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美德、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最朴素的价值观念。关于“孝道”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钟鼎文等古代文字中。在西周时代，“孝道”以统治阶级的意志形成观念，并逐渐发展为宗教伦理的范畴。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孝道”理念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孝道”是从人类敬爱父母的“本能”出发，并加以提倡和完善的道德理念。
　　 儒家学说中，“孝道”为伦理道德之首，孝为仁之本，是人伦精神的核心。孔子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者，其为仁之本也。”告诫人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行之有常）而信（言之有实），泛（广）爱众，而亲（近）仁。”被奉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总结非常经典：“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古人已经把“孝道”提到天经地义、人伦之大道与核心的高度去推行，足见“孝道”地位之高和影响之大。“孝经”是阐释和规范着社会组成单位的关系和一切道德的根本。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它的大概意思是：今天所说的孝，是供养父母衣食住行。若只是这样的话，狗和马都能够得到饲养；而若无孝敬父母之心，这与饲养犬马没有什么区别。
　　 由此可见，儒家所谓“孝道”，不仅在于形式，更在于内在的情感和精神，即孝行与孝思两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在言行上孝敬父母是孝道的主要表现；其次，在思想上孝敬父母是孝道的基本要求。内在的孝思与形式上的孝行要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孝道”的基本准则。儒家认为，人的生命在本质上体现于一种家族的传承和生生不息的神圣延续，因而，对父母及家族长辈孝敬，不忘本源是感恩生命的具体实践，“孝道”是实现生命价值的具体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则以生命和血缘为中心，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来自于家族、宗族。因此，“孝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体现为“善事父母”的个人行为规范和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体现着家族意识和追求永恒的宗教意义。
　　 老庄在肯定儒家“孝道”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孝道理念。道家认为，所谓“孝道”应是最基本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规范。此外，道家还提出了“百善孝为先”的“孝道”观念，至今仍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佛家的“孝道”观认为，“善事父母”只是较低层次的“孝道”，高层次的“孝道”是自身的修身养性。“孝道”也不仅在于对家庭父母尽孝，更应该推广到芸芸众生，这才是超越个体的“大孝”。在古代社会，“孝道”包含敬亲、孝悌、孝忠、孝廉、孝与礼、孝与法等六种关系。形成了孝敬父母、继承父志、珍惜生命、兄友弟恭、延续后代、事君忠君、立身立功、诚信待友等八种含义。
　　 “孝道”涵盖了古今一切有关孝的思想理论、法律制度、行为规范、民风民俗以及文学艺术成果在内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既有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关于孝的意识、观念、心理、理论等，还有包括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所有孝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又有制度形态的孝文化，包括孝的观念、践行原则和要求渗透到社会各领域而形成的法律制度、礼制等；更有由一定物质载体所凝结和体现的物质形态的孝文化，如，与孝有关的建筑、服饰、器物、墓葬等，兼有受孝的观念或“孝道”规范支配而表现出来的外表举止与行动，包括关于“孝道”的各种命名、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社会礼仪习俗等行为形态的孝文化。不仅涉及面广，而且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孝道”的表达也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我们在历史的宝库中，在现实实践中去发掘“孝道”资源，去凝聚“孝道”美德。
　　 “孝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表现为“善事父母”的家庭伦理观念外，还体现为社会伦理的道德追求。《道德经》第十八章：“六亲不和，有孝慈。”六亲，即父子、兄弟、夫妇，孝慈是维系家庭六亲关系的关键。《太上感应篇》：“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即明确规范到个体与自然、社会相处的正确态度。“孝道”是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和伦理道德规范，行善首先要从恭奉父母开始，孝心和孝行是行善最重要的开端。可以说，“孝道”是“积德累功，慈心于物”的出发点，其它的慈心善行都是“孝道”的延伸与升华。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和特征，使“孝道”从事亲、尊敬长辈、厚待亲友进一步深化为对君主的忠诚、对国家的忠心、对社会的责任，如“小孝事亲，大孝事国”成为“孝道”的深层内涵。在古代社会，“孝道”不仅仅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孝敬情感，更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做人的根本。“孝道”不仅仅用来协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还延伸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用来协调整个社会当中君主与臣下、上级与下级、青年与老人之间的关系，用来维系和强化古代社会的等级秩序。“孝道”对于古代社会、古代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意义。
　　 千百年来，“孝道”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流淌不息，永不停歇，这股文脉给中华民族注入生命活力；“孝道”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根深蒂固，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孝道”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影响，使得“孝道”变得内容繁杂，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也成为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感人肺腑的名言：“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这个孝字，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基本特征，从一个孝字入手，也可以认识、把握一个社会的文化风貌。“孝道”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处理问题，包括对父母的“生养死葬”和祭祀以及娶妻生子、延续香火等一系列内容。
　　 传统“孝道”根植于国人心中已经年深日久，根深蒂固，受到国人的高度推崇，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孝道”不仅最大限度的维护和保障了老年人的生存生活；还促进了个体道德自律，对促进国人向“善”和向“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孝道塑造了文化，孝道凝聚了社会，促进了国家稳定与统一，为民族延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孝道”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孝道”的基本含义是养与敬。由孝敬父母到为人处世，“孝道”贯穿了人的一生，囊括了一切合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其中，“养”是“孝道”的基础，“敬”是“孝道”的升华。古人用“敬”厚人伦、移风俗，教化人们，凡是不善的行为、凡是让父母担忧的行为，都是不敬的行为，也是不孝的行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就把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等行为都归于“不孝”之列，就是因为这些行为不仅不利赡养父母，还会让父母担惊受怕，或者败坏父母的名声，是不敬的行为。同样地，出于对父母的爱敬，“孝道”要求人们要珍惜、爱护自己的生命。不仅如此，“孝道”还倡导对大自然，对所有生灵有爱心，这是一种惠及众生、泽被万物的慈悲和仁爱。可见，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含在“孝道”里了，“孝道”实际上成了修身做人、理家治国之道。
　　 “孝道”既是一种道德风尚，更是一种人人均需付诸实践的道德准则。从实践的角度看，孝敬是其他社会准则的基础。孝敬首先是爱，本源是爱父母，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和基础出发，将其可贵的核心观念“泛爱众而亲仁”的博爱思想推而广之，指向不独孝其父母，而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最终做到“亲亲仁民爱物”，以敬的心态爱家人、爱他人、爱国家、爱自然万物，达到“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境界。
　　 如今“孝道”的主体应该不仅仅是身为子女的晚辈，而是所有人；孝敬的对象也延伸至所有的人，还包括国家、社会、万事万物。“孝道”形式丰富多彩，在家庭里，“孝道”是亲人之间的爱；在学校里，“孝道”是师生间、同学间的爱；在社会上，“孝道”就是大众间的互敬互爱；在国家层面上，“孝道”就是忠于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功立业。
　　 我们还可以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感恩文化的精华，吸收生态文明感恩自然的观点，吸收法治社会敬畏法律的观点，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等的新观点，在“孝道”的涵义中加入广泛性主体对多样化对象的感恩涵义，使当代“孝道”的涵义更加丰富，孝敬的主体更广泛，孝敬的对象更加多样化。它包括子女对父母及其他长辈亲属的孝敬感恩，学生对老师的孝敬感恩，个人对朋友的诚信感恩，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真心感恩，受援者对慈善者的真诚感恩，消费者对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者的诚意感恩，公务员对人民的忠诚感恩，公民对党对国家的热爱感恩，大众对法律、社会秩序、大自然的恩赐感恩等。
　　 在新的历史时期，“孝道”应该具有现代性，富有时代气息和时代特征，要有平等、互益性。传统“孝道”以子女绝对服从父母为前提，强调子女应善待父母，是条不合理的“单行道”。新时期的“孝道”需要强调双方亲子平等。年轻人要尊老爱老养老，老人也要把自己和子女当作法律上、人格上平等地位的人，爱护后辈，理解后辈，走“双行道”。在我国步入小康社会已经基本解决物质需要的大背景下，非物质方面的需要已经成为“尊老养老”问题的主要矛盾，当代中国老年人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增强，情感需求更强烈。这种需求不仅仅是天伦之乐，还有对怀旧心理的满足，有人格尊严和幸福感。因此，新时期的“孝道”在重视老年人物质供养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精神需要的满足。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孝道”宣传“忠孝合一，移孝作忠”的思想和“忠者，其孝之本也”的观念，使“孝道”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道德工具。历代封建统治者正是在“孝道”思想的掩盖下，实行封建愚民政策，利用“孝道”思想的外衣为其封建统治服务。在封建社会的“孝道”思想中“不顺乎其亲，不可以为子”的观念，彰显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表现在亲子关系中，父母绝对没有错误，错误只能在子女，父母对子女有绝对支配权，甚至有生杀权，子女对父母只能无条件服从，逆来顺受。这种“孝道”思想是对子女独立人格和社会价值的根本否定，压抑了子女的进取和创造精神，从而培育了国人的权威主义人格、泯灭自我的奴性人格，是极其有害的，应该予以破除和摒弃。
　　 在中国传统的“孝道”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落后的观念和行为，一些愚昧迷信的观念需要剔除和摒弃，“古代二十四孝”中一些故事至今依然感人并让后人效仿；但也有一些做法、形式在今天已不实用，已经过时，而且近乎愚蠢，千万不要照本宣科，更不能生搬硬套。
　　 当代社会是民主社会，封建皇权统治早已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对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孝道”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倡导独立、自由和平等，鼓励创新，关注人性的解放。所以我们不仅要对封建“孝道”说不，还要消除其影响，肃清其流毒。
　　 中国封建社会的“孝道”强调“家庭本位”，宗法亲情被看作是最高的价值，因而古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向宗法伦理倾斜。当父子家人有人犯罪，道德和法律都鼓励或默许他们之间的相互隐瞒和庇护，所谓“亲亲得相隐”。这种私情大于公法的观念，与现代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格格不入和背道相驰的，不利于现代法治建设。 
　　 中国封建社会所倡导的“事死如生”和“三年守丧”“孝道”理论，虽然对死者表示敬重，但也有炫富、攀比心理，既浪费资源，也不近情理，在历史上就曾经受到过批判。当今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市场经济和资本思潮的影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其中的“孝道”思想也无法独善其身，难以幸免。部分人伦理缺失，道德沦丧，他们的“孝道”思想也渐行渐远，误入歧途。现代社会，有极少数人在父母生前对老人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而父母去世后却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这种做法既违背了伦理道德，也有悖于当代社会提倡的“厚养薄葬”理念，钱应花在老人生前，为了充门面、装孝道而“薄养厚葬”是不符合情理和违背道德的，应该受到批评和予以遏制。 
　　 封建社会的传统“孝道”将某些孝子孝行加以神化，诸如大禹“孝感动天”、董永卖身葬父、“哭竹生笋”、“卧冰求鲤”等，使一部分非理性的孝子对行孝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做出“埋儿奉母”、“尝粪忧心”、“割股疗亲”等愚蠢行为，这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愚昧孝行，不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理应加以抛弃。 另外随着国人生育观念、婚嫁观念和乡土观念的转变，传统“孝道”中还有一些道德要求已显迂腐和落后，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父母在、不远游”等，这些观念已不适应当前社会要求，更不被新时代的年轻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