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小看无念和尚和芝佛院一众僧徒，他们在李卓吾追随者中或并不出众，但其实际影响和作用不可小觑。
　　 无念僧比李卓吾小十几岁，俗姓熊，麻城人，据说其十几岁时身患重病，家人许以出家才得痊愈，即在雁荡山落发，后为周柳塘邀请，为芝佛院主持僧。早在万历九年（1581）李卓吾初来龙湖游玩时，无念即与之结识，因仰慕其学拜之为师，其后便成为李卓吾坚定的支持者，李卓吾曾有《同深有上人看梅》诗记之。李卓吾自城中迁来芝佛院，也是以方便无念请教为辞，此后其一直陪伴李卓吾左右，现实助力甚大，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李卓吾待之严苛，借与芝佛院小僧闹别扭之事，弃李卓吾自去黄蘖山中开创法眼寺（参《麻城县志》）。万历二十八年（1600）麻城芝佛院被毁，李卓吾避居黄蘖山时，无念还迎之法眼寺款待多日。李卓吾避祸北京通州，无念亦令其徒常庸一路服侍，是以李卓吾在通州作《登楼篇》离别杨定见时，一并与无念作别，事见陈石泓《黄柏无念深有和尚塔铭》，无念僧是李卓吾身边重要追随者之一。
　　 常闻是李卓吾身边一位侍者，无念僧侄儿，据光绪《麻城县志》记载，无念“有胞侄自空，名常闻，亦从披剃，后入侍李长者，颇通文字，如谐语，寓秘义，为人淡薄无求，居丫杵三十年不下山。有《龙湖闲话》《新葛藤》《对纸闲谈》诸作”。怀林也是李卓吾身边一个重要人物，陪伴其身边多年，聪明伶俐，最知李卓吾心意，故李卓吾陪客、论学、出行每每离不开他，有李卓吾“影子”之评，在李卓吾身边不可或缺，直到他先李卓吾而死，李卓吾有《哭怀林》四首以记之。杨定见是一位秀才，也追随李卓吾多年，很多平常事为李卓吾用心谋划，且无怨无悔，直到芝佛院被焚前救李卓吾逃出生天，直到陪马经纶送李卓吾远走北京通州。李卓吾视杨定见为“方外伴侣”，尝言“若能不恨我，又能亲我者，独有杨定见一人耳。”（《焚书•杂述》）
　　 李卓吾自来麻城，先维摩庵后龙湖芝佛院，一边与耿定向论战，一边著书立说，前者让他名望日隆，后者令其学术益精，追随者因此越来越多。尤其李卓吾《焚书》等观点尖刻的著作刊行，为他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学术名望，当时学界已无人不知李卓吾，世俗人也大半都知道了他，有人反对也自有人赞同，因此而来的追随者已无法计数。据考，麻城本地有名有姓的李卓吾追随者就不下百人，自麻城而全国各地，这个数字更无法统计。此外，见过和没见过的，联系和没有联系过的追随者更不知其数……就比如李卓吾后来出行山西途中，在河南汝水讨口水喝便偶遇了向无往来的仰慕者沈丘学子段善甫，因之月余教学便成就了一段师徒佳话。
　　 此时李卓吾追随者已然不少，但他一向爱苛责人，追随者在他眼中也非此即彼，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和缺点，比如无念伶俐却功利；杨定见有气骨又欠伶俐且不勤奋；耿克明聪明勤奋却一心科举；郭万民聪明气骨俱佳，却不能弃家追随；袁中夫几乎完美，惟一缺点是生性有点懒散……
　　 这种境遇像极而今的“大腕明星”与众“粉丝”，要想逐一点评追随者已不可能，只有择其主要简略一提。好在李卓吾其后，也一如“大腕明星”一样不再轻易交人，能与之往来者要么权势富贵，要么便是学界“大咖”，一般人基本没有机会。
　　 陶望龄乃浙江名士，万历十七年与焦竑同科中第（廷试第三、探花），经焦竑介绍与李卓吾结交，不久即向李卓吾通函叩教人性问题，遂成为李卓吾坚定追随者，对李卓吾也有很多事实助益，如李卓吾后在武昌及南京遇到危险和困难时，陶望龄多次助力。
　　 比陶望龄更著名的李卓吾追随者是“公安三袁”。了解中国文学史的人必知大名鼎鼎的“公安学派”，知公安学派更必知袁氏三兄弟。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公安县）一门出了三个杰出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这三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流派，其以真趣为旨的文学创作理念影响直到今天。
　　 老大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石浦，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官至右庶子。“公安派”首倡发起者；老二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无学，号石公、六休，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吴县知县、国子监博士等职，仕途官阶不高，但学术成就惊人，他是“公安派”的中坚、骨干和实际领导者，“公安派”理论体系的主要构建者；老三袁中道（1570—1627）字小修、少修，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历官至南京吏部郎中，他总成“三袁”著作，进一步扩大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影响，并使之发扬光大广传后世。
　　 袁宗道最早知李卓吾也自焦竑介绍，二人同在翰林院，商讨学问自然谈到李卓吾，故心向往之，万历十七年其欲借公务之便拜访，李卓吾知之“扫馆烹茶以俟之”（李卓吾《复焦秣陵》），因故未能践行。其二弟袁宏道自兄长处知李卓吾，一日又得《焚书》，一读之下惊李卓吾已“冥会教外之旨”，竟逾千里之遥专程自公安奔麻城专访。李卓吾读其《金屑编》也是相见恨晚，当时即作诗赞之：“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其时袁宏道只有二十多岁，李卓吾一见却青眼有加，一见如故论学三月有余。袁宏道回，李卓吾又亲自送归，因此才有其武昌之行。在武昌时老三袁中道也慕名来访，至此兄弟三人都成为李卓吾的追随者。
　　 不久李卓吾回麻城后，这兄弟三人又携门师王辂、八舅龚散木等一起来麻城拜访（事参袁中道《柞林纪潭》）。三人与李卓吾的关系愈加密切，其后来往也愈加频繁，直到袁宗道先逝，李卓吾继之。
　　 袁氏三兄弟与李卓吾交往细节不用多说，“公安派”在文学上的主张和思想，与李卓吾近乎一致，可以说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就是李卓吾的文学思想，诸如其“性灵说”就是源自李卓吾的《童心说》。
　　 在李卓吾追随者中，论成就当首推三袁，三袁中又以袁宏道最著，难怪他在李卓吾追随者中最被器重，李卓吾甚至视之为自己衣钵传人。不过袁宏道对李卓吾的追随并不盲目，其尝言对李卓吾“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袁中道《李温陵传》），为学而不失其独立思考，这样的学者能有几人？有这等后学，为人师者也自可欣慰。李卓吾身后，袁宏道评其书可为传统经学“消积导滞”（同上），有人以为评价低了，笔者却认为比较客观。
　　 袁氏三兄弟外，李卓吾比较得意的弟子还有一些，比如夏道甫、袁中夫，这二人大约是在武昌结识。
　　 夏道甫，名大朋，字道甫，闻李卓吾之名而执意从之者。时人以李卓吾势力孤单劝其另择名师，夏道甫却义无反顾。李卓吾知之称其胆气，又见其确有学道根气很是喜欢，并以孔北海和其小友王修故事，赠其号为“孔修”，对其特别温善。夏道甫后以诗名，因真趣为袁宏道赞赏，成为“公安派”一员。
　　 袁中夫，名文炜，字中夫，乃是黄冈贡生出身，少年英俊一表人才，聪明过人骨头更胜资质。袁中夫好读书，尤喜读李卓吾书，李卓吾尝言：“惟有袁中夫可以读我书，我书当尽与之！”“中夫聪明异甚，真是我辈中人，凡百可谈，不但佛法一事而已。”（《续焚书•与焦弱侯》）不过袁中夫终于出家，被人称“死心和尚”。
　　 尽管李卓吾深居简出不轻易见人，慕名专访或友朋介绍来的追随者还是络绎不绝，留住麻城后期（万历二十二年夏至万历二十四年夏），即有汪本钶（字鼎甫）、汪可受、潘世藻（字去华）、詹轸光（现李卓吾墓碑碑阴刊文、诗作者）、潘廷谟等来访并成为其追随者。
　　 汪本钶是李卓吾生命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访李卓吾本来是要学仙术，见了才知李卓吾是一个思想家，于是改弦更张追随左右。怀林死后，汪本钶几乎完全代替了他在李卓吾身边的角色，侍奉李卓吾直到狱中自刭之前。
　　 李卓吾狱中死志下定后，故意支走汪本钶，或担心他在身边没有机会，或不忍让他看到哀恸。汪本钶走后，李卓吾念之，其绝笔一诗即写给汪本钶，《系中忆汪鼎甫南还》：“嗟子胡然泣涕洟？相依九载不胜奇。非儿转哭儿何去，久系应添系永思。生死交情尔可订，游魂变化我须时。累累荒草知何处，絮酒炙鸡勿用之。”李卓吾真爱之如子！李卓吾死后，汪本钶编辑了其晚年书信诗文，集成《续焚书》。
　　 潘廷谟乃李卓吾南京故人潘见泉之子，本是随詹轸光来访，知其为亡父故友后留居芝佛院月余，遂成为李卓吾追随者之一。汪可受随袁宏道到访芝佛院，后于山西沁水李卓吾出游时再拜访之，并请“宗门下事”（汪可受《卓吾老子墓碑》），也成为其坚定追随者，后于北京通州还曾再访。
　　 李卓吾死后，汪可受为之立“卓吾老子墓碑”。
　　 李卓吾暮年远行，一路还有追随者不断出现，随焦竑到达南京后重拾讲学，更有杨起元和焦竑弟子佘永宁、吴世征、汪石夫、汪震甫、方时化等和很多仰慕者。李卓吾早在《李生十交文》中，即已谈到自己交游：“余交最广，盖举一世之人，未有如余之广交者矣。”他甚至将与之交游之人分为“十种”，追随者部分其中。
　　 李卓吾追随者很多，事实上的弟子也不少，但李卓吾一生不以人师自居，故本篇只称“主要追随者”。既为主要，有些说过的就没有再说，很多人也还没有说到。
　　 在李卓吾身后，出现了更多追随者，这些人对李卓吾思想的继承和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末和清朝统治者对李卓吾思想采取封杀政策，赖有不断出现的李卓吾追随者代代传承，李卓吾的书籍和思想才流传下来。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国也被迫开始了近代步伐，李卓吾思想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而再次引起世人关注，其追随者更如雨后春笋……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下，“李贽粉”更越来越多，这说明李卓吾的思想从未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