烟花巷，不得不令人痛惜，令人悲叹，更令人气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去维护这个良家女子的合法权益，有力地打击那些不法不良的拐卖分子，还纯文学以清白，使她不再被拐卖，不再受玷污，不再遭屈辱，让她在文坛上再度花朵般绽放，花枝般招展，花儿般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