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不喜欢过生日，而我们知道她是一个不喜欢铺张的人。父亲在世时，每年父亲生日，母亲都会尽心尽力地准备一桌丰盛的生日宴。七十二岁时，父亲辞世了。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人又开朗幽默，谁会想到父亲一患病，就是那致命的病。
　　 母亲与父亲同岁，父亲已走了八个年头儿了，我们算着母亲今年已八十高寿了，姐弟几个就商量着给母亲过个生日，我们这儿有给老人庆祝八十大寿的习俗。生日那天，孙男嫡女们带了寿礼从四面八方纷纷赶来，有更隆重的主家还会邀请街坊邻里亲朋好友来参加，图个欢腾热闹。酒席往往几桌到十几桌不等。
　　 母亲不喜欢过生日，早在几年前母亲就不断地给我们姐弟灌输她这种对自己生日的态度。“今年不一样啊，八十大寿啊！她说不过我们就不给过了？”弟弟如此说。“如今都兴这个，别人家过，咋我们家就过不起吗？甭听咱妈的，过！”姐姐说话像撂砖头块儿一样，砸在地上，一句一个坑。我举双手赞成，自觉很是懂母亲，“咱妈不就那样？最不愿劳烦旁人，哪怕是自己的子女。其实，真要给她过生日了，她嘴上埋怨，内心说不定还是欢喜与欣慰的！”
　　 母亲很看重我跟弟弟的工作，我在县城，弟弟远在省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大学，那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我跟弟弟算是幸运儿，一家俩大学生，在村子里父母脸上很有光。大家说起我们家，就会说什么是“书香门第”、“诗礼人家”，听在父母的耳朵里，私下里不知道有多开心。父母一再叮嘱我们把工作干好，母亲老说我跟弟弟是什么“公家人吃公家的饭，拿公家的钱，给公家做事，还不是公家人？”母亲说这话时，眼角、眉梢都氤氲着浓浓的笑意，“工作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把工作做好了，将一顺百顺！”一旁的父亲就笑她说她唠叨，不过他很快就收敛了笑容，呈现出了一脸的严肃与郑重，做着最后总结：“实际上，你们的娘说得很对很在理，你们要听在心里啊！”活过了大半生的父亲，他深知人世的不易。“公家的人”身不由己，上了年纪的母亲更是认这个理儿。如果因为自己要过生日，我跟弟弟需请假从而耽误了工作，那么母亲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二
　　 可以说，母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地里、家里全靠母亲。父亲在公社（那时的乡政府称作公社）的供销社工作。那是一个什么什么都论出身成分的年代，地主、富农、中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有些地方还有雇农。越穷越光荣，贫下中农、雇农属于革命群众，地主、富农、上中农属于革命群众专政革命的对象。不准你乱说乱动，革命群众叫你东，你不能西；叫你站，你不能坐；叫你跪，你不能站。革命群众说煤是白的，你还就不能说它是黑的。你唯有听从服从的份，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因我们家的成分高，父亲整日诚惶诚恐，格外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委曲求全。可是，即便如此，一有点儿风吹草动，灾难一准最早落在父亲这样的人的头上。唉，父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其实，现在想来，我们家被划分为“地主”，还真是冤枉！祖上省吃俭用置办下了几亩田，可是曾祖父英年早逝，三十几岁就离开了人世，当时，祖父还不到两岁，大女儿也才六七岁，大大小小三个孩子，曾祖母一个妇道人家拖儿带女的，种地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于是就让族里的一些人家耕种，打下的粮食由他们看着给，给多少是多少，曾祖母也不说什么，只要能维持他们娘几个的生计就成。曾祖母本就是个非常豁达的人，大大咧咧的，最不屑的就是斤斤计较，什么都不往心里搁置。我想，正是因为曾祖母这样的个性，她日后才活到了九十九的高寿。
　　 母亲是我们家的全劳力，或者叫作整劳力。那时是大集体生产队，凭工分吃饭，出工才有工分，一大家子人呢！母亲成年累月地在生产队里劳动，早出晚归。记得每年冬天母亲的手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裂口，长的短的，宽的窄的。大的裂口，母亲就用胶布粘了，胶布也是奢侈品，是父亲好不容易才弄到的，母亲很是舍不得用。现在想来，母亲的手怎不裂呢？那样的数九寒天，凛冽的朔风一声声地吼叫肆虐，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仿佛在报复什么。冬天人也不得清闲，要修整土地、兴修水利、开荒造田，上面的口号是：“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都、与人斗，其乐无穷！”、“让河流改道，山包让路，旧貌换新颜！”、“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村东河滩的工地上红旗高高地在空中迎着狂风，猎猎地舞动飞扬着，呼啦啦地响着，全村男女老少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学生娃由老师带队也来了。记得我当时读小学二年级，七岁，我那天临出门时父亲拿出了一双小手套儿、军绿色，样子很笨拙，两只手套还滑稽地用一根细绳索连着。父亲把那小细绳套在我的脖子上，把我的两手装进手套里，满意地笑着说：“这下好了，拾石头手就不会磨破了，风也甭想阴谋得逞，吹裂你的小手了！”我们学生娃的任务是捡拾鹅卵石，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鸡蛋大的、拳头大的，清理走这些石块儿，大人们从远处拉来泥土铺上造田。有人私下里嘀咕：“成年轮辈子的乱石滩，能成良田，还不早成了良田？岂能等到今天？”上面有话说了，人家搬来了伟人的诗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是，事实就是事实，客观规律，谁不遵循谁就要受到惩罚。大家顶风冒雨辛辛苦苦干了一个冬天，整治出了几十亩田地，春天也播下了种子，出了绿油油的禾苗。谁知，初夏的一场暴雨使一切化为乌有，田土都被大水冲走了，剩下嶙峋的石头裸露着。那年月，人们不知出了多少冤枉力、流了多少冤枉汗，做了多少无用功！不讲方法，不问策略，甚至严重违背自然法则，一味的地蛮干。看着那怪模怪样、呆头呆脑的手套，我有心不戴，甚至想扔掉它。心想，我的同学们肯定不会有人戴这玩意儿。可是，我还是戴上了那手套儿，因为父亲的眼神是那样的慈祥、那样的温煦，我不愿辜负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可是，母亲没有手套儿。工地上千军万马，我看见我的母亲混杂在男人的队伍中迎着风艰难地拉着车子，车子上是满满一车黑湿的泥土，好不容易拉到地方，把土卸下来，再用铁锹铺开，母亲徒手做着这一切……风，鞭子一样抽在母亲的身上、脸上，刀子一样一下一下割着母亲的手。那裂口渗出血来了吧？我的手戴着手套儿，早已冻麻木了。天太冷了！我看到母亲匆匆地拉着车子又去了，她甚至无暇喘上一口气，因为每天整出多少田，每个人是有定量的，死任务，干不完就别想回家去，摸黑也得完成。如果由此你断定我的母亲高大、结实、健壮，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我的母亲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头，且瘦弱多病。冬天里她的咳嗽就没好过，动不动就感冒发烧，好像没有一点免疫力，她常常闹腿疼，严重时路都走不成，需依凭拐杖艰难挪步。她的胃又极其不好，总是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吐酸水。后来知道，那是常吃酸黄菜、红薯造成的。可是不吃这些，又能拿什么果腹呢？日子穷啊！其实，那时农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如此，一贫如洗。
　　 工地上一派繁忙景象，喧腾热闹，人欢马叫，热火朝天，高音喇叭里革命歌曲震天响，一首接一首，革命口号一声比一声高亢、激昂、洪亮。我看不到了母亲的身影，她被淹没到了人群里，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海洋里。
　　 母亲跟男人一样劳动，跟男人干一样的活儿，且保质保量，但常常是同工不同酬，男劳力一天八个工分，母亲却只能得六分，因母亲是女的，说是女的比男的力气小。尽管母亲不停歇地出工劳动，可是一年到头我们家仍是缺粮。我们家是老缺粮户，母亲挣的工分，分得的粮食，根本不够一家人吃，那么就得拿钱向生产队里买，可父亲的工资又极其微薄。那些日子，我从没看见过母亲脸上的笑容，我原以为母亲是不会笑的。
　　 母亲的一生是吃苦受累的一生。后来包产到户了，母亲肩上的担子依然不轻，一家人的地，好几亩，耕种、收获全靠母亲一人，父亲只是农忙时搭一把手。父亲是有工作的人，对于农活儿，父亲几乎什么也不懂，更不用说犁地、耙地什么的。母亲也不指望父亲，总是自己想办法。不管怎样，我们家的地从没有耽误过一季，总是适时地播下种子，且禾苗长势奇好，秋后一样地喜获丰收。
　　 五月流火，毒辣辣的太阳，白花花的阳光，天地如巨大的蒸笼，一大块麦田金灿灿的，晃着人的眼。母亲弯腰割麦子显得那样的渺小，她一镰刀一镰刀割呀割，实在难以忍受了遂直起腰来，下意识地抬手抿一下掉在腮旁的一缕头发，甩下一帘汗水。这时，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那样的平静、安详。那天我从城里的学校回到家里，屋门是锁着的，家里静悄悄的，正是麦收的农忙季节，母亲肯定在地里忙，我急切地想见到母亲，撂下书包就去地里找，正在田里忙碌的邻居大婶看到了我，扬声说道：“咦，你可回来了，快去吧，恁娘干死干活的！”我的心里一阵难受，两步三脚地向自家的麦田跑去，映入眼帘的是茫茫的麦田和母亲单薄的身影。我明白了，我之所以能在县城的学校里安安逸逸地读书学习，是母亲的血汗做了有力的保障，我泪眼朦朦……
　　 记忆中那场秋雨很是有韧劲儿，一大早就开始下，哗啦啦地下，不休不歇，似乎是天上的河流决了口，傍晚风劲雨更急。我们家的猪圈积了半池子水，眼见就是个小小的鱼池，那头半大子猪七八十斤重了，开春儿买来的，被母亲养得像个肉球，瓷实实的，它浸泡在雨水中一天了，终是忍无可忍憋足了力气把猪圈撞开了一个豁口，逃之夭夭了。那时候，猪是很宝贝的，猪就是一个家庭的小金库，家家户户养猪，且必须圈养，这是上面的硬性规定，否则猪到处走动，毁坏了集体的禾苗，那是要严惩的！买来猪崽，养上一年，到了年底，卖给食品公司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样，过年的米、面、油和小孩子的衣服都有了着落，大半年的油盐酱醋都不用愁了。猪不见了，那还了得？母亲戴上那顶破麦秸帽儿，披一块儿什么破旧的塑料单儿，一头扎进了大雨中出去找寻了，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眼看天就要黑了，还下着这样大的雨，那冰凉的雨水哗哗哗的就下到了我的心里。终于回来了！猪“哼哼哼”着很不情愿地走在前面，母亲手拿一根小木棍跟在后面，母亲边走边数落猪：“这么不让人省心！”母亲排出猪圈里的水把猪赶了进去，然后，淋着雨又开始垒猪圈。母亲的衣服早湿透了，那塑料单儿实在是太小了，捉襟见肘，雨水就像是从天上浇灌下来似的，一股股地拧成了绳，争着抢着下落，我看着很是心疼，但也帮不上啥忙。
　　 日子苦是苦，不过终于有了盼头儿，先是“摘帽儿”了，后来又恢复了高考制度，母亲脸上终是有了喜色。冬天的傍晚，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山，黄着半张脸，一抹橘黄的余辉映照在我们家的东院墙上，那破败的院墙像着上了盛装，干净而华丽。母亲手里拿着一小撮红薯粉条从堂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抬眼看到了放学回来的我，遂笑着说：“让我看看你的奖状！”原来弟弟已经回来了，并拿回来了一张大奖状，她料定我也会拿回一张来的，因为我每一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从不曾落空，我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成绩优异。我当然拿着一张奖状，那奖状被我小心翼翼地卷成了柱握在手里，我故作不以为意地把奖状递给母亲，母亲站在台阶上展开了奖状看得仔细认真。母亲说她曾读到小学二年级学习挺好，跟我一样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不过，她那时不叫“学习委员”，称“学习部”来着。说起这些的时候，母亲很是自豪，然而瞬间就黯然了。她不得不放弃自己喜爱的学习，挥泪告别学校，回家干活儿，因家里实在没办法，吃饭的人多，干活儿的人少，她又是排行老大。没有把书读出来，一直是母亲心中的暗伤。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以前不曾见到的母亲脸上的笑，那笑是那样的温暖、柔软、熨帖，那笑是金色的，金灿灿的，就像我们家院墙上的那抹阳光。堂屋里有一面墙壁专门用来张贴我跟弟弟的奖状，已经很多了。我姐姐是个特别活泼的人，性格开朗，人生得很是漂亮，一张白净的瓜子脸，她爱说爱笑爱唱爱跳，是学校文艺宣传对的骨干，大老远你听到的不是她的笑声就是她的歌声。那一年冬天，治理河滩、开荒造田，全大队十四个生产队进行生产大会战，千军万马，气吞山河。工地边上还高高筑起了一个大土台子，除了大队领导在上面喊话发号施令，中途休息时这台子也充当舞台，有唱革命样板戏的，有说快板的，有说三句半的，姐姐也登台表演了，一曲《南泥湾》震惊四座。大人们都互相打听这是谁家的闺女，有人说出我父亲的名字，大家都看向我的母亲称赞着，眼里蕴满了羡慕。我的母亲静静地坐在人群里，很有点儿不好意思。姐姐又生着一张巧嘴，能说会道，见人一面笑，很是亲热，可是，姐姐根本坐不下来读书，一拿起书就哈欠连连，要不就嚷嚷着头疼。母亲看她实在不是读书的料儿，就随便她了，也不再催促她用功读书，母亲把心思全集中在了我跟弟弟身上，决心要把我俩供出来，能读到哪儿，就供应到哪儿。弟弟用指头点着，数那面墙上的奖状：“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看自己有几张，比一比谁的多。我俩都不甘示弱，暗中较着劲儿，母亲一旁看着，脸上的笑幸福而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