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台的农会主席严定凯管辖着附近好几个村庄的农会工作，甚至一时掌握着村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在他手上往往大笔一挥，那些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就会人头落地。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作之余，他还会扛上锄头下地去干活的。那时严定凯已结婚生子，老婆是当地贫苦人家的闺女，一脸的菜青之色。可惜这严定凯是个短命之人，土改工作刚刚结束，他就暴病身亡了，自己那一脸菜青之色的老婆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后来就转嫁给了吴家云村的农会主席吴志忠，重新组合了一个家庭。这是后话。
　　 有了这吴志忠和严定凯两个农会主席出面说话，严家台的那对夫妇哪敢怠慢，战战兢兢地很快就将父亲送还给了我的祖父，并立下字据，保证今生今世不再反悔。
　　 父亲刚回村时因错过了土改没有属于他名下的土地。直到1952年土改工作组复查已经划分的土地时，我父亲才补分了一份土地。那时我父亲和母亲还是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对土地其实是没有多少耕种能力的。我祖父又是个裁缝，长年在外做手艺。而且因为丧妻行为放荡，经常在外面嫖宿，有时甚至领回家过夜，把他的积蓄全部花在露水女伴身上。对于我祖父的行为，我父亲曾经引以为耻，当面呵斥，但终因人微言轻，没有挽回那种家境破败的局面，那时我们家生活的艰苦程度，远在别的村人之上，几亩田地也是仰仗村里的好心人帮忙耕种。
　　 1953年，村里开始成立互助组，我父母就和别的家庭组成立了一个互助组，时年我母亲14，父亲16，这年，我父母在别人家的帮助下生活有了一些起色。但到1954年的盛夏，汉江大堤突然决堤了。那时汉江大堤还是民国政府组织筑下的旧堤，过去战乱不休，国力匮乏，因而堤坝筑的低矮，江水冲刷时很容易就决堤了。好几个县一片汪洋，房屋被大水卷走，生命被泥沙掩埋，没有被大水卷走的人家也只能在自己家门前的树上扎架过夜，浸泡在大水中的房屋只能任其倾斜倒塌。我父母和我祖父也在门前的柿子树上扎架过夜，足足饿了几天几夜大水才有所减退，从树上迁到门前的台阶上后，我祖父突然就病倒了，茅草房已严重倾斜，不敢在里面居住，我的父母就在门前的台阶上给他铺了块木板，好在那是夏季，天气炎热，适合在屋外露宿。但晚上蚊子却叮得厉害，我母亲就点燃艾草给他熏蚊子。从那以后，我祖父就天天在木板上打摆子，直到二十天后大水退走，道路畅通之时，我父亲才出去给他找医生，但祖父已经由打摆子转成了伤寒，奄奄一息了。 祖父死时，家里贫困得连一口棺材都制不起，父亲只好给他裹了床芦席，由曾祖父隔壁吴学龙叫上几个人，将其抬埋在离村四五百米远的荒地上，后来公社的大跃进开始，社员们在那里垦荒种地，以为是一个土堆，扒开时却是一堆腐烂的尸骨，只好扬散在地里做肥料了。那一年，那扬撒尸骨的地面上庄稼一片茁壮，颗粒饱满，农民们捧在手上欢喜得要死。 吴学龙帮我父亲修缮了房屋，送给我父亲秋季收种的粟谷种子。立秋时，我父亲赤脚踏进那块铺满泥浆的土地上，播撒前辈赠送的种子，那年他年已17，母亲15。田里出苗后，我母亲天天间苗除草，家里此时我家里就我父母两个半大人，但我父亲吸取我祖父殷鉴，生活态度严谨，积极要求进步，很早就入了党，成为村里的干部。尽管他和我妈朝夕相处在同一间屋子里，也还是直到1957年满二十才申请结婚的，58年夏季才有了我大哥。
　　
　　
　　 三
　　 大约在我父母结婚之后的那年腊月，农闲时期的吴家云村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向人们仔细打听抗战期间，有位从丁家云村抱养过来的三岁左右的小女孩的下落。那时祖居地上的老一辈都还健在，我们的本家先人吴学龙也还健在，很快那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被我祖父背进村庄的摸样就很清晰地浮现在老人们面前，那就是我眼前这位躺在芦席上的已经仙逝的母亲，而当时的那对年轻夫妇则是我的舅父舅母，他们在我们先人吴学龙的引导下，来到我们的父母曾在广上台居住的祖屋门前，此时我母亲的记忆里根本就不知娘家还有什么亲人，曾经健在的丁家云村的姑婆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向她讲述她的父亲当年在贾家姥受难的一些情况，和她的母亲暴病身亡的遭遇，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孤儿。 在吴学龙的赘劝下，我母亲才与这对陌生的兄嫂相认，而这位年轻的兄长则是她的生活在贾家姥的大伯家的长子。她的大伯健在时曾无限怀念他那在贾家祠堂受难的兄弟，怀念他的兄弟送人多年的闺女，反复叮嘱他的长子，要在有生之年找到自己的堂妹，使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娘家。 我的舅父有一张十分周正的脸，一米六七的个头，脸呈古铜色，目光淳朴厚道，而舅母则是个身材偏矮，性情温和善良的女人。我们年幼的时候，曾经去舅父家走亲居住，看到他每天清晨都会去青龙湾河里挑水，打扫庭院，把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他们家有了舅父舅母的操持，相对比较富足。母亲从那以后就有了自己的娘家亲人。那时她几乎每年春节都会回一趟娘家，接受舅父一家的款待和馈赠。后来我母亲又带着年幼的大哥去拜会了姨妈一家，并往来多年，据母亲的讲述，她曾带着年幼的我和大哥在姨妈家小住数日。姨妈是从大伯跟前嫁出去的最幸运的长女，她的夫家曾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地主，家世显赫，但土改工作队发现他们家父解放前夕有不法行为，于是田地和房产被分；文革期间其长子又因血性冲动犯下命案，被执行了枪决，姨妈家的日子几经波折，过得特别清苦。我父亲也因文革培养起来政治立场，断绝了与姨妈一家的往来。后来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姨妈的次子考上名牌大学，带口信邀请我父母去她家做客，我父亲终因先前的傲慢姿态和关系淡化，羞于再续。 我父母婚后第二年，也即五八年的夏季，我的大哥出生，那年村里正在搞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大跃进、刮共产风，吃食堂，我母亲只坐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月子就被迫加入到吃食堂的行列。但这年吃食堂出了件事，队上有位双目失明的女人，打完饭后不小心将一碗滚烫的稀粥撒在了我大哥的脑袋上，当时我母亲正给大哥喂奶，大哥的脑袋上立时起了一层通红的血泡，事后经医生处理，疼痛一时难消，大哥连续啼哭了好多天，我母亲每天抱着我大哥在屋子里通宵达旦地摇晃。当年照顾我母亲坐月子期间生活起居的是生活在南河街上我祖父的兄弟志寿老爹的老伴，我们的本家太婆，她就像我母亲的亲婆婆一样每天守侯在我母亲的房间，帮她抱护烫伤啼哭的长子直到天明，直至我大哥的烫伤痊愈。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深深地疼爱自己的长子，她的对长子的疼爱，不仅表现在平时的言语上，平时行为中也处处体现出她的灵魂所依；家里的每一件新衣服，每一双新鞋，都是为大哥量身定做的，而我则成了专门从大哥身上捡旧的角色，有时候甚至连捡旧的机会都没有。记得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几乎有了一年的时间都打着赤脚的我，下雪了还未能得穿一双布鞋。当我像一个小乞丐一样打着赤脚一路踏着雪水跑到生产队仓库去玩耍的时，社员们都惊叫起来责怪我母亲，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怎么能让老二下雪天打赤脚呢，母亲分辨说，老二不听话，顽皮，给他做双鞋，几天时间就穿帮了，做都做不赢。母亲虽然那么说，但从那以后她就有了愧意，每天晚上纳鞋底纳到深夜，有好几回我一梦醒来，还看见她坐在油灯下，双腿煨在被窝里哧溜哧溜地抽线纳着鞋底。她纳鞋底的索线是她自己亲手纺成的，棉花是队里分配的，她有一辆特别古旧的祖上传下来的纺纱车，曾在老屋里存挂了好多年，每年的冬季她都会取下来纺纱绞索。她其实是心灵手巧的，几岁时她就由曾祖母教会了纺纱织布。 母亲所以疼爱大哥而迁怒于我，在于大哥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家里缺柴时他会爬上粗壮的大树去拉那些枯枝，背回自家的厨房，猪房缺少猪菜时他还会提上菜蓝去田地间挖野菜满载而归，让猪圈里的牲猪得以饱暖。记得有年冬天，父亲带着社员去汉北河水利工地挖泥，一去就是数月，在大雪覆盖了田野的日子里，为了养活家里的牲猪，大哥竟扎了竹排下池塘去捞水菜，双手和腿脚冻得通红，把母亲心疼得要碎。 大哥不仅从小勤劳懂事，帮母亲操持家务，在校读书也从来都是班上前首。他还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无论乒乓球、蓝球，还是赛跑，跳高跳远，成绩都是优异。他从小就是班上的干部，每年寒假暑假他都会把奖状领回家来，张贴在家里的芦梗壁上。 读初中一时，大哥每天早晨都会挑一担粪筐把途经学校那条土路上的牛粪捡拾干净，放学回家时从学校院墙的阴暗处取走自己的粪筐，再一路捡拾途中土路上的牛粪，挑到生产队去称重记工分。但这样仍无法改变家里的贫困，大哥最终还是赘学了，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这是因为当年还没有恢复高考，像许多那时的母亲一样，我的母亲也认为，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里，读书是没有出息的。 母亲对我本该是疼爱有加的。我从她平时反反复复的唠叨里得知，她生下我的时候正是1962年，那几年农业集体化正炽，一个母亲根本顾不上家里的小孩。那时我母亲也就二十三四岁的年纪，父亲在沙市钢铁厂入了党，回村后当了生产队的财经队长，不仅自己要带头劳动，家属也要不拖后腿。母亲也就坚持每月出满勤。我出生后的第一年，母亲将我交给队里的五保户婆婆帮忙抱养，那五保婆婆的儿子解放前参加解放军打仗牺牲了，成了军烈属，队里每月发给她粮食和油盐，坐享其成很多年。五保户婆婆帮我母亲带小孩也并不是不记报酬的，每天付给她三四分工的工分，让其年底有一份额外收入，这样一年下来，母亲几乎把她近乎三分之一的工分分给了五保婆婆，为此我母亲心里怨恨不已。 母亲田间劳动时，每到休息时候就会跑回五保婆婆的小屋给我喂奶，有时实在顾不上跑回村去，五保婆婆也会将我送到田间找我母亲喂奶。那时在我母亲的心里，五保婆婆就像是自己的再生父母。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五保婆婆年事已高，生活不能自理的那段岁月里，我母亲串联队里的几个女社员，轮番去照顾她的生活起居，直到她驾鹤西去为止。
　　 到第二年我满了周岁，开始站立行走时，我大哥也满了五周岁，有些懂事了，就承担起了帮我母亲带孩子的责任。大哥此后还带过六五年出生的大妹，因此而耽搁了他几年的读书时光，直到年满十一岁时，父亲才将他送到学校去。老人们描述说，我们家几兄妹都是靠天收长大的，这是因为大哥虽说帮母亲带孩子，他自己就是个孩子，哪能懂得那么尽心尽责呢，加之他还要帮母亲烧火煮饭，每次我母亲收工回家的时候，见我们几兄妹往往是东倒西歪，篱笆边，门槛下，垃圾旁，处处睡的是孩子，母亲就将我们一个一个拉起来，洗澡、吃饭、安排睡觉，日子过的特别清苦。
　　 到我幺妹出生的时候，已是1970年了，母亲已经生下三子二女，上面已开始号召计划生育，父母这才开始商量，意识到再不能生育孩子了。于是我母亲就在妇女队长的带领下，去公社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
　　
　　 四
　　 母亲三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副很好的嗓音，有一次村里一位老人亡故，母亲为之哭灵，结束后，乡路上人们都在风传，说我母亲哭灵哭得如何感人，令村人闻之动情，泪如雨下。母亲为乡人哭灵从不打草稿，词儿都是从她脑子里即兴冒出来的。除了哭灵会出词儿外，平时我母亲因什么事跟别人闹了别扭，也是趴在地上，一边编出哭词一边双手有节奏地往地上拍打再拍打，把悠扬的嗓音拖得特别悠柔绵长。 我的母亲不光会哭灵，心情好的时候她还爱唱几首民歌。有一回，我看见妈在堂屋里扫地，扫着扫着就唱起了一首民歌，我当时特别兴奋特别惊奇，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妈更多的是哭泣，她平时能舒畅到唱民歌的地步实属罕见。我当时问她，妈你唱的什么歌，这么好听，妈没有回答，后来就不怎么唱民歌了，我母亲还喜欢看地方花鼓戏，每回村里来了戏班子，她都会搬了板凳去看，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母亲有一张宽窄适中的脸，还有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她自小表情庄重，从无妩媚娇柔之气。她虽然没文化，不懂政治，但她懂道理，懂感情。有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生产队仓库屋前的禾场边不知是谁堆了个雪人，头上戴了顶用纸做的高帽子，还用鸡蛋壳在头上做了双眼睛，那高帽子上用毛笔写下了“打倒刘少奇”五个毛笔字，吸引不少村民观看。那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大哥在饭桌上兴高采烈地向我们讲述着这件事，母亲哀叹道：“真是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刘主席领导的那两年包产到户，号召群众开荒种地，多打粮食，老百姓能吃饱饭，现在人们不感谢人家，还要打倒人家。现在倒好，饭都吃不上了，天天饿着肚子搞阶级斗争，这苦日子还有没个完啦。”父亲也跟着哀叹了一声，但他作为干部不能乱说话的，他只是每天吃饭的时候，带着我们几兄弟一人手里拿一本毛主席语录，朝着毛泽东的画像边点头边高喊：“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