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夏，我堂哥回大陆探亲，一再嘱咐我，把旧房翻建一下，临走还放了些钱。
　　 实际上我不是没有钱，所以没翻建旧房，是因为爷爷留下的东西，也只有这四间房子，不毁掉它，是想留点儿念想。而且我堂哥每次回来，再豪华的宾馆都不住，偏来这低矮的小屋里住几宿。我知道，堂哥怀旧，房子里残留着爷爷的气息和生活痕迹，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的影子。堂哥很崇拜爷爷，每次回来，都跟我谈论爷爷当年办学、植树的事，他说爷爷相当了不起，还说他在这里睡觉很踏实，多次梦见过爷爷。其实，他从未见过爷爷，见到的仅是一张照片而已。
　　 堂哥年长我一旬，在台湾经营几家大型食品企业。父辈们都不在了，我对他十分尊重，当然尊重他的意见。
　　 我住的房子是近百年的老房子，既矮小又阴暗，按说早该翻建了。尤其近几年，左邻右舍陆续盖起了楼房，我的房子夹在其中，显得很寒碜，而且新建房屋地势普遍增高，这几年雨季我家连遭水淹，排水相当成问题。虽然，我买了一台抽水机，但有时候深更半夜爬起来排水，也是一件麻烦事。于是，我不再吝惜祖上留下的这份家产了。
　　 拆旧房时，我专门找了几个细心的亲戚和邻居帮忙，嘱咐他们注意寻找一张借条。
　　 小时候多次听父亲讲过，当年游击队从我们家借了不少钱和粮食，队长马步云还给写了借条。虽然父亲临终又说借条丢失了，但我想，借条极有可能就在房子里，父亲所以说它丢失了，也许因为他发烧说的胡话，或许因为那个时代在他心里烙下了阴影，担心因此生出事端。现在不同于过去，政策好了，我下决心要找到那张借条，拆旧房时格外留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从房顶上退下瓦片露出芦苇把子，我就发现了异常，当年捆把子的麻绳早就霉断了，把子都是松散的，唯独卧室那间屋子一扎胳膊粗的芦苇捆得紧紧的。我拿到院子一角，小心翼翼地打开，发现里面包着一节用油纸包得很严实的芦苇，芦苇里面是一张卷得像粉条一样的纸。
　　 那是一张年代久远的纸，早已失去最初的颜色，只留下一片混混沌沌的黄褐，它在我手里慢慢展开时，没有挺括脆生的质感，泛黄的纸面上，是几行秀丽的毛笔字，虽然暗淡得跟出土文物似的，但字迹还是清楚的，上面写着：
　　 借条
　　 兹借到崔育英大洋伍仟块、粮食伍仟斤。待全国解放后，凭此条到县政府兑现，每年翻一番。
　　 珠山游击队
　　 队长马步云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着这张借条，我不觉一下就沉浸到过去的那段历史，就像突然失足跌进深渊，一下子就没有了其他感觉，耳边只有风声，眼前只有黑暗。
　　 一九四三年初冬，在我们村子东部的珠山一带，八路军和珠山游击队在那里打了一场阻击战，牵制了到莱城一带扫荡的鬼子，枪炮声持续了一天一夜，大地被爆炸声震得乱颤。虽然鬼子伤亡惨重，但八路军和游击队也牺牲了不少同志，还有不少伤员，其中留下来的就有三十多人。这是马步云对我爷爷说的。
　　 那天深夜，二伯悄悄地回到家里，叫醒了爷爷。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都是珠山游击队的，爷爷认识，一个是队长马步云，一个是猴子田二宝。
　　 马步云抽着烟，跟爷爷聊了一会儿，就聊起山上的情况。他皱着眉头说：“我们就要断粮了，而且伤员伤口恶化，急需购买药品。今晚我们来，是想借些钱和粮食。”
　　 爷爷说：“现成的钱也没有多少，得过日再操持。”当晚，爷爷给了他们五百块大洋和两袋小米应急。
　　 后来马步云又带人来过我们家几次，共借了五千块大洋和五千斤粮食，并给打了借条。
　　 说实在话，那时的世道乱糟糟的，对于将来能否兑现借条，爷爷并没抱多大希望。在此之前，他依仗着祖上留下的家产，既帮过共产党，也帮过国民党，还帮过杂牌军和土匪。祖上留下的家产，因为战乱的洗礼在逐年减少，但他仍然拥有几百亩土地和五个店铺，既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大财主，又是区公所所长。这样的身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常有人为粮饷的事找上门来，他们带着队伍，腰里别着家伙，搞不好就会闹出人命，用如今的话说，爷爷是花钱买平安。当然，他能借那么多钱和粮食给游击队，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他们。那时候，他为扩建自己的学校筹下一笔钱，钱不够，又卖了几十亩土地，才凑足那五千块大洋。因此，扩建学校的计划自然就泡汤了。
　　 这就是借条的来历，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它毕竟与众不同。
　　 刚解放，县上有人提出要镇压我爷爷，遭到不少人反对。马步云还把手枪掏出来，在桌子上拍得当当响：“谁要敢动他，我就先崩了谁！”
　　 有人说：“他是有名的大财主，还是区公所所长，拥有几百亩土地，好几个店铺。他剥削了劳动人民那么多血汗，不镇压他镇压谁？”
　　 马步云说：“他是大财主不错，他是区公所所长不错，但他没剥削人没压迫人，而且他还做了许多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他出钱出粮支持抗战，如果没有他的帮助，珠山游击队饿也饿死了，八路军和游击队三十多名伤病员就没钱买药治病疗伤；他带领老百姓，建起了二十多里长的沿海防护林带，自己贡献了一百多万棵树苗；他办的学校，全县教学质量最好，收费最低，五里地以外的学生还免费吃一顿午饭；他还资助十几名学生上了大学……现在解放了，我们本该对他好，为什么还要镇压人家？”
　　 “他大儿子跟蒋介石跑到了台湾！”
　　 “可他二儿子是珠山游击队副队长，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不仅仅是我们的烈属，他还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最终我爷爷没有被镇压，从某种意义上说得益于那张借条，因为根据当时的形势，仅凭二伯为革命献出生命是保不住爷爷一条命的。可以说是借条救了他的命，也可以说是马步云救了他的命。因为如果当初没发生借条的事，也许马步云就不能冒着那么大风险为他说话；如果没有人为他说话，爷爷就必死无疑。
　　 因此，马步云也惹了麻烦，文革中被打倒，吃了不少苦头。
　　 爷爷共有三个儿子：大伯去了台湾，二伯在解放县城时牺牲了，父亲最小，在家务农。
　　 土改时，上级派马步云带领工作队来到我们村。那时候，他在县上当了武装部长。
　　 马步云对我爷爷说：“现在是新社会了，要土改，你看怎么办？”
　　 爷爷说：“我听政府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马步云说：“按说政府还欠你的，当年借的钱和粮食至今没还你。但是，这和土改是两码事。”
　　 爷爷说：“帮助共产党抗战是应该的，不提了。关于土改，这好说，该收走的就收走吧！”
　　 马步云说：“那，我就按上级政策办了。”
　　 爷爷说：“现在的时局就这样，办吧。”
　　 爷爷被划为地主成分。土改工作队给他留了四间房子和五亩半土地，其余的房屋、土地和山林全部充了公。
　　 从此，爷爷就不提借条的事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爷爷见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眼瞅着一家人就要饿死，便怀揣那张借条，去县城找已经当了县长的马步云，想兑现些钱或粮食救命。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零星雪花，爷爷步行向县城走去。快到县城时，远远望见田野里有不少人，似乎在寻找什么。爷爷觉得奇怪，走上前想探个究竟，却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县长马步云。只见他的脸浮肿着，手里拿着一根拇指粗的木杆，一端插着一节一扎长的铁条，铁条上串着几片黑糊糊的地瓜叶子。
　　 “你们这是干啥？”爷爷不解地问。
　　 “捡地瓜叶，挖野草根……”马步云少气无力地告诉他，大家没有吃的，不少人都浮肿了，也饿死一些人。这些天他正带领县上的干部职工，在野外寻找东西充饥。
　　 爷爷望着那些饥饿的人，心里问自己：“县长都饿成这样了，还找谁要钱要粮？”他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揣着马步云当年给他写下的借条回家了。
　　 爷爷回家不久就饿死了。
　　 爷爷死后，并没有连同他的地主帽子带进坟墓，而是作为一份政治遗产留给了子孙后代。因此，我和姐姐读完初中就辍学了，而且不能入团，不能当兵，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社会上深受歧视。而父亲更是受尽折磨，文革期间，记不清他到底挨了多少场批斗。当年那张借条不知怎么被红卫兵知道了，每次召开批斗会，他们都对他拳打脚踢，逼他交出“变天帐”。父亲咬紧牙关任凭皮肉受苦，直到死，也没交出那张借条。这事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是他死咬牙不肯交出借条，还是他对此事真的一无所知？
　　 父亲死于文革时期，不满四十六岁。那些天，他犯了哮喘病，起不了床，是红卫兵用门板把他抬到大队部的，因为，公社里一个副主任听了我们大队造反派的汇报，对借条很感兴趣，就来我们大队搞调查，提出要见一见这个地主崽子。他当场审问了父亲，并让他交出借条，争取宽大处理。父亲死不认账，说他从来没见过什么借条。红卫兵就愤怒了。一个重病在身的人，怎能禁得住那些丧心病狂的人拳脚相加，第二天晚上，父亲就去世了。他临终嘱咐我：“借条丢失了，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要提借条的事。”我搞不懂父亲说的是胡话还是真话。因为，我们把他从大队部抬回家后，他一直在发烧，嘴里不停地胡念八说，念叨最多的就是借条。但我分明看见，在他咽气之后，两行浑浊的泪水像两条蚯蚓，慢慢地从他眼眶里爬出来。我跪在父亲身旁嚎啕大哭，我知道是那张借条害了他。同时我也在心里为他庆幸：一死百了，父亲终于解脱了。
　　 借条终于找到了。我让妻子做了几个菜，把在镇政府上班的邻居黎明请到家里来，一边喝酒，一边向他咨询借条的事。
　　 黎明认真地端详着那张借条，表情显得很严肃。他抽一会儿烟，然后告诉我：“这方面的政策我也拿不准，估计至少值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吧，如果一年翻一番，不知要值多少亿呢。但是，这张借条早已失去了法律时效。不过，按照人道主义的原则，折合现价兑现，再适当给点补偿，估计还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政府至少要给我几十万？”我问道。
　　 “估计应该是这样。”黎明说。
　　 我和姐姐两家虽算不上大款，但家道殷实。这些年，堂哥对我们姐弟俩很关照，给了不少钱，还帮我们建起一个食品加工厂，每年有上百万利润。我想，当年爷爷能把借条从县城揣回家饿死，父亲临终嘱咐我对任何人都不要提借条的事，我还找政府兑现吗？“要不，咱捐了吧。”当着黎明的面，我对妻子和儿子说，但我的话立刻遭到他们反对。
　　 妻子嘴一撇说：“别高尚了你。你看那些当官的，谁不千方百计捞好处？他们那么多钱你见有谁捐了？就说咱村村长，儿子才读初中，就花几十万在城里买了房子，自己开着十几万的轿车到处跑，他一不经商二不办厂哪来那么多钱？”
　　 黎明淡淡地笑笑说：“要不人们怎么都稀罕当官呢。过去村委会换届，想当官的仅是暗地里做些工作；如今倒好，人家光明正大，直接拿钱买选票。”
　　 妻子气呼呼地说：“你说如今的干部咋就那么牛？！”
　　 黎明显得很不屑：“村干部算个啥呀，镇干部那才叫牛呢！有的在城里光房子就有好几套，公款吃喝一桌花好几千，甚至上万，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年下来财政支出招待费一二百万；县干部就更牛了！有房有车不说，有的包养着二奶三奶，还有的把钱存到国外。”
　　 儿子长叹一口气说：“我曾爷爷那代人傻呀，如果换了现在的人在那个年代当县长，谁会饿得浮肿？如果换了现在的人揣着那张借条，谁会饿死？我爷爷是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那借条怎么是“变天帐”？它是光荣帐！记载着我们家为国家、为抗战做的贡献。现在有些当官的恨不能偷个理由捞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讨回本该属于自家的钱？！”
　　 经他们一说，我心里有些乱。随即打电话把事情告诉我姐。
　　 我姐不加思索地说：“当年政府借了咱们的，为啥不要回来？”
　　 晚上，我失眠了，并非因为我有可能得到一大笔钱而激动，我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找它，只是为了证明一个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传说。说实话，找到这张借条，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要不是因为它，父亲也不会受尽折磨死得那样早。自古以来树大招风，钱养人，钱也害人。当年爷爷如果不是因为有钱，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钱找他，因而生出许多是非，父亲也就不会被土匪绑了票。但是，妻子和儿子说的话又使我心态失衡，如今有些当官的不贪赃枉法哪来那么多钱？我一个老百姓的风格为啥要比他们高？我翻来覆去想了一夜，想想还是他们说得对，为什么不讨回本该属于自家的钱！
　　 次日，我和儿子一起去了县民政局，一位姓宋的副局长接待了我们。我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宋副局长看过借条，似乎很早就认识似的，热情地握着我的手，一脸惊喜地说：“啊呀，原来崔育英是你爷爷啊！”
　　 “对，我是崔育英的孙子。”我说。
　　 宋副局长问了我一些情况，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然后喊来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收起借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