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知潭州时，虽年事已高，“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其实，朱熹不仅经常在寓所向来访的学生授课，还亲自到岳麓书院督课，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一次，他到书院后，采取抽签的方式让学生讲《大学》的语意，抽查了两个学生都讲不清楚。他便谕诸生曰：“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因而不光来学者日众，学风也日益严谨。而每每走进岳麓书院时，张栻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朱熹不由有些黯然又有些振作，快速地走向讲堂……
　　 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是颁行了《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用以规范约束生徒的正式学规。这个学规便是朱熹在任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翻版，只是改名《朱子书院教条》而已。在此学规中，朱熹明确提出书院的教育方针是实施“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实现这个方针，朱熹提出了为学、修身、处事和接物的重要原则。
　　 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之后，岳麓书院以此规训学生达千年之久。而读过此学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精髓一览无余，自是让众儒生热血沸腾、雄心勃勃地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以之为典范的书院教育遍于湖湘各地，而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他这才欣慰地笑了。朱熹之后，又有他的高足真德秀、魏了翁先后来潭州，致力于复兴书院，继续传播义理之学。
　　 朱熹两次在潭州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据《朱子门人》所列及门弟子中，著名的湘籍门人就有10人。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始终高举着湖湘文化的火把，引得众学子奔赴而来。
　　  
　　 四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学问最渊博的一人，著述十分宏富，经史子集，四部齐备，据周予同考辨，共126种。影响最大的当为《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后人编辑的《朱文公集》、《朱子语类》等。不敢评说朱熹的学说，那是个可怕的陷阱，足以耗去一个普通学者的一生。
　　 理学使儒学在吸收佛道思想基础上完成了儒学哲学化，尽管理学有束缚人性的一面，但是理学的产生确实是重大的历史进步。至于后来被意识形态化，变成束缚人性束缚学问发展的教条，明代朝廷应该负更多的责任。而今人对于朱熹学说的反感，大半由于它是官方哲学，被利用和庸俗化。其实，这不能由朱熹负责。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学说生前不但不受统治者欢迎，甚至受到迫害，他甚至曾经勇敢地为自己的思想受难，但他比我们时代的绝大多数学者更有尊严。帝王不喜欢他的理论，他就离开庙堂，在民间讲学传播。
　　 早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南宋皇帝赵构在众叛亲离之后，内禅让孝宗继位。朱熹位卑未敢忘国忧，在昏黄的油灯下，他铺开白纸，反复斟酌和修改，以监潭州南岳庙之职向皇帝写了份厚厚的奏疏。他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了其力主抗金的决心。年轻的皇帝试图振作，孝宗被朱熹的奏疏所打动，便当即下令要朱熹入朝奏事。
　　 第二年金秋时节，朱熹带了一名仆从，兴冲冲地从崇安启程，赴京面君。到底是读书人，朱熹在年轻的孝宗面前，慷慨陈辞：您不要再沉迷于佛道的虚无境界，而要学习儒家的《大学》之道，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越说越激扬，孝宗却听着听着就不高兴了，脸越拉越长，恼怒之余，便赏了朱熹一个武学博士的官职。事已至此，朱熹只好长叹一声，转而继续埋头于理学之道了。
　　 谁知十五年之后，朝廷又突然想起了朱熹，于淳熙五年（1178）任命他为南康知军。在南康四年，朱熹实日夜奔波，又是兴办学校，又是赈济饥民，又是打击豪强奸商。他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朝廷，要求减免赋税。朝廷不由又有些恼怒，下诏申斥，做官要有做官的规矩！朱熹又碰了一鼻子灰！
　　 绍熙五年（1194）七月，光宗赵惇内禅，宁宗赵扩继位，赵扩在做太子时就知道朱熹的学问，便下令朱熹入朝，受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皇帝进讲《大学》之道。此时，朱熹已65岁高龄了，他心里依然燃烧着一股烈焰。可他哪里知道皇帝要的只是阿谀奉承，要的只是锦衣玉石，要的只是偏安一隅。当朱熹真诚地劝导宁宗不要贪图享受，要停止修葺东宫及下诏自责时，皇帝的脸色变得很难看。找了个由头，又将朱熹逐出了朝廷。朱熹总算保住了一条老命，却壮心不已，在武夷山群山间的竹林精舍传道授业去了。
　　 而大约在他重返潭州前的十年左右时间内，他一直被攻击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宜摈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担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在皇帝面前大声责斥那些诬陷朱熹的高官们“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才使朱熹还有可能到潭州来做官兴学。朱熹在潭州任内忍辱负重地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就在他到潭州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忧方大矣。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并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多方拘捕。朱熹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当他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实在悲凉与痛苦。但是，他努力振作起来，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从来没有停止过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直到庆元五年（1199），他觉得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我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支撑不了多久了。果然到第二年三月九日，晨曦初露，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死于建阳。在前一天，他写了三封遗书，分别给儿子、女婿、学生，叫他们整理好自己的遗文，临死都不失大道学家的风度。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依然不顾朝廷禁令纷纷赶来。不能来的则纷纷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辛弃疾在挽文中写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廪犹生。
　　 好在九年之后，朝廷为朱熹恢复了名誉，尊称他为“朱文公”，继之为“信国公”，再继之“徽国公”，其《四书集注》列为国学，婺源朱氏故居名“文公阙里”，同孔子阙里，朱熹竟几乎取得了与大圣人孔子并列的地位。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而朱熹大一统观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四海一家的理想、包容万物的心态，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过程中，成为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精神支柱。
　　 千年之后，这座千年学府已然沉寂，先贤曾经探讨学问的地方，已“藏之名山，纳于大麓”，已演绎为一种象征。山下却热闹非凡，一溜子小吃摊点，现代学子们拿着冰糖葫芦、烤羊肉串四处逛悠。身边不时呼啸穿过新潮的自行车、小轿车，自是渐渐淹没了朗朗诵读声。如今学生还在，书生却大概化为历史的尘土了。曾经有书生聚于书院，俯首听讲，执疑而问，赞服其学说者则以师称之，疑而辩者则以友称之，其情其景亦消失在浩瀚的历史时空里。好在喧嚣汹涌而来之时，便有圣贤的叹息执着地划过城市上空，让蠢蠢欲动的人们渐渐镇定，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
　　 而朱熹却始终念念不忘岳麓书院，在《怀岳麓》如此写道：风月平生意，江湖自有身。年华供转徙，眼界得清新。试问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长笑，妙绝两无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