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仲秋的好时节，当我站在岳麓书院正门前，一眼便瞧见那令楚人为之一振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白底黑字，在金色的阳光里，如此鲜明如此刚劲有力，冲击着我，令我陷入一种无法言传的激越之中。千百年来，如一艘在学海里曲折前行的航船，任凭风吹雨打，岳麓书院从来没有迷失过自己的方向。
　　 一
　　 书院始于唐代，盛于宋代。于是，南宋文化的一大奇观便是以书院为学术重镇，如黑夜里闪闪的航灯，引领儒学变革和发展。而在书院之外的哲学家和文化大师们，其睿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那些宁静的书院。书院由此昌盛，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如熠熠的星辰闪耀于青山绿水间，温暖了无数书生的心灵。倘漫步于岳麓书院之时，恍惚间便能看到许多大师飘逸而清瘦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应是朱熹，尽管他离开此地已有800多年。
　　 在朱熹看来，天底下没有任何一种事业比教书育人更重要，他曾经说过：“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终其一生，他一直注视着乡野间的座座书院，不遗余力复兴书院，并与之结下了难解之缘。有学者作过统计，朱熹的讲学生涯长达40余年，一生接触过的书院多达28所。湖南久负盛名的“天下四大书院”中，朱熹曾精心耕耘过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曾为之或训或铭或记。
　　 而说到岳麓书院，便不能不谈到张栻。梁启超在《儒学哲学》一文中说：“（王）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栻），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张栻一生好学不倦，师从胡宏之后的十余年，他四方访友，奔走讲学，深思明辨，精益求精。朱熹、吴祖谦、杨万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等，都是他的好友，他们曾先后在宁乡城南书院、衡山南轩书院、善化岳麓书院、湘潭碧泉书院等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胡宏病逝后，张栻遂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包容吸收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极力提倡经世务实的学风，对如何组建和谐而理想的社会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乾道元年（1165），刘拱知潭州，重修岳麓书院。他对张栻十分器重，曾多次举荐张栻，直到病危时还上奏推荐，认为“张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因而委张以岳麓书院主教的重任。当张栻到岳麓书院任山长时，正是枫叶红透的秋天，他躇踌满志地说道：“爱其山川之秀，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张栻来了，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广及东南数省，人数达千人之多，“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湖湘学派的教育基地从此转移到了岳麓书院。
　　 也因此，湖湘学派的第三个时期是张栻实际为学术领袖的时期，潭州成了当时最令瞩目的思想、学术基地，时间大约在乾道二年（1166）至淳熙七年（1180）。
　　 二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开创“闽学”一派，宋代理学经过他的综合和总结，最终确立了独特的规模与体系。其学说被视为理学正宗，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思想700多年的发展。闽学与湖湘学派同出自“二程”，基本倾向相同，但在“知行”等问题上却存在分歧。要实现“仁之大本”，须从具体的道德践履入手，这是张栻的“下学上达”之法，他还将“下学”理解为“致知力行”，重实践和经世致用。朱熹则批评湖湘学者“只说践履不务实理，亦非小病”。然而，分歧并没有阻碍朱熹与张的友谊，作为同一时代的高手，他们都在关注着对方。虽然山隔水横，相距千里，但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探讨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早在朱熹师从李侗时，李侗很尽心地讲解了喜怒哀乐未发的中庸之义，但朱熹当时的兴趣却在训诂学。待到他感受到中庸之义的魅力时，李侗却已撒手人寰。所以，对于中庸之义，朱熹一直不得甚解。而张栻却得衡山胡氏真传，胡氏与李侗同一渊源。朱熹遂决定前往湖湘与张栻切磋一番。因为，他相信，高手之间的碰撞，一定会生出耀眼的火花，很有可能在一瞬间令他走出迷茫的摸索。 
　　 想当年，朱熹来到岳麓书院，是张栻的幸运，更是岳麓书院的幸运。此刻，站在岳麓书院大门口，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点。院子里的高大的榆树、银杏树，正绿意盎然。铺着小青砖的地上，飘浮着若有若无的绿意，却零零落落躺着点点黄叶。我穿过大门，穿过二门，来到了宽阔的讲堂。讲堂里一片安静，三三两两的游人悄无声息地走动着，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静默而沉甸甸的思绪，抑或缅怀。凝望着那两张古老的太师椅，眼前仿佛浮现朱熹与张栻会讲时激烈的情景，他俩的脸上可曾浮起了会意的微笑？事实上，两位大师智慧的碰撞曾如迅疾而猛烈的闪电，豁然洞开人们的思索，世界顿时明朗起来……
　　 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不远千里，偕学生林择之、范伯崇，从福建崇安起程，专程前往潭州（长沙）。他们一路奔波，走了近一个月，行程3000余里，于九月八日始抵岳麓书院。
　　 正是深秋，岳麓书院背靠岳麓山，大树参天，满山红叶，层林尽染。张栻怀着激动兴奋之情，用隆重的仪式，迎接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他率领众位弟子早早地肃立山门，合掌恭候。当时朱熹和张栻，一个三十七岁，一个三十四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两位大师终于牵手在最成熟的季节，中国的文明顿时增加了重量和色泽。他们谈笑风生，一步一步走向书院的讲坛，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而展开。
　　 朱熹在潭州逗留了三个多月，与张栻在岳麓书院和张栻的城南寓所朝夕晤谈，对理学中一系列问题一一辩论。据记载，他们“举凡天地之精深，圣言之奥妙，德业之进修，莫不悉其渊源，而一归于正大”。据范伯崇讲，“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谈得兴起时，两人竟通宵不眠。
　　 朱熹说，道德自觉了，政治安定了，就有了达到至善之境的基础。什么是至善？就是中庸。朱熹说，中庸还有一个概念叫作“和”，跟“中”一样，“和”也是恰如其分的意思，凡事要把握分寸，就能够得心应手。和而不同，则世界只有多元并存，只有相互包容，才能够互相吸收，互相推动。朱熹还说，中庸的另一个根本意义就是“诚”，“诚”是天之道，所谓天人合一，以人道之诚去配天道之诚。其时，朱熹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张栻当然不甘示弱，他并不赞成朱熹的一些看法，便当仁不让地一一指出。虽然他肯定“过犹不及”是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但他认为中庸之道是“和稀泥”、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原则性等等。
　　 于是乎，坐在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上，他们用高超精密的思维探讨着宇宙和人生的秘密，充满激情地演绎了一段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经典场景。他们高亢的声音在讲堂之上久久回荡，众多书生则坐在下面聆听，心绪为之起伏，乃至陷入思索。这自是一次真正的绝世高手的过招，仅凭只言片语，便触发风云涌动。而此后的岁月里，朱熹回忆起此次会讲自是感慨万千：忆昔秋风里，寻朋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联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一时间，“朱张会讲”名声大振，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不仅岳麓书院宽敞的讲堂中人满为患，不少人只能挤坐在堂前的走廊上或院子里，听讲者骑来的马几乎把书院前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就在当时，两位大师满怀感慨地互相唱和，竟然联句成诗：“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几百年后，当我站在赫曦台前，张望着古老的戏台，找寻着两位大师留下的诗句，想象他们当时相互欣赏相互怜惜的情景。这实在是一次令人羡慕的会晤，在千年之后仍让人们钦羡不已。事实上，他们信奉和践履的都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线，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们的超脱只是偶尔的疲惫。
　　 其时，除了当众会讲外，朱熹与张栻还抓住一切机会，私下热烈地交谈。岳麓书院和张栻的城南寓所，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朱张经常同舟往返其间，小小的“朱张渡”从此和两位大师——朱熹、张栻的身影遥相重叠。两位大师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水之间。乃至几百年后的某年某日，我曾站在朱张渡，恍惚间还看到两位大师飘飘的身影，直至莫名感动。
　　 “朱张会讲”所展开的“中和之辩”，以朱熹接受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而结束，且两人在“太极”等一些问题上的见解趋于一致。而据《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 
　　 这次会讲，不仅是长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也，地以人为重也！”会讲之后，湖湘人始知摒弃自身之不足，努力学习别人之所长，才“归于平正”。彭龟年、游九言、胡大时、吴儆等都是张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湖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一眨眼冬天已经来了，崇安的家人来信给朱熹，催他回去。朱熹舍不得走，但又不得不走。这天清早起来，微风凛冽，朱熹来到书院安静的讲堂，他仿佛又看到书生们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目光，便急切地迈上讲台，挥笔写下了“忠孝廉节”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遒劲有力，饱满稳重，滚烫如火。之后，它被刻在书院的前厅讲堂左右两侧，让后人们去读百年，读千年，永读不厌，自是昭示着先代学术大师的不朽功绩。当然，在朱熹之后，人们每每走进这深深庭院，都会在这几个大字跟前久久驻足凝视。无论年长，还是年幼，无论是尊贵还是卑微，都会若有所思。或羞愧。或汗颜。或振奋。或在默默修正自己的为人处世和道德标准。我自然也在这几个大字之前久久徘徊，我一直在想，“忠孝廉节”到底有没有过时呢？当回望日益浮躁的现实时，我觉得真得重提“忠孝廉节”，虽然得从现实出发，给“忠孝廉节”赋予时代的内涵，但其内核的精神依然没有过时，应该也可以拯救人们失衡的道德。试想人人都能完成道德的自觉，该是多么难能可贵，这个社会自然是大同世界了。
　　 临行前，朱熹与张栻相约，同游南岳衡山，作为告别湖湘之旅。11月6日，朱熹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湖湘诸学者，在张栻等人的陪同下，沿着巨浪排空的湘江向衡山进发。几天后，朱熹一行经南天门从上封寺登上了祝融峰，但见茫茫翻滚的云海银涛之中，冰峰雪岫忽隐忽现，祝融峰犹如云海上的擎天大柱，而山下湘水如带，蜿蜿五曲北去，注入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湖。眼前的万千气象，令朱熹心旷神怡，他仰首挺立在千仞祝融峰巅，感慨万千：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想当初朱熹正是壮怀激烈的时期，其浩然之气激荡人心，哪会想起之后救国救民无门、内心的悲愤无以排遣之境况。
　　  
　　 三
　　 淳熙七年(1180)二月，张栻在留下了《南轩文集》、《论语解》、《孟子说》等著作后，病逝于湖北江陵，年仅48岁。因为早逝，张栻的智慧之光也就此熄灭。
　　 朱熹接到讣告，罢宴恸哭，悲痛难抑。他在写给吕祖谦的书信中时常流露出对张栻之死的哀痛，且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荆州之讣，前书想已奉阅。两月来，每一念及之，辄为之泫然。事实上，对朱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丧友之痛，更重要的是丧失学术知音和道学同调的悲伤。他们是为着学术走到一起，且抛弃了一切个人的名利观。惟其如此，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虽然存在分歧。
　　 还在绍熙五年（1194）年初，朱熹由丞相留正推荐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再次来到潭州。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联床”已整整隔了二十七年，昔日两位青年俊才不见了，只剩下一个60余岁的老人。朱熹伤心之余，第一站便直奔岳麓山。旧地重游，今非昔比。岳麓书院已是“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
　　 而当我走进书院后院，游人更少了，也更安静了。就在崇道祠门前，有一丛翠绿的竹子，还有一棵高大的柚子树，树上挂满了圆圆的柚子。好一幅丰收在望的情景。当我走进崇道祠，一眼便看朱熹与张栻坐而论道的塑像，一时间不由感慨万分。由此，我自是可以想象朱熹再次来到岳麓书院时的心绪了，知音已逝，还有谁能与他辩论理学大义，讲述中庸之道呢？当穿行在有些破败的书院，朱熹自是睹物思人，乃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振兴岳麓书院，让长眠于地下的友人得到慰安。
　　 于是，朱熹不顾年迈，将振兴岳麓书院当作了他最重要的事，迅速行动起来了。一上任就提出《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士风和建设书院。他聘请弟子黎贵臣充任书院读书职事，又聘张门生郑一之为学录，掌管学规和辅助教授。随之，他派人对岳麓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复，“更建干爽之地，规制一新”，扩建宣圣殿5间，殿前引水为池，列屋百间。更难得的是，朱熹为岳麓书院置学田50顷，乞赐九经御书，甚至对书院斋舍、几案、床榻之类的具体事项，皆事无巨细地一一过问，其拳拳之心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