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九三年四月十六日离世的，整整二十四年了。我曾写过怀念母亲的文章，总感觉意犹未尽。明天是母亲节，昨天又想为她老人家写点东西。写什么好呢？我很想写她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事，但又怕有些事拿不准，打电话问远在襄阳的姐姐。她先同意，后来又说要考虑与当前的三观保持一致，希我慎之。我想，热爱工作，热爱生活总是不会错的，还是决定写。
　　 母亲是很会享受生活的。“享受”这个词今天说起来很平常，很正常。就像以前的“国营”这个词，及以前在街上看到人们穿的几种颜色单调的衣服一样一一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过去的人之所以怕提“享受”这个词，是因为与之联系的还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词；总是联在一起，像成语一样，分不开的。这谁不怕？我母亲好像沒有怕过，这大槪与她的特殊生活经历有关系。
　　 母亲是家庭妇女，沒有文化。解放后，和全国的妇女一样，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走出了家门，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之中。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的她，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加上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介绍人是省从事妇联工作的、前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夫人。她是作为妇女干部来培养的。记得还有一个从北京来武汉的范同志，在我家蹲点：同吃同住同工作。那时，我的头刚齐饭桌高。范伯伯是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印象中我家偶尔会包一次饺子，以滿足她的饮食习惯。她走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包了一一黄陂人是以米饭为主的。我至今还记得，父母亲叫她范大姐；我们却按黄陂的喊法，称她范伯伯。京城来的女干部不一般，很有派头的。估计我母亲在衣着打扮方面，或多或少受了一点影响。加上去省、市参加会议，多少也见了一点世面，开了一些眼界。几次去北京参加中国妇联(她是执委)的会，视线就更开阔了。在政治上成熟了、进步了；生活上也有了向上的倾向。原本讲究的母亲，从一个家庭妇女变成了国家干部，当官的架子(仅仅是样子，作风还是联系群众的)也不知不觉地端起来了。大办钢铁时，曾是铁姑娘战斗队队长的母亲(有一张头戴安全帽，手持铁钎，战斗在武汉十六女中隔壁的汉景村巷子里、土法炼纲炉前的照片)，在生产第一线吃苦耐劳、处处争先；而在生活上却是追求幸福、讲究品质的。这在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年代，敢突破世俗的观念，是很不容昜做到的事。下面从她过夏天开始说起吧。
　　 母亲怕热(汉口人谁不怕？)。文革的前几年，她从厂里借回了一台修理好了的、老上海华生牌的电扇，用了好几年。在天声街，这可能是极少人家有的；许多人甚至未见过。这之前，人工送风的差事，自然是落在孩子们的身上。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谋到这份美差的，一一手搖大蒲扇的是有三五分钱的奖赏的。正好是买冷饮的钱：“冰棒三分，雪糕五分咧！”街上急促停顿的吆喝声，是很诱人的。母亲是一定会午睡的：不宽的木板床是临时搭在凳子上的；头朝房门口，旁边是过道。个把小时的午休，搖扇子也是蛮熬人的，小孩沒耐心，也沒耐力；左右手不断地来回换着摇；一边摇，一边数数。为了吃冰棒，只好克服一下不耐烦的情绪。这样的美差，往往会落在我的头上。我伺奉，母亲可能睡得香一些一一因为她喜欢我。汉口的夏天太热，两只小手是一刻也不能歇的。记得几个淘气的小表弟(自己的私房；我们和舅舅家同住一楼)有时玩忘了形，沒有蹑手蹑手蹑脚地走路，不时传来外祖母低沉、恼怒的呵斥声：“小吓子，吵醒了伯伯的午觉，不怕挨打呀？”她一中午留心门口，很宠惯我母亲的。
　　 天声街沒有蚊子。夏至以后，街坊邻居都在外面搭床过夜。现在人称露宿街头的阵势为“竹床阵”。其时，当年的阵势像一支杂牌的武装，木板、桌子、案板、长条凳等，五花八门，颇为有趣。我母亲从不下楼，在我父亲搭盖的木板吊床上露宿(后门隔壁是平房)。每天都是父亲提前备好；下半夜若想回房间，还得收摊子一一无非是凉席、冷水盆、凉花红茶等再搬进去。
　　 天声街的夏天，是很美好的。可我们在七O年和八O年代初共搬过两次家。先是迀居到附近辅仁村的巷子里一幢新宿舍的三楼，房子不大。门开着南北空气可以对流；下半夜还算凉快，勉强过得去。后来搬到了不远的胜利街的法租界的老房子，结构不好，通风散热效果极差。有一年夏天我带二岁的女儿回来玩。电扇一晚上沒停，都是热风，身上的汗一夜未干。我母亲肯定是受不了热的，何况是年岁已高，又是中风过的人。那几年，她是在我妹妹家过的炎夏。妹妹住汉口的北湖(现为西北湖)，那时偏，比市中心凉快。妹妹家很窄，母亲为大，挤住了几年。直到家里买得起空调了，才沒有挪窝、来回折腾。总之，她老人家是沒有受过热的。在火炉武汉生活，不耐热，又沒让酷暑折磨，母亲能享受到清凉。吃喝穿戴，就更不消说了。
　　 去过老汉口火车站的人都知道，车站路早年是相当繁华的。与这条路相交的中山大道，交汇处就是汉口有名的百年老店一一长生堂理发店。母亲的剪发、烫发等都是在这儿一一退休前她的大波浪的发型从未变过。出入这样的地方，不便宜的。往六渡桥方向走一站是南京路，左拐不远是中原电影院旁边，丫字型的路口正是有名的上海理发厅。一听这个含“厅”的名字，新潮时尚自不必说了。就这，不一定有长生堂有名。
　　 她的穿衣更是有讲究。小时候，她总带我到处转。南京路上有一家叫“首佳”的服装店，或佳是家的谐音，听这名字就知其份量。我记路时就进去过。我想，母亲总有几件外出参加活动的服装，怕是在这儿定做的。她平时出门的衣服(特别是裤子)也是有固定的师傅打理的，所以，总是毕挺了的。大华机电厂的右边，紧邻如寿里的巷子口，有一个个子矮小的裁缝师傅，母亲的衣裤总是经他的手来烫的。过去是铁烫斗，把握全凭经验；弄不好，损伤了料子是不好说话的。师傅先含一口水，然后分几次喷洒在衣服上；再垫上一块布烫一一那才是技术活。母亲上下班从旁边经过，一般是顺带。有时不凑巧，也让我们去取；这样的时候少。我家隔壁有一个老裁缝，我母亲的衣服从不让他做。左邻右舍的，小孩的衣服才照顾一下他的生意。有一年夏天，我做了一件深蓝色的短袖衬衣，扣上了扣子，旣对不整齐，又往上翘(不贴身)。我领教了他的手艺，也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很少找他。
　　 吃的就不细说了。母亲带我去过四季美汤包馆、小桃园鸡汤馆、老通城三鲜豆皮店、五芳斋汤圆店等江城名吃。至今我还记得汤包是一两粮票、二角八分钱一笼七个的小包子。
　　 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队的哥哥谈了一个对象。一到休息天，母亲会接她过来吃饭。“明天桂芬要来，我去买点叉烧肉回来。”总听见我母亲这样说。那时，我最喜欢吃叉烧肉了。
　　 在辅仁村住时，记得有一次，母亲煨了一罐子排骨汤。沙罐子用久了，底子裂了，汤全漏出去了，光剩下排骨。过去说：吃肉不如喝汤。好心疼的！
　　 每当我去天声街时，每当我走在车站路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曾经在民主剧院看越剧；在亨达利修手表；在卓娅副食店买点心；在叶开泰药店买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