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日子就是快，午收刚过去，秋收就来了，秋收已过，眨眼就到了立冬了。冬天来了，是农民最快乐的日子，一天到晚地打牌、唠嗑，再也无其他事可干。大家吃过饭之后就往一块凑，凑够人就开战。
　　 在一片唠嗑、麻将声中，1983年的旧历年年底到了。挨近过年的一天，午饭过后，小禄也来到了大家都往一块凑的公共场地。正好有三个人坐在那里等第四个人，麻将都已经码好，就等第四个人来了。小禄往那里一坐，笑呵呵地说：“我给大家凑个手。”他的话音刚落，他的对门站起来说：“你们三个再等会吧，我忽然想起来，我东地里的麦子还没浇完，我浇麦子去。”说完就走。上家也站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孩子还在他姥姥家，我得去接孩子。”说完他也走了。下家站起来：“小禄哥，你再等会儿吧，我到葛店的商店去看看。”小禄一个人傻傻地坐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进来……
　　 晚上吃过晚饭，小禄对他母亲说：“妈，我还得走。这样，我活不下去。”
　　 他母亲说：“傻孩子，说什么傻话。有啥活下去活不下去的，不看书就活不下去了？咱人老几辈子不都这样活过来了？你不能再走了，再走，真的就连媳妇也说不着了。”
　　 “妈，我不要媳妇也不能这样活下去。再给我500块钱，我一定混出个人样来给他们看看。”
　　 “孩子，不是我不给你钱。一来钱真的很难弄，咱家一年也攒不了500块；二来，说媳妇是要花钱的；三来，你老是这样不沾家，上哪儿说媳妇去？好孩子，别胡思乱想了。过过就服帖了，过过就好了。”
　　 小禄没有再继续下去的理由。
　　 母亲不支持，小禄离不开家，他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四、同伴又同学
　　 小禄与我是同一年生人，我比他大生月，他得叫我哥，到了他嘴里就是“老大”。论家族，我们同宗，还没有出五服，他该是我远房的堂弟。
　　 三年自然灾害，害得人们连生育的本事也没有了。1962年，庄稼地里的情形转好，人可以正儿八经地吃粮食了，也可以凑凑呼呼地吃饱饭了。于是被压抑了三年的生育情愫一下子总喷发出来，就我们一个村，那时还不到200口人，1963年一年就出生了10个孩子，其中8个是男孩。
　　 我们8个男孩就成为了小时候的玩伴，一天到晚地拧在一块，到处玩耍，到处游荡。谚语说：“七岁八岁，狗都不耐烦。”七八岁可能是人的一生中最具破坏力的，专干一些狗都不耐烦的事，虽然人小能量不大，但8个人凑到一块，能量足以搅得四邻不安，干尽了全村的坏事，村民家里很难收获到熟透的桃子。
　　 这8个人，我是主要领导者，干坏事主要是由我来策划，具体落实实施，由他们7个来干，我一般都不会亲临现场的。在实施我的策划中，其中最为卖力的就有小禄，他是我的得力干将之一，我们俩的关系甚密，非同一般。
　　 玩着玩着就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8个同在一个班上一年级。一年级上完，我们俩的成绩明显地突出出来了，8个人中就有两个留级了，上到二年级就剩下6个人了。到了四年级，就剩下5个人了。升入初中还剩下4个。
　　 升入初中，共有甲、乙、丙三个班，巧的是我与小禄同在甲班，另外两个同伴分别分在乙班和丙班。三年的初中，其中有两年时间，我们俩不仅同班而且同桌。
　　 初中时代大概是人的一生中最爱给别人起外号的时期，我的印象中，我们一班52位同学，没有一个同学没有外号的。那时，我比较胖一点，我的外号就是“小胖孩”，小禄的肤色较黑一些，大家都叫他“小黑孩”。同学们都知道我们俩是一个村的，经常在一起，所以起外号也是将我们俩放在一起比照着给起的。
　　 上初中离家较远，得住校。像我们一样住校的学生不多，一个班没几个。晚上不上晚自习，也没有什么作业，大量的闲时间需要我们去打发。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来打发这些无聊的时间。
　　 一天晚上，我叫来了我们村的另外两个同伴，决定四个人在一起喝场酒。先到街上买来了红酒，什么做成的我们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葡萄，因为它太便宜。然后去买下酒的菜，兜里的钱花完，还是觉得不够。
　　 于是，我心生一计。我们一起到了卖咸菜的店铺，那时还没有电灯，店里点着煤油灯，灯光很暗，照到这边照不到那边。我装作要买菜的样子，把服务员叫到柜台的一头，另外两个故意挡住服务员的视线，小禄在柜台的另一头拿了店里的一大包“大头菜”。拿好后，他“咳”了一声，我们也就说忘了带钱之类的话脱身跑了。
　　 回到学校宿舍，点上蜡烛，把酒菜摆上，我们开喝。模仿着大人的模样，推杯换盏，像模像样地喝了一场酒。小禄不善言辞，猜酒令又常输，结束时他喝醉了。
　　 小禄的表姐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美人，我们平常都喜欢拿他表姐开玩笑。我把他弄到床上，一个小伙伴问他：“小禄，你表姐来了，你让她跟谁睡？”他嘟囔着说“跟老大睡。”其他两个小伙伴哈哈大笑时，我很感动，小禄喝醉了也没有忘记对我的尊重甚至可以说是忠诚，尽管那只是一个玩笑。
　　 学着玩着就到了初三，我们该上高中了。
　　
　　 五、窝憋在龙门前
　　 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也恢复了中考制度。我们四个一起上初中的同村小伙伴都参加了中考，但是考上的只有我和小禄。
　　 上了高中，分科时，两个人都无奈地选择了文科。农村学生主要靠自学，理科自学难度太大。但是我和小禄没有分在一个班，他在甲班，我在乙班。
　　 应该说，我比小禄更加幸运。分科后不久，我班的语文老师换了，新语文老师的到来，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新语文老师姓薛，叫薛鹤年，解放前南开大学的高才生，一身儒雅气质，德高望重，全县语文届的第一把交椅，书教得特别棒。不知道为什么，薛老师特别喜欢我，启发我必须考大学，告诉我如何考大学。在他一路的指导与陪伴下，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然而，小禄没有这么幸运，他没有碰到这样的好老师，他和其他100多位同学一样，落榜了。三个班，160余位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所以小禄落榜与他个人努力与否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我的考上给了小禄莫大的鼓舞，让他看到了希望。我们俩有太多的相似点甚而至于相同点了。所以他决定复习，我也坚决支持他复习。我把我所有的资料都给了他，甚至连听课笔记也都给了他。同时，我毫无保留地把我复习的经验兜底跟他谈了个透透亮亮。
　　 上大学寒假回来，我们俩经常在一起，谈话，讨论问题常常到深夜，有时太晚了我们就抵足而眠。那时的小禄，一身的斗志，精神焕发，生机勃勃，状态非常好，我原以为第二年他是必考上无疑的，然而结果，虽然比上一年有进步，但依然没有考上。
　　 没有考上的消息传到我们村，我已经放暑假了。得知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赶到了他的房门前，敲他的门，他不开，他说：“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我整理好自己，我会去找你的，你先回去吧。”
　　 过了很长很长的日子，他才来找我。他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没有信心再复习了。但是不复习怎么办啊？十几年的书就这样白读了？考不出去，你说，咱们读这么些书在咱们家有什么用？”我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他说罢，仰面朝天，泪流满面。
　　 隔了很长时间，我声音很低地说：“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再复习一年？”
　　 “家里不同意，说我命里没有考大学的运。太难了，我也没有勇气了……”
　　 “也许再坚持一下就成功了，很多事就功亏在一篑上。”
　　 可能我的这句话打动了他，他坚定地说：“好！那就再复习一年，不管家里支持不支持，我都要做最后的冲击，死而无憾！”
　　 暑假没有结束，小禄就提前走向再次复习的道路，我回学校时都没有见到他。
　　 这一年的复习，他很少跟我联系，也很少回我们村。听说，偶有回来，也是等到天黑了，看不见人的面相了，他才进村。
　　 寒假里，我们只见了一次面，人很消瘦，更黑了，精神明显不如去年。我自然少不了鼓励他一番，他说：“你该说的，去年都说了，什么我都知道，我努力，你是不用怀疑的，但愿今年天能佑我。”
　　 我觉得我再说都是废话了，也就没有再多说，默默地又坐了一会儿，他就回去了。
　　 这一年，小禄是怎么复习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暑假里他又一次落榜了。得知消息后，这次，我没有再去解劝他，我能理解一个人在做了最后一次挣扎之后依然失败的心情，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安慰，他只能自我疗伤。
　　 他也没有再来找我，得知落榜消息前，我们见过两次面，说的都是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都故意不往高考上扯，似乎都故意要把它留到得到消息后再说，然而现在没的的说了。
　　 直到我启程返回学校我都没有再见到小禄，对他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我也不知所措。有时我在想，假如当年我要是没有考上，该是一番怎样的情景？
　　 小禄没有再复习，整天躺在床上睡觉，门关的死死的，谁也敲不开。最后，他还是走出了那扇门，勇敢地走向了田间。
　　 走进田间，小禄发现，学习种地，他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他学不会那些农活了，他也没有能力学农活了，他也没有心思学农活了。
　　 农闲后，与村民们在一起时，他就好像是一个“插队者”。生活早已把村民们的队伍排好了，小禄忽然来了，硬要挤进这个队伍里来，排好队的人不干了，人人都不允许他插进来。
　　 小禄本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村里人，现在竟然变成了一个“外来者”，他别扭，村民们也别扭。
　　 小禄傻愣愣地打量着这个自小生活的村庄，他觉得周围一片冰冷，好陌生。他无法在此容身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一个人出去闯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个可以容得下自己的地方。
　　 1983年，新年刚过，他怀里揣着母亲500元的血汗钱，独自走出了那个小村庄，走向了远方……去哪里？小禄自己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