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村，这个坐落在晋北黄土高原上的古老村落以地形的高低分为两部分，西部地形低下，东部地形要比西部高出十米左右。就在东西部分界的偏北，高耸挺立着一座废弃的古堡，村人称之为堡子。这堡子高出西部的地面足有二十米，比东部都要高出约十米。这堡子创建于何时？笔者既未见过相关的文字记载，又没有听说过村人这方面的传说，只能暂定为无考。
　　 在我的记忆里，堡子的南面有一个近乎椭圆形的大洞，恰似一面窥天的大镜，与顶部相通，人们可通过一条陡峭的小路攀爬而上，这或许就是当年堡门的位置吧?堡子的西面是一条由南向北可走大车（指过去牲口拉的车）的道路，这条路向南与通向县城的大道相连，向北则与由村西通向村东的一条车马道路相交形成一个“丁”字形。从堡子的北面向上望，可见接近顶部有一堵明显的土打墙的痕迹，这大概就是残留堡墙的一部分吧。堡子的东面是一面由陡而渐缓的坡，这坡下降到比东部低约七八米时又向上形成一面坡，看上去，就似一个开口颇大的“u”，不过堡子这边的边要高出一截。这面坡是通向残存堡子顶部的另一条且比较好走的路。堡子顶上，残存的面积其实不大，充其量不过一二分左右吧。由此可见，这堡子破坏的严重，其余部分无疑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凌夷了。就在这残存的堡子顶上，还有一个宽约两米左右，长约三四米的深坑。这深坑下面有地道，与南面那个朝天椭圆形大洞东壁上的地道口相通。应该这地道和村东的地道是相通的，否则，一旦被敌人发现里面的人将无路可逃。估计这退路是因为塌陷或别的原因堵塞了吧。说起这个深坑的来历，不能不提及一段发生在解放战争中的往事。
　　 1947年7月间，驻守忻州的晋绥军三十九师一部串犯邱村，村中数十名民兵在共产党工作人员张能阳率领下利用地道进行抵抗，一名晋绥军的营长（一说连长）被打死。这下惹恼了晋绥军带队的长官，便命令在村中大肆挖掘地道。还真有几处地道被挖开了，堡子顶上的这个深坑就是被挖开的地道之一。于是晋绥军便找来柴草点着用扇车往地道里扇烟，想把里面的人呛出来。但据当时在地道里的民兵说效果并不佳，因为烟火上行，而地道在低处，所以，真正进入地道里的烟并不多。因敌军已将村东偏北狼家沟里的地道出口封锁，地道里的人怕给群众惹来灾难，不能也不敢从村中百姓家中的地道出口突围，被死死地困在了地道里。当时我方区政府在季庄，区领导得知情况后已经是下午，便火速写了封求救信骑自行车到宏道（一说东冶）向解放军求救（据说当时西柏坡中共中央正在开会，故在外围的宏道镇驻扎了两个团的警戒部队）。但由于忙中出错，求救信上未盖公章，所以没有搬到救兵。等返回盖上公章再次去求救时，已经到了晚上。因天黑、地形不熟等原因，解放军没有立即出动。第二天一早，解放军跑步赶来解围。狼家沟里把守地道出口的晋绥军望见大队解放军旋风般刮来，吓得一边鸣枪示警，一边兔子般拼命奔回村报信。晋绥军带队长官一听说解放军来了，根本无心也无力抵抗，命令部队火速向南撤退。据说，解放军直追到前营村南的滹沱河北岸，方才收兵。
　　 当年的邱村学校，原来是座玉皇庙，正房做教室的弓背厅大瓦房就是玉皇庙的正殿，记得大殿的梁上赫然写着乾隆某某年重修的字样。学校的前面即南面是关帝庙，庙里的塑像栩栩如生，尤其是三国故事壁画人物比例准确且生动逼真，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当做连环画欣赏的艺术珍品。可惜的是关帝庙在1958年大跃进时拆掉了，据说拆的原因是炼钢缺少柴火。学校的后面即北面是一块没有灌溉条件的耕地，经常种些耐旱的糜谷之类。这耕地的北面就是那座废弃的古堡，离学校充其量不过三十米左右的距离。有时我们这些淘气的同学会趁着活动时间老师疏于照看，偷偷跑出去爬上古堡，或登高望远，或钻进地道玩耍。攀爬时我发现在那个椭圆形洞口下方离地两米左右有一层约数寸厚的灰烬夹在土中。这倒也罢了，奇怪的是灰烬里面夹杂着不少没有烧尽的骨头。出于好奇，有一次回家后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并没有感到吃惊，而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平静地说：“那是五台那个泼皮赖小子高山造的孽啊！”于是给我讲起了一段发生在清朝初年的故事。
　　 高山生在五台某村（忘记村名了），生性顽劣的父亲常年在外刮野鬼不归，母亲便带着他长年住在姥娘家小王村。由于从小就养成偷鸡摸狗不走正道的恶习，且又是外甥住在姥娘门上，故难免受到村人的歧视。高山生性心胸狭窄，将儿时受的气牢记心里，时时图谋报复。清初先降清后打出反清复明旗号的大同总兵姜瓖起兵造反，各地纷纷响应。高山趁机也拉起数百人的伙仗，第一仗不是寻清兵作战，而是开进小王村见人就杀，据说杀掉足有二三百人（父亲听一个小王村人说的）。后来高山带队向东掳掠，路径宏道镇时又大开杀戒，杀掉数百无辜的平民百姓，且抢劫了不少东西（这事后来笔者从曾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宏道人杨树帜先生嘴里得到证实，也听张福根先生讲过）。不知是在宏道镇杀人杀累了还是抢的东西太多行动不大方便了，抑或是嫌天色不早了，高山的队伍路过邱村时没有进村，而是在邱村和北林木之间的滩地上宿了营。第二天一早，村里几个好事者听说村西住下了队伍，便爬上村西南的盐淋台观望。见人家吃完饭整理队伍准备出发，难免有人指指画画，甚而吆喝几声。不知是这些人的指画吆喝激怒了高山？还是原来就准备整理好队伍后进村屠杀？只见高山拔出腰刀向站在盐淋台上的人一挥，数百人的队伍呐喊着挥刀舞枪向盐淋台扑来。观望的人见状不好，掉头就往村里跑，且边跑边喊：“反贼杀人来了！反贼杀人来了！”村里有二三百人闻讯出来，纷纷跑到堡子里关上堡门避难。追踪而来的高山的队伍随即包围了堡子，并开始攻击。但因堡子墙高门厚，一时难以得逞。可悲的是堡子里的村人不是积极组织抵抗守卫，而是纷纷跪倒在堡子里关帝小庙前，给木雕的关帝圣像（这圣像后来放在学校一间做堆放杂物的窑洞里，我上学时还见过，是一尊一米来高的坐像）磕头，乞求关老爷保佑。高山则指挥手下抬来一尊土炮，装药点火轰击堡门。终于，堡门被轰开了，数百起事以来将杀人当儿戏的魔鬼们一涌而进，见人就杀，犹如砍瓜切菜。顷刻间，已死的，受伤未死的躺了一地。而后，高山又指挥部下放火烧房，并将受伤而还未断气的投入火中焚烧取乐……
　　 据说当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被死者的血染红的雨水向南流进村外的排水渠，进而汇入滹沱河。村人为铭记这场屠杀事件，曾立过碑，碑文里有“血流成河”的字句。可惜这通碑现在不知下落，笔者也未曾见过。
　　 还有一个插曲是村中一名叫刘祥友的秀才，从小怀有大志，好谈兵论政，常自叹生不逢时。高山杀人时他恰巧不在村里。回村后听说高山带队撤走不久，大概是觉得自己的“龙虎风云会”的机遇来了，便骑着骡子去追，追上后着实对高山慰勉了一番。不知是通过观察，他看出高山不是横扫六合的“真命天子”？还是高山有眼不识金镶玉，嫌他酸腐？反正没有留下给高山当军师，悻悻地返回村里。不久高山接受了清廷的招安，供出了刘祥友的所为，于是清军到村里取走了刘祥友的首级。记得小时候路过村北的一片高耸着三座碹葬坟的墓地时，常有人指着其中的一座说是“无头碹葬”，就是刘祥友坟墓。高山被招安后官运还挺亨通，据五台史志办主任赵培成先生说官做到了陕西参将。
　　 说起来我和这堡子的缘分还真不浅，小学时不仅经常上去玩耍，而且还和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同班同学在上面开过一次荒。大概是1955年吧，那同学邀我和他在堡子顶上开荒种玉茭。于是我和他利用星期天翻地下种，开出了差不多有二十平方米的荒地。那时雨水丰沛，玉茭长得挺好。到可以煮的吃了，我建议掰着分几个，他却一直不准。我逐渐看透了他的心思，是想独霸这份劳动成果。于是有一天我一人爬上堡顶，掰了一个最大的玉茭回家，作为这次开荒的象征性劳动报酬。从此，我再没有过问堡顶荒地上的玉茭，剩下的全归他了。1968年12月我高中毕业回村，先在生产队劳动，后先后在本村学校和北林木学校当代教。在劳动和教学之余，曾和同是回乡的中学生高书红、张梧荫经常登上堡顶，有时坐在上面畅谈天下大事，有时纵目远眺指指点点，还真有几分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味道。1969年12月我应征入伍，这样的日子也便告一段落。后来，高书红于1972年被推荐选拔到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导工作，曾任制片室主任，被评为国家一级编导。他共编导了30余部农业科技及各类科教片，曾两次荣获有行内诺贝尔奖之称的“斯洛伐克尼特拉国际农业电影节”科技类大奖（一次一等奖，一次特别奖）。这奖别人获一次都难，他却获得了两次，其水平之高可见一斑。此外，还荣获国家和部级大奖二十余次。张梧荫于1973年被推荐选拔到长春水利学校读书，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水利设计院任技术员。现在虽然退休，但退而不休，仍经常被请到各地进行水利工程设计。
　　 2008年12月2日凌晨，我梦见与几个朋友专门回村查看堡子的情况，打算承包下来加以保护。到了堡子跟前，突然一声巨响，堡子塌了一面，里面居然是空的！上前往里一看，里面到处是骷颅，这无疑就是被高山杀掉的人留下的。于是，一个朋友提议由他出钱将这些骷颅掩埋。为使这些沉冤三百多年的冤魂避免永远沉沦，我们还为他们举行了一个招魂仪式。没想到的是，这些冤魂们闻讯而来，聚在一起又打又闹，争执不休。为免他们祸害百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打发他们各自去投胎。醒后，一向不信鬼神的我很是纳闷，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稀奇古怪是梦呢？百思不得其解。直至一个月后的2009年1月4日，还是不能忘怀，便将这个梦写成了一首《纪梦》的长诗。现在想来，大概是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常听说有人从堡子上取土垫地基盖房，这样的消息听多了，便潜移默化，最后终于在潜意识中酝酿出了那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梦！
　　 那古堡还在吗？如在，还剩多少？真该回去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