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刚过，远在外省读大学二年级的儿子，打电话来说是病了，发烧，这可急坏了他的妈妈。一天几次电话，全然不顾了长途资费，还吵吵着要请假，坐火车过去，不然她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而且，还不时谴责我：心肠硬，什么办法也不想。
　　 我的意思是，头痛脑热是常事，过几天就会好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何况都近20岁的大小伙子了，这点事情还是让他自己解决好了；再说了，已经到了医院，又没什么大碍，没必要折腾；想当年，我到省城上学时，也就他那年龄，离家远，通讯也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小病小难谁还不是自己对付着？而且，也禁不住腹诽：这小子，难道就不知道报喜不报忧吗？
　　 哦，报喜不报忧，已是太遥远的事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从冀东南的农村只身踏上了去往省城的汽车，开始了我真正意义上的独自奋斗。那个年代，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几乎成为所有农村孩子的最高理想，我有幸成为这幸运中的一员。
　　 临行前，一向沉默少语，文文弱弱的父亲，卷了支旱烟，幽幽地跟我说：“尽量不要跟同学们出去吃喝，要是真去了，就不要怕花钱；记着给家里写信，没什么大事，要报喜不报忧。”
　　 当时的我答应着，并没有多想。一直到当年的冬天，一场大雪后，我的第一次没有亲人在身边而发高烧结束了，才稍稍摸到了点门道——觉得自己长大了，成为了真正的男子汉。正当我庆幸自己的坚强而骄傲时，在另一所大学的同村同学，不顾雪后路滑，蹬着自行车，跑了20多里路，来找我。我很惊异，但很快就惊呆了：我母亲病了。到老师那里请了假，不顾一切往家赶，一路上，面对车窗一次又一次流泪。虽然同乡告诉我，母亲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但我知道，对于倔强要强的母亲来说，对于明了事理的父亲而言，如果不是大病，绝对不会告诉我的，也绝对不会用捎信这种方式。
　　 母亲趴在火炕上的被窝里，伸出皱皱的一只手，用我从来就没有听到过的微弱的颤音说：“好多了，今天可以跟你说话了……路上好走吗？医生说，死不了也要脱层皮，你看，还真是脱皮了……”母亲伸出胳膊，枯瘦，多皱，表皮银屑般干裂脱落。我哭着跑到屋外，父亲跟出来，卷着旱烟，幽幽地说：“下大雪那天吃错了药，胃出血，今天是第16天，没危险了，本来是不想告诉你，可是她……唉，还是报喜不报忧吧。”
　　 报喜不报忧，我总以为那是父亲对儿子的嘱咐，为的是尽量不让家人为自己操心，殊不知，父母也一样怕儿子操心，也在报喜不报忧呀，可怜天下父母心！
　　 父亲是我们村的“秀才”，写一手毛笔字，每年的腊月靠近年节的几天，乡亲们都卷着大红裱纸，让父亲写春联。那是父亲最忙的时节，也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候。乡亲们坐了满屋，写好的春联晾了满世界。旱烟、茶水免费供应，笔墨也是早就准备好的，有时还要搭上几张红裱纸。我也乐得帮着研墨，裁纸，有时也能写上几笔，稍大了，也可以自己编写几联。我想，至今我对文字方面的爱好，大概也是源于那时的熏染吧。
　　 每年，乡亲们都要说到一个笑话，而且必然招来哄堂大笑：那年马老清来写春联，他不认几个字，写完了，得问清哪张是贴在哪里的，然后排上顺序，到家里挨个贴。有一个小辈儿的偷偷把顺序动了一下，结果，马老偏把“身体康泰”贴到了猪圈里，把“猪羊满圈”贴到了炕头上。后来他跟人说：“贴好了我就看，怎么炕头上的有一个‘羊’字呢？”
　　 于是，笑声也就伴着袅袅的旱烟，弥漫了整个屋子。父亲总会呵呵笑着挺一挺脊背，摘下老花镜来，擦一下眼角的泪水。春节也就在这笑声里悄然而至了。
　　 2001年春节，我们家没了笑声，母亲在春节前的一个月离开了我们。我回家过年，主要是为了陪父亲。
　　 除夕夜，早早关了院门，陪父亲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没了火红的春联，没了进进出出安排福礼的母亲，没了一拨又一拨赶来拜年的晚辈，父子俩也没了喝两口的兴致。春晚的笑声已经不合时宜，我们早早睡下。我睡在父亲旁边，那是我外出打拼后的唯一一次。那一晚，一向少言的父亲流着泪说了很多……
　　 那一年的9月中，父亲被查出肺癌晚期，11月7日就离开了我们，可我不在父亲身边。哥哥告诉我：父亲说你刚调动工作，不要告诉你……
　　 ——那一年，父亲才79岁。
　　 一晃8年过去了，我已是20岁小伙子的父亲，想起“报喜不报忧”，想起父亲，不禁潸然泪下，也不禁自责：儿子踏上自己的程途时，我怎么就没有告诉他报喜不报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