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也许是这个夏季最热的一天。早上起来，红彤彤的太阳就悬挂在屋顶上，不一会儿功夫，就把草叶尖的露珠全蒸发干了，只剩下枯黄的身子在晨风中摇曳。十多天没有下雨，地里的土块变成了坚硬的鹅黄色的石头，一锄敲下去，与锋利的锄头激烈撞击，冒出了令人惊骇的闪光。什么种子也种不下去，那块自留地就只得撂荒。房屋东面那片竹林，绿意葱葱，还算阴凉，吹来了一丝丝凉气，使人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还算有些希望。漫长的夏季的一天就这样快过去了。那滚烫的太阳似乎也到了衰老期，一边发出耀眼的白光，一边蹒跚地顺着山脊落到山涧里去了。
　　 日头已经落山，山野仍是一片明亮，星星在天幕上如春天在土地上的草尖，若有若无，忽隐忽现，让赵金花想起了少女时代的一些印象。脚下就是滔滔滚滚的嘉陵江，一阵阵轰鸣声涌入耳鼓。江风仍是燥热，没有往日凉爽的气息。全身的每个毛孔都想要炸裂似的，好像要沉到江底与游动的鱼儿一道呼吸些地底深处凉爽的气息。赵金花想，我要挣脱这燥热的环境，就是钻入地下我也心甘情愿。我轻轻一步跨出去，江水就会慢慢地漫上我的大腿，我的腰部，我的胸前，我的喉咙，最后是我的望望世界的眼睛。我再不愿看见这个世界，我那做了几十年饭的灰黑的灶头，给袁鹏端了几十年洗脚水的木盆。一片波浪打在我的脚上，我感到了一丝凉意，一只只江上的白鹤翩翩而来，发出呀呀的叫声。星星的眼睛更明亮了，夜色更浓了。
　　 难道我不能与袁鹏离婚吗?这么多年我可受够了。我还没有正式提出，几乎所有亲戚都打来电话，我的电话都快打爆了。屋里也挤满了邻居，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我耳鼓都快麻木了。这会儿，我不如出去走走，也许心情会好些。
　　 手机响了，是二女儿袁静在深圳打来的电话。
　　 妈，你在哪儿？家里的座机没人接？
　　 你妈死不了，在江边洗脚呢。
　　 妈，你就想通一点，你看看你们的孙子，姐姐的儿子多可爱，我的女儿甜甜也经常在梦中叫位爷、位婆（姥姥、姥爷）。天快黑了，老家大概已是晚上七八点钟吧。你就不要与爸爸怄气了。你也是四十八九岁的人，爸爸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你们何必一定要离婚呢？你跟爸爸不是磕磕绊绊就过了大半辈子吗?爸爸昨晚已经向我们两姊妹表示，今后一定对你好，你这次就想开点，不与爸爸闹了，好吗？
　　 好啊，你们都是一条心来对付我啊，那只得这样？赵金华挂断了女儿袁静的电话。
　　 袁鹏啊，你又打出最厉害的一张牌。让女儿们出面再次让我降伏。
　　 一阵江风吹来，掀起了她的头发。江水浸润着她的脚心，这时，她才感到有些凉意，一天被极端的闷热烘烤出来的烦闷、愤怒稍稍平息了些，几十年前的影像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出现。
　　 十七岁，正是少女之花开放的时候，她心仪的是於山那边的张雷。
　　 张雷和我是初中同学。少男少女的时代，是朦朦胧胧的时代，我们彼此都产生了好感，但都没能说出口，我们之间的交流只在眼神中进行。毕业那天，激动的我们都忙于给同学们留言，把对方遗忘了，直到晚上回家清理笔记本时，才发现张雷在我的笔记本上什么也没留下。平时我们慑于校纪班规，从没有单独说过话，也没有写过信，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我想，这下我和张雷的事儿彻底完了，在没有手机电话的时代，这一别就可能是永别了。那天夜里，一轮圆月从於山推出来，照得於山的沟沟坎坎、上上下下一片通明。我坐在那颗茂密的老榆树下，听着夏蝉一声复一声鸣叫。院坝里是一片如水的月光，孤独的青蛙也唱出了忧伤的夜曲。我还能见到张雷吗？母亲叫了我好几次，该睡觉了，明天还要赶场给你扯几尺花布，一个大姑娘不穿身好看的衣服，那个能看上你？
　　 我知道父母们的想法，我初中毕业了，高中是不能再读了。我要把读高中的机会让给小我两岁的弟弟。在农村，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女子，能读书读到初中毕业，也算幸运的了。何况在家中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要不了几年，我顺理成章地出嫁了。母亲叫我明天赶场，还说给我置办新衣服，这又不是过年过节，是什么意思呢。我初中刚毕业，还真不想过早结婚，虽然也有比我年纪小的同伴就已经结了婚了，但我毕竟是读过书的，不必那样草率，我要对我自己的感情负责，这是我一辈子的幸福。在婚姻上，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我可不想学历史和现实里那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种下的痛苦故事里的人物。半夜里，起了一霎小风，在浩瀚的天宇里积聚了一些云翳，遮盖了那明晃晃的月光。罩在我身上的槐树的浓荫也越来越浓重了，我心中也感到了深夜的来临。最后是父亲在门口高声说，快点睡觉，明天有重要事情呢，难道我们把你使唤不动，就随你在学校里养成的性子？
　　 我只得走进屋里。夜风拂拂，吹走了天上的云朵，又让月亮洁白的目光扑面而来。我打开窗户，把一大片月光盛进来，移到我的小床上，我要在月光铺成的小床上睡上一个好觉。明天赶场，一定会遇上我心中的张雷，我一定会看到他那张可爱的娃娃脸和羞涩腼腆的目光，他看见我穿上了一身花衣服，一定会露出惊讶的神色。也许，我会大胆地走过去拉住他那圆润的手说，我们不在学校了，我们可以做朋友了。就这样在月光床上我睡得特别香，不是弟弟使劲推我，我还在梦中遨游呢。少女时代，现实和梦一样美好。
　　 鸟儿在槐树上不停地鸣叫。几只喜鹊扑棱飞过屋顶，又向绿树环绕的老井那边飞去。今天也许又有什么好事呢，弟弟说，说不定爸妈又要给我买一些好吃的。我说，馋猫，尽想吃的。爸妈呢。弟弟说，忘了给你说呢，爸妈天不亮就上场了，他们让你多睡会儿，叫你吃了早饭就上场在天涯茶楼等他们。我想，昨晚父亲说今天有大事，不知是什么大事呢？
　　 七月流火，是伏夏的天气，那是几十年前的大热天，来赶场的人手里都擎着把大蒲扇，使劲地扇着，想使自己凉快些，但使劲扇风又让自己汗流浃背。街上处处都是草帽的天下，一顶草帽就像荷花池里的荷花挨挨挤挤，拥在一起，你根本看不见人的脸。只有说话时，才能看清对方的眼睛。清早起来，太阳就这么毒，街道又拥挤，卖东西的恨不得马上卖完自己的瓜子和小菜，买东西的也想挪几步就把自己想买的货物买好，装进自家的背篓里，尽快去搭上那班早回去的嘉陵渡船，尽快回到家里去喝水。
　　 我也挤进了闷热得被太阳烘烤的街道。在草帽里挤了好半天，我才走了十几米，离天涯茶楼还远着呢。我想，我爸妈叫我来赶场，还说给我做件花衣裳，我忙什么呢，就慢悠悠的走着，边走边看街道两边摆放的琳琅满目的货物。
　　 哎哟，一声尖厉的叫声从我前边传来，接着，草帽们凑成了一团。只听一顶草帽说，呀，出血了，老哥哥，是你的不是了，你背背篼又不注意点，你背篼上这么长的一根铁丝显然是危险的，碰到了哪个人身上都要划破皮的，这大热天，都穿的淡薄，你看你把这娃娃的胳膊划破了，流了那么多血，你看怎么办？众草帽挤得更紧了，说，快去打针破伤风针，又有人说，快去拿点消炎药吃。人潮被阻断了。我因为距离较近，使劲地挤过去想看个究竟。
　　 一位老汉手里攥着背篼的背系，满脸大汗，露出惭愧的神色，口中不停地咕哝着，娃儿，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给你打针，我给你买药。只见草帽的间隙露出的地面上有一滴滴血迹，在阳光下分外耀眼。一顶草帽在问，是哪家的娃儿？另一顶草帽说，是於山头张家湾张玉的儿子张雷。啊，是他，他今天也在赶场？怎么偏受伤的是他？我们正好聊聊，我昨晚想了很多话想跟他说。这时，一位草帽说，娃儿，跟我走吧，那边有一个诊所，止血要紧。那肇事的老汉说，我们走吧，钱我付！我今天真倒霉，我今天不想来卖苞谷，我那死婆子硬要我来卖，说孙子好久没有吃肉了，我怕猪肉割不到，心里急走快了点，不想把这娃儿的胳膊划破了，孙子今天又吃不到肉了。我想，当时吃上一片猪肉的确不易，难怪那老汉走得急。我还没有招呼张雷，只见张雷从草帽丛里站立起来，对周围的草帽们说，对不起，让让，我自己去包扎一下，没什么大事，不怪这位爷爷，是我自己要往前挤才挂上了的。我刚要张口叫他，只见他拨开众人朝诊所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指按住胳膊，脸上满是汗水。
　　 我正要跟过去，只觉得有人扯住了我的衣袖，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母亲，说，死女子，跑哪里去了，我们等了你好半天，还不快走！我正要叫张雷时，这时喉咙里不知什么给阻塞了始终没有喊出声来。为此，我后悔了大半辈子。要是那天能与张雷说上几句话，也许就会改变后面的人生轨迹。
　　 在以后岁月里的梦里，总是出现那一天的情景，那白嫩的少年，那一滴滴鲜红的血液，那一片白花花的太阳，那一丛丛荷花叶似的的草帽。
　　 长了的姑姑嫁到了我们村里，我一次锄地休息的时候向她问起张雷，张雷的姑姑说，张雷是个孩子，可是五岁时父亲就死了，我姐送他读完了初中，说继续送他读高中，张雷说父亲死得早，家里没有劳动力，还有两个妹妹，就主动退学了。后来跟上一个舅舅到了河南学烧窑，常年过着火烧火烤的日子，原来白胖胖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干瘦的“老头子”，最后连朋友都谈不上，我姐又多病，拿不出多少彩礼，他的婚事一拖再拖，最后只得娶了老板的一个远亲的瞎了一只眼的女儿，而且还不回四川安家，只能做上门女婿。我心中一阵紧似一阵，知道我和张雷将永无缘分了。我假装说我与张雷只是一般同学，没有什么交往，请代我向他问好。张雷姑姑说，听天由命吧，听说他媳妇对他还不错，生了个小子，家里种着百来亩麦地，够他受累的了。我想，人人都会有一个归宿，他有他的归宿，我有我的归宿，我们只是沿着自己的路走罢了。
　　 我从此就再没有想过张雷的事了。
　　 那天，母亲把我拖到了天涯茶楼。可以看出，母亲比我还高兴。我想，大概她以为我不继续读书了，就可以帮她做饭、喂猪、洗衣服，就可以为家里增添一个全劳动力了。可我还想出去闯荡，毕竟我是一个有文化的初中生。
　　 我父亲也很高兴。当我来到茶楼门口时，不停地喊道，金花，金花，快来坐吧，茶早已给你沏好了。
　　 一位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坐在我的对面，红扑扑的脸上泛着青春的光彩。小平头。方耳朵。一身崭新的军装。我想，是哪里的解放军战士到这里喝茶。
　　 正疑惑时，三队队长袁孟溪说，双方的人都到齐了，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后来，我就不知听到了什么。我只觉得太突然了，我昨天刚走出了校门，今天就给我介绍对象。我对张雷的清晰印象不停地在脑子里翻腾。好像是说这位小伙子叫袁鹏，二十多岁，刚刚退伍，公社很重视，决定让他担任我们大队的民兵连长，要准备接村支部书记的班。家里有五间瓦房。
　　 只听见父母都说好，好，我们就答应了，可我心中一万个不答应。我根本不知道袁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能看见他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小伙子。我想说但没说出口，我羞得连头也抬不起来。
　　 我感觉到袁鹏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扫了扫，微微笑了笑。
　　 我回到家里大哭了一场，埋怨父母没有征求我的意愿就给我介绍对象，而且男方要求在年内成婚，我根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先是父亲声色俱厉一顿训斥，说我不懂事，这一门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亲事你哪里寻去？你要不要让我们活？你要不要让弟妹继续读书？训斥得我不知所措。随后是母亲和姑姑们和风细雨地劝解，举例子打比方说得我深受感动，我只觉得他们是天下最好的父母了。我不听从不顺从他们，难道不是白读了三年初中了吗？
　　 就在我十八岁多的那年冬天，我就作了袁鹏的新娘。毕竟有一年多的接触，对袁鹏还是有一定的了解。袁鹏对人诚恳，做事踏实，深受父母和村里人好评。我想，我嫁给了他，我脸上都有光，我想，他对我好，我一定也会对他好，我们白头到老，永不离弃。在这於山里过完我的一生。
　　 但在婚姻生活里，我们是两块难以相容的硬石。这两块石头，都棱角分明，互相伤害，以致遍体伤痕。
　　 他的脾气很倔。军人出身的他，家里的生活，包括两个人的情感也要严格的纪律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生活了二三十年就吵了二三十年。一块地里我说种玉米，他却说种大豆。他说种小麦，我却想务蔬菜。就是在一块地里干活，我们也是一个在西面一个在东面，女儿从学校里回来说，我们是她们数学里对角线的两点。
　　 后来，我们把女儿带上一起外出打工，希望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改善我们的关系。可是到了外地，他还是老样子，对我不温不热。他把他自己挣的钱存起来，除了给他父母寄一些外，全部死死捏住，不给我和两个女儿拿出一点。大女儿要学音乐专业，需要很多钱。他的存折上已经有几万元，他一分都舍不得拿出来。他说，看你生了两给丫头，我们袁家绝后了，还想用我的钱。
　　 我说，什么时代了，还重男轻女，大女儿音乐素质那么好，老师们非常高兴，说是个难得的人才。二女儿，英语学得那么棒，在上海的学校里经常得英语比赛大奖。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把她们两姊妹培养出来，我要是当年能走出於山，我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