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从市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第十六中学。在教务处我第一次见到了语文组组长老尔。站在我面前满脸笑容的他，四十五六岁，中等个，锤子脸，不多的头发像风中的枯草围绕在秃顶周围，乱蓬蓬的，没刮胡子，显得邋邋遢遢的，一身落了色的蓝布褂子，领子、袖口都打着补丁，脚蹬一双圆口旧布鞋，没穿袜子。如果再戴上一顶破草帽，就完全是一副田间老农的形象。他热情地表示欢迎我的到来，带我来到语文组办公室，简要地给我介绍了在座的各位同行，安排了我的座位和课程。整个过程中，一直笑容可掬，谦谦有礼。但我心里却有些不屑，这么大的一所中学，十几个语文教师，怎么能找这样一个土里土气的半大老头儿做组长呢？那时，我很年轻，心高气盛，不会委婉，也不会掩饰，所有的心思几乎都写在脸上。我想他也一定能看出来，但热情谦和的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
　　 第二天早上，我一走进办公室，刚从农村知青点抽回城浑身带点二流子气的郭老师，就指着课本上一个生僻字，问我：“我说新来的大学生，请教一下，这个字怎么读，怎么解？”瞥了一下那个字，我当即窘红了脸，“龙”还多了两道儿，好像是诗经里哪一篇中的，却想不起读什么，如何解。其他老师的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像针尖和麦芒，让我浑身不自在，我额头上立刻渗出了汗珠，应该也是龙的一种吧，急中生智之下我想蒙一下。还没等我说话，站在旁边的老尔一把夺过郭老师手中的教科书，轻声咳了一声：“小郭呀，起啥哄呢？这个‘尨’（mang）字人家杨老师难道还不认得，不就是个长毛狗吗？”众人听了，再看看郭老师的长头发，哄然大笑起来，郭老师自知无趣，只好悻悻地地走开了。我暗自庆幸没来得及回答，心里顿时觉得如释重负的轻松，悄悄地长出了一口气。前一日的不屑竟然在这一瞬间转变成由衷的感激。
　　 老尔大名叫刘尔孝，大家却都习惯亲热地叫他“老尔。”时间一长，连他自己也叫自己老尔了。初中三个年级六本语文教科书总是整整齐齐地摞在他的办公桌上，两本翻烂了的《古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像饱经风霜的两张老面孔格外显眼。因此，老尔有了活字典之称，凡大家不认得的字，他都认得，甚至说得出在字典上多少页，而且能够告诉你这个字啥意思。校长说他是老师的老师，有人对此抱有怀疑，偷偷地查《康熙字典》，竟从没有发现他的错误。组里谁病了或临时有事，不能来上课，老尔啥话不说，拿起课本就去顶上。如果需要有人教三个班级的课时，那也一定是老尔。此外，他还要组织教研组的政治学习、教研活动，要听课评课，要领着集体备课，要亲自刻钢板为大家油印考试题，亲自出教学楼前面分给语文组的板报。
　　 语文组办公室不大，却要装进十五六个语文老师，老尔坚持坐在门口。这地方人出人进，很难安心备课、批改，而他却好像塑像一样，坐在那里，该干啥干啥，丝毫不受影响。冬天没有暖气，要生炉子取暖，那地方不但离炉子远，而且从走廊里灌进来的寒风顺着门直冲后背，是最冷的位置，可是他却毫不在乎，入禅般的坐得住。这大概也是大家佩服他的一个原因吧。看到他，大家就都知道该怎样认真备课和批改了。别的办公室总有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嗑瓜子、唠闲嗑，七大姑八大姨地闲扯，甚至打毛衣、钩围脖、玩扑克。而我们办公室总是静悄悄的，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到响声。除了翻书翻本的“沙沙”声，绝无喧哗吵闹。
　　 我想探究他辽宁大学毕业后为啥没回河北老家而到了营口，他稍微顿一下，笑了笑：“俺是被你们骗来的。”然后不等我追问下去，便口若悬河地给我讲开了。24岁那年他从辽大中文系毕业了，本来想回那个养育了他,也养育了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的乐亭老家，连接收单位都找好了。可是正巧碰上营口教育局的领导去辽大招教师，这位招收大员伶牙俐齿，把小小营口市吹得天花乱坠：“营口地处辽河入海口，鱼米之乡，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特别是盛产苹果、水稻和水产品，到我们营口工作，天天有大米饭，顿顿有鱼虾……”老尔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禁不住“诱惑”和“忽悠”，略一商量，便在就业协议上签字画押来到了营口。来了才知道，那时的营口说是一个地级市，其实不过一个小镇的规模，灰头土脸地蜷缩在辽河入海口的一片苇塘里，“一条街道俩岗楼，一个公园两个猴，晴天煤灰满天飞，下雨船在街上游。”好在那时年轻，好在年轻人有一腔沸腾的热血。放下行李，他们便向海边跑去，跑了十几里，看见一片泥泞不堪的河滩，问一位钓鱼归来的老汉大海还有多远,老汉告诉他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可是只能站着看海，不能和它亲密接触，二里地的海滩全是齐腰深的稀泥过不去人。几个人乘兴而去，垂头丧气地败兴而归。要不是有人提起晚餐有炖鱼，他们可能连走回来的精神也提不起来了。回到食堂一看，彻底泄了气，炖鱼不假，可是炖的是小肉滚儿鱼，没有手指头大，从来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除了营口本地人，别人没人敢动筷子。大米饭一个星期只能吃一顿，其余一样是硬邦邦的玉米饼子、粗得拉嗓子的高粱米饭。第二天，便有三个同伴扛起行李卷走人了。
　　 老尔没有走。他家在乐亭农村，条件困难，回去害怕找不到接收单位，没有工作，只好咬着牙留了下来。另一个没走的同伴就是现在的马校长。
　　 老尔把根深深地扎在了大辽河入海口这片多蚊蝇、多盐碱的土地上了，就像那蓊郁的芦苇，昂扬地生长着，抽穗、开花、飘絮。经人介绍，他和营口纺织厂的一位女工结婚了，生了两个儿子，不幸的是一个儿子先天性聋哑。为了给这个儿子治病，老尔两口子费尽了心血，花光了积蓄，也没少耽误工作，南跑北奔地去大城市，结果孩子的病没治好，他自己也失去了当校长的机会。沉重的家庭负担像勒进皮肉的套绳，让他不敢有半点松懈和喘息。他利用业余时间，在两间透风漏雨的旧瓦房房前屋后种上玉米和各式菜蔬、瓜豆，养上几只兔子和几只鸡，千方百计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自己一身衣裤总是落了色，摞满补丁。一年四季脚上穿的是妻子歇班时挑灯熬油给他做的千层底布鞋。每逢下雨，他总要脱掉鞋子，夹在胳肢窝里，挽起裤腿，打起赤脚。秃了顶的额头不好看，妻子想给他买顶帽子，他不舍得，告诉妻子谢顶就是因为血热，所以不能带帽子。别人上班时带着饭盒，他中午风雨不误要跑回家去吃午饭，一来为了照顾两个儿子，二来为喝稀粥能省点粮食。
　　 学校为我们住宿教师建了一个食堂，但没钱往里搭，所以伙食很差，令我们这些年纪轻轻又远离父母和家乡，住里宿的教师难以忍受，不免有些情绪低落。老尔看在眼里，就背着我们，发动组里的老师经常给我们带菜，炒的、炖的，或者咸菜，偶尔谁家炖了鱼虾，炒了肉，也给我们带点来，悄悄地塞给食堂做饭的老阿姨，还要她保守秘密。后来才知道，老尔送的最多。他说都是自己家种的，让我们别太介意。节假日，他就变着法说让我们几点几点去他家帮他干点活，去了才知道是请我们吃饺子、烙饼或者擀面条。那时候，不但他和嫂子挣的工资少得可怜，而且米面油肉样样按人头发票，凭空添我们几张嘴，过后他们家就必须勒紧裤带，扎上脖子。他是河北人，爱吃茴香馅饺子，本地人不太习惯茴香的气味，所以市场上茴香卖得便宜。请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他却不买茴香，而是专门为我们买来时令的韭菜、芹菜、白菜、酸菜。每次吃饭时，他总是支开两个儿子，让他们去外面玩。他怕孩子在桌上我们不能放开量吃，知道实情后，我真是百感交集，又感激、又羞愧。他家嫂子和他一样和蔼可亲，对他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还经常招领我们回家吃饭毫无怨言，就连我们进门想动手帮忙都不让，让我们歇着，等着吃就行。吃完饭，还不忘给我们沏上一壶热茶，让我们别动手收拾碗筷，只管陪着老尔唠唠带班的事，教学的事，而她自己却一边照看着孩子，一边在厨房里忙成一片。
　　 学校建了锅炉房，教室都安上了暖气，我们宿舍由于是在教学楼的墙外单另一间，却还要继续生火炉取暖。老尔火了，我从未见过发火的老尔，像一头疯牛，怒气冲冲找到校长，两只眼睛瞪得跟牛眼睛一样大，乱糟糟的胡子一撅一撅的，头顶四周的乱发乍撒开了，唾沫星子四处飞溅，威胁马校长说，学校如果不给我们宿舍安暖气，他就发动组里老师星期天自己动手砸墙穿洞，把语文组的暖气片摘下来安到我们宿舍里。马校长好下不来台，一再解释没给安装暖气的理由。老尔粗大的手掌一摆，厉声说道：“我不管你啥理由，你就说他们要是你儿子你会不给安吗？”马校长知道老尔的脾气，更知道这家伙儿说到就能做到，被他逼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他的要求，让水暖工连宿大夜给我们安上了暖气。
　　 由于水暖工心怀不满，工作不认真，暖气管子的接头处少上了一个胶皮垫儿，暖气试水时，锅炉里的水从我们宿舍井喷一样地冒出来。我们都去上课了，回到宿舍一打开房门，积水“哗”的一声涌了出来，只见放在床底下的锅碗瓢盆和鞋子像小船一样漂出来。再看，积水都漫上了床，被褥也都湿透了。我和德坤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搓着手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老尔来了，立即找来水暖工抢修，并喊来组里老师帮忙淘水。水管接好了，老尔和水暖工一样厚厚的棉秋衣裤都湿透了，像一只落汤的老公鸡。他要带我们俩回他们家吃住，组里老师了解他家的情况，坚决不同意，最后老尔十分不情愿地妥了协，把我们俩安排到史老师家吃晚饭，到于老师家睡的觉。他自己因此感冒了好几天。
　　 父亲来学校看我，见到了老尔，当父亲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大哥，你别放在心上，你儿子不比我那俩儿子大几岁，虽然都当老师了，但在我眼里不过还是孩子，我只不过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尽了应尽的责任。谁让我是他的组长呢？”父亲当即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父亲来信说，有这样的领导是我的福分，他放心，要我一定努力工作。
　　 我这个农村娃，虽然读了师范学校，但由于中小学正逢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根本没学多少知识，有点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老尔作为教研组长几乎手把手指导我们，从钻研教材，运用教参，备课，上课，到批改作文，带着我们观摩其他老师的授课，并且亲自演示授课给我们看，循循善诱地把他二十几年的教学经验传授给我们。遇到挫折，没上好课，没完成教学任务，他也从没有批评，总是笑着鼓励我们，先扬后抑地指出问题和问题的根源所在，为我们拨开乌云，抖开乱麻。在他的牵扯和扶持下，我们几个很快适应了工作。头一回上课，我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全部内容讲完了，手足无措地愣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是好。德坤满脸通红地站到讲台上，磕磕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而桂敏竟然找不到眼皮底下的黑板檫，只好用两只手很狼狈地去抹黑板，弄得浑身是粉笔灰。可是一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都可以像老教师一样从容不迫地上完每一节课了。一个月之后，我竟然敢接学校和局里的公开课了。
　　 学校见我干劲足，工作积极性高，就动员我当班主任，把全校最差的班级交给了我。老尔又及时地指导我如何做好班主任，他语重心长地说，当班主任没啥诀窍，只一个字“爱”，班主任如果不知道爱他的学生，这样的班级永远也不能带好。当时，为了尽快出人才，中学都兴分快慢班，那些学习成绩差、纪律性更差，甚至有点污点的学生被集中到慢班里，他们根本不爱学习，打架斗殴、搞对象、偷东西成风，科任老师往往连课都上不了。逃学、旷课是常态，课堂上打得头破血流毫不稀奇。甚至有的学生竟然背着菜刀上学。得益于老尔的帮助和指导，我用“爱”温暖了这些差生的心，帮助他们重筑信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行为标准，使他们渐渐发生了改变。我没有辜负校领导的期望，很快把这个“慢班”转化成先进班级。老尔还叫我注意总结教育教学心得，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研究活动。我根据带班经验撰写了《慢班没有像样的班干部怎么办》的论文，被市德育研究会评为优秀论文，我还当选为市德育研究会理事，并被评为校优秀班主任和优秀教师，受到了学校和教育局的表彰。第一个“教师节”，我应邀参加了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大会，并登台受奖。站在领奖台上，我看到台下鼓掌最使劲的，笑得最开心的就是他，可亲可敬的老尔。
　　 可惜的是，我和老尔的缘分和情谊竟然到了尽头，好像一支正演奏着的优美旋律戛然而止，只留下无限的渴盼和无穷的遗憾。我改行进了市委机关，和他道别时甚至没想起说一句感谢的话。不过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我总能想起老尔，而且一想起他，我就觉得信心增强了，干劲也足了起来。特别是当我当了领导，不知不觉地学着老尔的样子对待下属，对待那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字辈”，由此赢得了大家的尊敬。马校长调走了，老尔本来有接任校长的机会，但他为了能让聋哑儿子进厂当工人，竟然离开了十六中学去了机床厂，搞起了职工教育。后来企业改制机床厂被卖掉了，红火一时的职工教育也偃旗息鼓了。几年后，当我忽然想起他，凭着记忆找到他家时，不曾想那一带已经动迁，他们家不知搬到哪里去了。站在他家旧址，面对起起落落的塔吊和慢慢长高的楼房，我的泪止不住流下来。我想喊一声：“老尔，你在哪里，你知道吗，我想你！”
　　 我们平时总说世界真小，营口更是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弹丸之城，可就是在这座雀巢般的小城里老尔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知道，那份感恩和思念却将永存我心，不会被时光的流水冲淡，只会如窖藏的老酒，时间愈久愈浓郁和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