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老爷子是去年一月在老家上海驾鹤西去的，转眼一年半了。他停止呼吸的第二天晚上我才知道；是我在运粮湖农场职工医院工作时的同事，打电话告诉我的。按丧葬习俗，人走后的第三天上午一般要发丧出殡的。这样，不连夜从武汉坐火车赶过去，是见不到他最后一面的。因手头有事，我走不开。未能去上海与他作最后的告别，我感到十分遗憾；心里也埋怨他的妻子沒有及时告诉我们。
　　 前几天，他的妻子专程从上海来武汉看我们。金老爷子走时，她因疏忽沒有通知我们前去吊唁，总觉得对不住我们，又不知道怎么解释为好，所以一直未和我们联系。这次过来，她事先也沒有告诉我们，见了面，总想解释几句。事已至此，大可不必；但金老爷子突然发生了变故，倒是我们很想知道的。当天晚上，我们一起参加了朋友的宴请后，她谢绝了主人的挽留，来我们家夜宿。过去在农场医院工作时，我爱人当院长(八三年提拔“四化”干部时当的)工作忙，家中有时零乱一点，爱整洁的她会主动帮忙收拾一下。我爱人放置的东西，有时找不着，急用时会埋怨：“又动我的东西，放哪儿了？”她低头不吭声，不久再来时，忍不住又帮着拾掇。一九九一年我们调回了老家武汉，她来我们家玩时，像在农场时一样，看不过眼了，又帮忙打扫清理。我下班回家看见了，忍不住地笑：“你现在还是这样啊？”第二天的中午，我们在光谷创业街路口的黄焖圆子酒楼，请她和几个老朋友。晚上，我和爱人把她送到武昌火车站一一她回上海去了！
　　 金老爷子是十年前携妻子从运粮湖农场返回故乡上海定居的。这之前，上海市政府对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出台了一个政策：一家允许一个子女迀回上海落户。他是一九五八年初中毕业，下放到湖北省人民大垸农场的，符合条件。他女儿高中毕业时回上海参加了高考，并在那儿念完了四年大学，随后就地找了工作。他女儿成了家以后，才把他们从农场接回上海。这时，他已退休了六年，六十六岁了；妻子也退了休。
　　 去上海时，他的视力已经很糟糕了，不能看电视，但他喜欢听广播。此外心脏有点小毛病，其他倒沒发现什么。他是老内科医生，按时吃药，病情控制得还不错。有时不舒服，吃一二粒备用的速效救心丸，缓解一下症状；实在不行去医院住上几天也就好了。前些年他很少去医院，近年岁数大了，去得多了一点，但一年也就一二次。
　　 他的妻子说：“他这次若是听话，愿意配合医生治疗，再活七八年也不是不可能的。”这话有一定道理，什么家务事也不沾边的他，像特保儿一样被大家细心地照顾着。他的妻又说：他这次发病在医院呆了十二天，回家三天后就撒手西去了，前后仅半个月时间。住院期间病情一度稳定，他想做心脏手术，医生说不具备做手术的指征，只能保守治疗。他不愿呆在那儿，吵闹着要回家，拗不过他，只好出院了。谁料到回去后病情一下子逆转了，施救无果。辞世之前他很清醒，沒有一点要走的先兆。我怕他烦，不敢多问，所以他走之前什么话也沒有留下来。”说到这里，她流露出十分惋惜的神情。金老爷子的固执，我是很清楚的，沒有想到他在依赖别人生活的晚年，犟的性子一点也沒有改变。
　　 他激动时，透过一圈一圈高度近视的镜片瞪着的眼睛，额上冒出的一条一条的青筋，我现在也想得出他那个样子。因肝火太旺而引发散在他颈子上粟米大小的疱疖，常年可见。人常说：猴子不吃人，生相难看。他就是那个样子，哪怕是对家中贤慧的妻子。他妻子还说：“两口子过日子，都是为拣不上筷子、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磕磕碰碰了一辈子，真是前世的冤家！”说完摇摇头，有点无可奈何的意思。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这么好的光景，谁不想多活几年？他悬壶济世一辈子，不知预测过多少人的生死，唯独沒有预料到他自己，真是命运难料啊！”毕竟七十七的人了，身体状况又有老毛病，不是由他自己想的，吃点药过几天就会好的。沒想到他犟了一辈子，还是吃了犟的亏，最终还是没有犟过命。看得出，他的妻子是很难过的。
　　 她轻声地对我说：“虽说叮叮当当地过了一辈子，那是双方各不相让的性格造成的。但他确实聪明能干、心好顾家、待人真诚。血浓于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我们是一生患难的夫妻，坷坎的岁月凝结的感情是抹不掉的。”当我轻轻地宽慰说：“他这么固执，又难伺候，你辛苦了十几年，现在可以轻松一下了。”她却弱弱地说：“还是想他多活几年，多享点清福。”说到这儿，她的眼泪快掉下来了。我理解她的心情，和他们相处了十几年，他们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是金老爷子。他的一生，像一幅跌宕起伏的画卷，慢慢地舒展在我的眼前。
　　 金家有兄妹五人，他是长子，为了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他初中毕业，不顾他妈的苦劝苦留，背着家中偷偷去派出所转了户口，下放到湖北省人民大垸农场。为这事，他妈背地里不知抹了多少回眼泪。他聪明，是读书的料！五八年正值大办农场，他沒去多久，被送到卫校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了运粮湖农场职工医院的分场卫生所当医生。这可是正二八经的国家干部，有多少知青梦寐以求。然而，经过了农场的务农生活、经过了卫校的读书生活、经过了卫生所的医务生活的他，并沒有学会适应社会生活，耿直的性格和较真的个性一点也沒有改变，因不慎导致了工作上的失误，在人生的道路上栽了一个大跟头。
　　 潜江县境内的运粮湖农场是围湖造田、开沟筑渠后的六〇年建成的。这儿属江汉平原，土地肥沃，是鱼米之乡。为支援农场的建设，六三年从武汉、宜昌市下放来了一批老知青(包含少数社会闲散人员)，人们提到这些人时，含糊地称“六三年的”。七二年从武汉市又来了一批新知青(高中、初中都有)，人称“七二年的”。这批人是有指望(招生、病转、顶职等)的，因此，沒有离开农场的人极少。老知青就不一样了，开弓沒有回头箭，射进了这块土地，就扎下了根。绝大多数的人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场的建设，但也有少数好逸恶劳的人。刚下放时，他们都在生产队务农，随着农场的建设发展，各行各业需要人，从表现好的老知青中，抽调上来了不少的人，一一这是后来的事。既来之，则安之。大多数的老知青都做好了成家立业的准备，极个别人则漫无目标地混日子。那时吃大锅饭，农场生产队的田多劳力少，农活又苦又累，怕困难的人假装病号来逃避。
　　 农忙时，这号人隔三差五地往卫生所跑，不是头痛就是肚子疼地装病，开点药，弄张病假条躲工。挣工分的年代，叫搶工分，对偷懒耍滑不愿出工的知青，贫下中农是不好说什么的，队长也睁只眼闭只眼，懒得管。但金老爷子的眼里容不得沙子，看不惯。他按医疗原则办事，沒有诊断出病的，不开药、不出病假条。然而，这样的角色不大讲理，软磨硬缠，搅得他沒有办法，有时只好敷衍。有一次，他悄悄地给一个无病呻吟的“老病号”打了一支肌注针，过了一会儿听不见“啍啍”的声音了。“老病号”愁容变为笑脸：“金医生，你这一针真见效啊！”“什么见效不见效？打的是注射用水！”金老爷子戴着《地雷战》中龟田一样高度的近视眼镜，瞪着眼睛对“老病号”大声呵斥。他本来不想吭气，一时性急，道出了实情。原想不动声色地捉弄一下这种懶人，不料闯了大禍。正值六四年的“四清”运动时期，一纸下放劳动改造的通知书递到了他的手上。在那个年代，凭无医德这一条就够处理他了，更不要说他那个犟劲平时不定得罪了什么人，不把他赶到生产队去才怪呢！也算他倒霉，碰上了“十年动乱”，一下去就是整整十五年！
　　 下放到团结队期间，他什么农活都干过，做什么都有模有样，如果不是流露出夾杂的上海话，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是老农呢！他个子不高，清瘦的虾米腰，一副深度的眼睛，十五个寒暑在田里摸爬滚打，真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争强好胜，干农活不输人，但个人婚姻上则落后了一大截。同龄老知青的小孩子，不是早戴上了红领巾，就是到了拿牛鞭放牛的年龄。而他却一拖再拖，已近不惑之年，还是孑然一身。直到七九年他单骑闯四川，终于亲手把妻子弄回来了！那时，他三十七，妻子二十三，小他十四岁，算老夫少妻一一至少在那个世俗大惑不解这个悬虚年龄的年代。挣工分的岁月，沒有计划过日子的老单身是很难有余钱的。上海老家的人给金老爷子寄了二百元钱，简单地凑合成了家。此时他从分场卫生所下放到团结队劳动改造，已十五个春秋了。现在，他什么也不指望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吧！不管怎么说，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总是人生最幸福的事。男大当婚，盼成家立业盼了多年，总算完成了人生的大事，了却了一桩心愿。回首这么多年孤身独影，为讨老婆，他不知尝了多少苦辣，不知经历了多少辛酸。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场的人，特别是老知青解决不了个人问题的，大多是找宜昌、四川山里的女人。过去沒有旅斿业，又不能外出打工，许多女孩子向往平原，远嫁是改变贫穷命运的唯一途径。两边都有需求，相差不多就凑到一块了。至于婚后过得怎么样，何多何少要看运气的成分了。毕竟了解的机会不太多，也沒有充足的时间挑选一一稍一犹豫，被老乡、同学、甚至相好的姐妹“劫”走了一一半路杀出程咬金的事，并不新鲜。虽说不大光彩，但也顾不得了一一飞出山沟是一輩子的大事！“老大难”的单身汉找媳妇也是一样的，饥不择食，瞎子打婆娘一一抓住一个算一个。一般的程序是这样的：通常是经媒人牵线搭桥，情投意合的，很快可择日成婚。若是犹豫不决的，这就要看媒人撮合的本事了。大多热衷于月老之事的人，世面上的熟人多、门道广，总会有人上门委托的。这样虽说少不了破费几个礼金，但把握大一点。除了铁心独身的人，一般总会有人帮忙的。金老爷子是上海知青，曾是医生，沦落到了这般田地，纯朴的村民除了为他惋惜以外，更多的是农活上的关照和生活上的关心。所以，有人从四川、宜昌过来，或者有人回去，总会有人为他讨口信、为他张罗对象的事。
　　 每隔几年，总会有从宜昌、四川嫁过来的妹子，带着娃儿回娘家，随身携带的土特产等，足以显示出江汉平原人的富足。回到家乡，很让人羡慕的。她们返回时，总会受相好的姐妹或者亲戚朋友的委托，帮忙物色如意的郎君。有年龄大一点的妹子，或性急的妹子，索性跟着一道过来。在早些年过来的亲友或老乡家中，呆上十天半个月，希望遇上中意的人。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先联系的，不一定能相中；邻时介绍(媒人手上谁沒有几个单身汉？）的，说不定对上眼缘牵了手。金老爷子如果按常规俗套相亲，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他三十七岁了。婚姻的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所以，他果断地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决定一一只身入川！
　　 他的妻子对我说：“他带着我的同学给他的联系方式，先找我的哥哥谈，再找我谈。他沒说年龄，含糊过去了。我当时烦透了我那个地方，谁愿带我走，跟谁走！”金老爷子的妻子是回乡知青，小巧玲珑，口舌伶俐，通情达理，能干泼辣。末了还强调一句：“我不是山区的！”敢放言谁带我跟谁走的人，不定是一丈青扈三娘的角色？沒错的。自从她进了金老爷子门，好事一桩接一桩来了，这日子也气象一新。
　　 新婚密月过完不久，一纸调令下来了，金老爷子调到医院工作。他平时关心时事，一九七九年正是落实政策的年头，他也懒得问个究竟，能离开生产队，不用刨土地、挣工分就好。他从一分场的团结队调到魏桥队的卫生所当医生，恢复了工作。其妻随行，在魏桥队务农(他的面子，队里自然会照顾)。
　　 在这儿呆了差不多四年，他又调到了总场职工医院，其妻随行(有他的老资格，组织上照顾其妻，先做临时工后转正)。再后来的一九九〇年，医院修建了一幢宿舍楼，三室一厅、二室一厅各十六套。他分了一套一楼三室一厅的房子，这正是他想要的一套，如愿以偿。更好的事情是上海传来了消息，他唯一的女儿可以回上海了！这是二OOO年以后的事。毫无疑问，一个一个的好事不是他的妻子带来的，而是七八年拨乱反正的春风，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带来的。但成家立业后，男人的责任和义务，女儿的希望，妻子的鼓励和鞭策，是他前进的动力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源泉。
　　 刚到魏桥队的卫生所工作时，金老爷子沒有一本医学书。是下放团结队时扔掉了，还是后来遗失了，不清楚。他完全凭对十五年前临床经验的记忆看病，真是不可思议。八O年，我的未婚妻在魏桥、大湖队巡回医疗三个月，吃住在魏桥小学(卫生所是学校的房子)。学校的伙食不怎么样，沒吃几顿饭，被金老爷子接到家中搭伙(他家养猪、喂鸡、放鸭、种菜，生活好)。临走时，我爱人留下了几本医学书。就这，也不见金老爷子翻书，他到底犟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不久，医生要考专业技术职称，考不上就沒有资格，是不能看病的。他无所谓，每天和先前一样，不见看书的。他的妻子担心他过不了关，有一天，厉声对他说：“取不到资格证，就沒有饭碗了。你现在是有家庭的人了，不为自己，也要为老婆娃儿着想吧！”他自知理亏，闷着不吭气，找出复习资料，坐在门槛上，头也不抬，不声不响地看了两个多小时。末了，他站了起来，扬了扬手上合拢的复习资料大声说：“沒问题，沒问题！”后来考试，他果然一次通过了，真是有能耐。
　　 九六年，他眼看女儿快读大学了，办了停薪留职，只身南下深圳打工。此时，他五十五了，视力大不如前一一看电视时坐在一个方凳上，脸离荧屏很近。我去他家时，他回头看一眼：“来了！”随即转过头又去看。为了给女儿挣一笔完成学业的费用，他在那儿干了四年。一人飘泊在外，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总想去上海看一次金老爷子，因传过来的消息还不错，我忽视了，一拖再拖，到底未能成行。我问他的妻子，他这十年怎么过的。她说：“不管是在小区的广场上，还是在公园里，他永远是主角一一听他演讲！”我眼前浮现出：金老爷子对着一群老者，手舞足蹈，声若洪铃，高谈阔论的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