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懋筠是三个红顶子之一程焕采的第五代子孙也是程天放的堂侄。正是这首曲子的成功奠定了他在音乐界的地位。当然也正是这首曲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边缘化了，他的名字被从音乐出版刊物中抹去，之后便是销声匿迹。直到半个世纪后的2007年程懋筠冥辰50周年，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遵循“尊重历史人为本，面向现实唯求真”的学术理念，策划、发起并联合西安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以及程懋筠故乡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政府等单位，于6月16、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纪念程懋筠的大型专题学术会议。来自音乐界的权威人士、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程懋筠的亲属、学生、家乡代表和来自台湾音乐界、文化界的代表三百人莅会。形成了海峡两岸同堂纪念的感人场景。人们这样评价他：如果说萧友梅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奠基人，那么程懋筠就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开拓者。
　　 程懋筠17岁随兄长赴日本留学时没有遵循父命学理工，而是自主选择了声乐专业。其中的原因也许是想到满目苍夷、受尽屈辱的祖国更需要用音乐这个武器去唤醒她的人民起来为之奋斗和献身。肖邦就这样说过：“我愿意高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感情所激发的声音，使我们的作品——至少我的作品的一部分——能够成为战歌。”音乐也是唯一不需要翻译就能让人读懂，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进入一个民族灵魂的艺术；也许是他觉得音乐更符合他的个性。他不喜欢政治。便天真地认为音乐可以超然于一切党派之上。但政治却跟他开了个极大的玩笑。
　　 那年，二十六岁的程懋筠学成回国。在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教育专修科第一任系主任、声乐副教授。由于性格刚直，为人清高，不懂得职场圆滑，事业上并不顺利，甚至面临着系主任一职被撤换的可能，心情有些沮丧。
　　 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先生在第一届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训词作为党歌征求曲谱，一时热血沸腾。便在在书房里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四字韵文，一字字地谱曲。他认为，这样的曲子，一定要韵律感强、节奏雄浑有力，因而对每一个乐句、每一个乐段，仔细推敲，反复演奏。完成后，自己却又不甚满意，烦躁之下，便将写好的稿纸一把揉烂，扔进了废纸篓。他的夫人舒文辉女士收拾房间时在废纸篓里发现了这样一张草稿，舒女士师范毕业懂音乐。她弹了一遍，觉得作品很有感染力，便自己重新誊抄了一份，悄悄地寄给了当时的“党歌编制研究委员会”。
　　 当时，评选极为严格、公平。评选的过程是，由合唱团在幕后逐个演唱参选作者的作品，评委们则坐在台下聆听，看不到谱稿，也不知作品的作者，完全通过作品演唱的实际效果来进行评选。音乐家选精后，有4首曲谱被选出。经过再次审听，觉得第80号作品即程懋筠所作之谱庄严平和、雄壮有力，有激发民族意识之效果，最终程懋筠“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作品在139件作品中拔得头筹。消息传来，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这使他在音乐界声名鹊起，成为音乐界的一名巨擘。
　　 一次，在上海的一场音乐会上，时任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客席指挥的日本音乐家、指挥家近卫秀磨面色凝重地登台，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拿起了指挥棒。此刻，台下观众屏住呼吸，大家都对这场精彩的音乐会充满期待。蓦地，音乐响起，“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久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当这首雄浑有力的《中国民国国歌》的音乐响起时，观众激动不已，满眼泪水。歌曲奏罢，异常热烈的掌声四起。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飞快地跑到台上，与近卫热情握手，并接连向他道了两声“谢谢”。民国国歌确实成了那个时代的经典。鼓舞着亿万人民同心同德朝着国父孙中山先生指引的伟大理想前进。
　　 虽然身为国民党党歌的曲作者，但是程懋筠却终身未入国民党。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劝他加入，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觉得他的生活不需要政治，音乐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他也不留恋官场，他只爱音乐，只希望能全心全意做个音乐人。这种独特的个性让我想起贝多芬。贝多芬成名后,许多贵族拼命地想结识他，但是贝多芬对那些依仗权势的贵族格外鄙视。一次,贝多芬应一亲王的邀请，参加一个音乐会,并将在音乐会上演奏自己的作品，音乐会在亲王的庄园里举行，那天天气十分寒冷，并且下着倾盆大雨。贝多芬坐在钢琴旁熟练而深情地弹奏那首著名的《月光曲》。沉静幽雅的旋律在大厅里回荡，让人陶醉。大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似乎他们不是在风雨中听演奏,而是沐浴在明亮柔和的月光中。这时,有一位伯爵旁若无人地说起话来，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贝多芬再也忍受不了，愤怒地停止了演奏。他站起来高声说道：“我绝不能为这些蠢猪们演奏!”主办音乐会的亲王不但不干涉制止那位破坏全场气氛的伯爵，却大声训斥贝多芬，以亲王的威势欺压贝多芬。面对这种侮辱，贝多芬怒不可遏，对亲王说：“亲王,你成为亲王，只不过你的出身而已，而我却是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亲王有成千上万个，而我----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说完,离开了音乐厅,顶着风雨，拂袖而去。
　　 此后，程懋筠的音乐事业进入了黄金期。像是得到缪斯的频频眷顾，程懋筠的音乐创作灵感喷涌而出。他紧随时代的步伐，开全国之先河创建江西音教会，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和专家学者；创建音乐月刊，在上面发表了一百多首鼓舞人们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歌曲：组织民众演出，他的漂亮的男高音征服了在场所有观众。他无愧于作为音乐巨擘的光荣称号。
　　 四十年代末即将覆灭的蒋家王朝准备撤离大陆迁到台湾，以程懋筠对国民党执政时的民国音乐文化的贡献和社会影响，他完全有足够的资格和理由像其他一些文化名人一样举家随迁台湾，国民党政权方面也希望这样。可是，程懋筠却毅然决定留在大陆，因为他的根基在这里，这里有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泉源。但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这就无可避免地使他在今后的音乐生涯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地步，成为一个生活在夹缝里的人。
　　 因为他留在大陆，台北国民党政权虽然还在继续用他作曲的民国国歌，却很少提及他的名字，大家甚至忘了作曲者是谁。大陆这边因为他曾经为《民国国歌》谱过曲，所以把他边缘化了。在走过了人生太多的风雨，在和音乐结缘四十年之后，五十七岁那年，我们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带着一些愁绪、带着一些不解，悲怆离世。——一颗璀璨的音乐彗星过早地陨落了。
　　 历史终究没有忘记它的那些优秀儿女。程懋筠今天再次被人们提起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程懋筠不仅自己在音乐上贡献卓著，还培育了一个音乐世家的名门望族，他的三子三女除长女程应钿是读的医科大学，成为一名医生，小儿子就读清华外，其余四人都是毕业于高等音乐学府，或任高校教授，或任文艺团体艺术指导。第三代八人中有七人在音乐专业有突出成就，或任职音乐教授或在专攻音乐研究生。像这样一个在音乐园地里的名门望族，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程懋筠精神不死！
　　 在汪山土库还有这样一个革命家庭：九房中的七房程一烯一家。时值清末民初，战火不断，城里难以找到工作。程一烯便只好回家务农围湖造田。鄱阳湖地势低洼，有一年遭特大洪水，堤溃家淹。一家数口生活难以维继。醇厚的家风使他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并且不放弃对后辈的教育培养，尽力供他们念书。有一天，程一烯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等书，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一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为广大人民谋幸福的队伍。程一烯敏锐地感觉到共产党有可能会打败国民党夺得天下。于是马上想办法筹集了一笔费用鼓励三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投奔延安去找共产党。只把最小的老四留在了身边参加了当地的一些革命组织团体。
　　 三个儿子分别是程时轩、程晓侯、程时福。老大程时轩因故没有去成延安，在皖南事变后被铺入狱，献出了年仅25岁的生命；程晓侯辗转在各个解放区，担任过中央各大报刊的编辑和总编辑、新华社分社社长等职，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程时福随西北抗日救国团的代表奔赴延安，在那里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1945年日寇投降后，进入了中央组建的干部大队。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他们兄弟几个都有了一个“革命干部”的身份，在政府机关、科研单位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直到到离休。他们迎合了时势，时势也造就了他们。
　　 汪山土库曾是被毁了的。土库的重建有赖于当年南昌市市长李豆罗的胆识和魄力。2002年腊月二十五，一个隆冬季节，李市长来到汪山土库，看到这样一座飘摇在风雨中的陈宅老院，心生感慨。他立即作出抢救汪山土库的决定。汪山土库这一重建就是十年。
　　 修葺一新的土库在等待着它的那些曾经的儿女。2013年9月20日上午九时许，一架银灰色飞机从台北桃园机场起飞，穿云破雾、直上蓝天。飞过台湾海峡，在江西南昌昌北机场徐徐降落。这是东方航空公司从台湾飞南昌的客机。迎着金秋的阳光，从机场五号出口走来六位客人，两男四女。除两位年龄在六十左右外，其他都有七八十岁。这六个人中有前面介绍过的一代枭雄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程天放的养孙女程宝珠，有程学恂的孙子程应钿和三个外甥女、还有一个是程时彭的儿子程懋墩。程学恂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现在他的孙子和亲人回来了，有必要在这里交代几句。程学恂是土库第一个红顶子程矞采的曾孙，做了一生的学问但不恋官场。其主要精力是用在工诗词、书法和绘画上，他在这些方面的造诣在同行里面已达到一个顶峰境界，被业界人士誉为“诗书画三绝”。解放前夕，因考虑到自己年岁大了，还是留在家乡好，没有和家人一道移去台湾。1951年镇反运动中因其属于著名的士绅和其他一些留在土库人一起被镇压，享年78岁。他的许多墨宝包括一些价值连城的藏品在文革中被一把秦火付之一炬，能逃脱只是少数。
　　 汪山土库的重建昭示着人们理性的回归，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愿文明之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开得更加繁华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