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弟弟们的窘境讲给他听，他非常理解，不住地点头：“跟我当年一样，我当年除了你们三个，上面还有两个老人，我借粮都借怕了，人家经常笑话我们家都是大肚汉。你二舅舅没孩子，想把你们接一个过去，被我一口拒绝了，再苦再穷，我不能抛弃我的家人，不能让我的家人挨饿。”
　　 我又说不出话来了。他在隔墙敲砖。不管怎么说，我们兄弟仨，谁都没穷到他当年那种程度。
　　 达到目的后，他提出马上去车站，我留他住一宿，他忙不迭地摇手：“还是回去好，人家的饭好吃，自己的床好睡。”
　　 我要送他去车站，他坚持不要，说他认得路。说完，生怕我会缠着他似的，甩开膀子就走。
　　 我因为正好有事情要办，随后也出了门，没走多远，就看见了那个雪白的背影，他不像我在家里看见的那样，有股筋骨铮铮的感觉，他看上去有点瘦弱，甚至有点佝偻，步履也谈不上矫健，一句话，他看上去十足是个老头子了。
　　 正在感伤，他停了下来，两分钟后，一个妇女从一侧跑了过来，一直跑到他身边，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我紧走几步，终于看清楚了，不是母亲周年那次给我们做饭的那个，是我从没见过的一个人。我躲在一边，看他们有说有笑，兴奋不已，俨然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女人拿出一个鞋盒，向他展示她的新皮鞋，他接过来，仔细察看，频频点头。然后他们肩并肩，挨着身子一起过马路。过了马路，走了一截，向右拐去，那是去车站的方向，他们要结伴回家了。
　　 当弟弟们在电话里说他一定有女人时，我还不以为然，他又没有退休工资，哪个女人愿意跟他？可他们说：“你忘了他们以前吵的那些架？哪一次不是跟女人有关？现在没人管了，难道反而改邪归正了？”
　　 如果他的生活中有了交女友这项支出，那点赡养费是远远不够的，就算加上他做门卫的收入也不够，不过，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就是了，他愿意把—个人的钱拿来两个人花，那是他的事，他自己做到收支平衡就行了。
　　 没过多久，我过生日，按照惯例，上中学的儿子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了个茶杯，老婆给我买了个蛋糕，我呢，开开心心地带着他们到外面撮了一顿。饭毕回家，信箱里躺着一张生日贺卡，打开一看，是父亲寄来的。“遥贺吾儿四十九岁生日大喜。欢迎常回家看看。老父。”我感觉刚吃下的醉虾突然活了过来，在肚子里挠来挠去，让人浑身不爽。
　　 他故意这么干的，他的生日跟我在同一个月，他在提醒我没给他过生日。
　　 我也真够混蛋的，竟完完全全忘了这回事。话说回来，自从母亲去世后，我们就没给他过过生日了。以往过生日，都是母亲张罗的，把他的生日宴准备好了，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带着过节般的心情赶回去，蝗虫般扑上桌子，胡吃海喝，席间绝口不提生日快乐之类的字眼，一副意在不言中的架势。杯盘狼藉之际，我们满身酒气地站起来，鼓腹而出，鱼贯离开。母亲走了，没人张罗也没人提醒了，我们自然也就忘了，别说是父亲的生日，我自己的生日都是老婆帮我记的，我天生记不住这类数字，每遇填表之类的，必须认真做一回减法，才能算出自己的年龄。
　　 犹豫了又犹豫，我撕掉了那张贺卡，我想我有权利气愤，有话直说嘛，一家人，父亲和儿子，有什么不能直说不能明说的？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过生日了，回来吃顿饭，我们谁敢不回去？偏要用这种欲说还休的方式，还不如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一通。
　　 我决定装着没看懂贺卡的意思，不闻不问，静候他的反应，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大可能沉得住气的。果然，没过几天，他就打电话来了，声音很洪亮，洋溢着感染人的热情，先问孙子好，再问儿媳妇好，最后问我工作是否顺利，身体是否健康，问得我的脸渐渐热了起来，我还没问他呢，但他不给我这个机会。他突然话锋一转，问我知不知道最近颁布了一条法律，关于子女必须定期回家看望老人的法律。不等我回应，又说：“这就是国家的不对了，那些身在国外的孩子，怎么可能定期回家看望老人呢？即使不在国外，离家太远的话，也不可能，路费多贵呀，工作又忙，但是不回来的话，又违法了。我觉得这条法律不好，真的不好。”
　　 我握着话筒，说不出话来，电话里出现一段尴尬的沉默。
　　 他马上体谅我似的转了个话题，说起他最近的辉煌成果。街道上的人看他长年—个人，无亲无靠，给他办了低保，又办了老年证之类的，七七八八加起来，他现在每个月可以得到百把块钱补助，外加年底发一桶食用油。我想起来了，他进城之后，不知通过什么手段，把户口从老家迁进了县城边上的村子里，这两年县城扩建，村变成了街道，他也就从农民变成了居民，自然享有居民的一些福利。我心情复杂地说：“这是好事嘛。”他说：“是啊，他们也都说，好政策比生个好儿子还强。”
　　 我又说不出话来了。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申请低保的，我仿佛看见他四处奔走，逢人就诉苦，儿子们个个不管他，丢下他一个人生活无着，那些听他诉苦的人，一边安慰他，一边谴责我们这些做儿子的，从中收获自己的正义感。
　　 我不可能拿着那个存折去向每一个人证明，也不能指责他去申请低保，对很多世代居住在城里的人来说，申请低保并不是穷困和无能的象征，而是一种运作能力，甚至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生活智慧，何况是他，一个没有收入的寄居在城里的农民，这是天上给他掉下来的大馅饼。好吧，只要他过得好，为了这个大馅饼，冤枉也罢，误解也罢，我们不求澄清，但求无愧。
　　 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他开始交老运了。因为城市扩建，他所住的那栋老公房，马上要拆迁了，那间32平方米不带卫生间的廉租房，马上就要换成一套57平方米带厨卫的新房了。“哈哈哈，下次你们回来，就不用急着当天赶回去了，我可以给你们铺一张客床。”他在电话里得意不已，“想不到我还有今天。”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大弟甚至有点嫉妒起来。“我在走下坡路，他倒越过越好了。”大弟去年好不容易买了套房子，还没住热，却不得已跟老婆离了婚，房子给了老婆孩子，自己携着一包衣服一把牙刷出了门，现在天天睡在办公室里。这还不算，到了发工资的那天，他得赶着往两个地方汇钱：往父亲的账上打赡养费，往前妻的账上打孩子的抚养费。这两笔钱划出去以后，他基本上就只剩下吃盒饭的钱了。
　　 我找了个机会，对父亲说起大弟的困境，提出适当减少一点他头上的赡养费，父亲一听就摇起了头。“不行不行！主要是不公平，对你们两个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又说，“不给他点压力，他不会懂事。”他一直反对大弟离婚，批评他太不懂事，“认真说起来，哪对夫妻不想离婚？结果怎么样呢？离婚的还是极少数。”
　　 我把协调的结果对大弟说了，他一副极其鄙视的口气：“他那个人，还用试吗？告诉你，我们的父亲根本不是父亲，是投资客，我们也不是他的儿子，只是他的投资对象，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回报。”
　　 我觉得这话过于偏激，他马上搬出父亲的原话来，是他劝大弟不要离婚时说的话：“就算你空手出门，该给我的还是得给我，一分都不能少，别拿不出钱来的时候跟我栀子花茉莉花的。”大弟义愤填膺地说：“他劝我不离婚，不是为儿子的幸福考虑，而是为他每个月的赡养费考虑，他觉得我离婚很可能影响到他的收入。”
　　 我是长子，我的立场不能随便偏向，只好站在中间打哈哈。
　　 很快，我就频频接到父亲的举报，大弟这个月没给他钱，两个月没给他钱了，人也找不到了，打电话也没人接。我想着是否要把大弟的欠款补上去，还没行动，就遭到老婆的警告：“这个头千万不能开，这个头一开，他肯定从此就卸了担子，何况还有个小的，他的情况并不比大的强多少。”
　　 只能这么拖着了，这当中，每隔十天半月就接到一次举报电话，电话里已经不是埋怨，而是咒骂了，“我看他个狗杂种将来不老的！”
　　 很快，大弟面前出现一个机会，他可以离开伤心地，调到父亲所在的那个城市去。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温馨画面：儿子的住宿问题解决了，父亲身边也多了个人照顾。但大弟对这个提议反应平淡，他担心父亲并不欢迎他搬进去，还担心跟父亲处不好。我说毕竟是亲人，总比睡办公室好，除非你有条件马上买房。他想想也是。
　　 没想到父亲完全赞成，还主动给他买了个二手的折叠沙发床。“两个人过，比一个人省钱多了，打个比方，一个人要五块钱才够吃，两个人一起吃，却不需要十块，七块、八块就够了。”父亲很有经验地说。
　　 哪知举报电话来得更快，而且内容丰富，语气激烈。“他怎么成了这副德性？天天深更半夜才回来，一身酒气，澡也不洗，倒在床上就睡，鼾打得吓死人。该给的钱不给，这也罢了，连自己的生活费都不出。你们要搞清楚，他吃的不是我的，他吃的是你们的，我把他养大了，读了书，找了工作，又成了家，现在又回过头来吃我的住我的。这也不说了，掏不出来钱，至少要勤快点嘛，进门就睡，醒了就走，自己的床都不收拾—下。”我说他现在处于人生低谷，可能心情不好，请他体谅一点，他声音更大了：“他是活该，这副德性，我要是林燕子，我也把他赶出门。”林燕子就是弟弟的前妻。
　　 我向大弟求证，他不耐烦地说：“怎么没给钱？每个月都给了的，你别听他瞎说，他就是嫌我住在那里碍他的事。我住不了几天了，已经在租房子了，租到了就搬出去。”
　　 租房子的过程似乎也太长了点，父亲的举报仍然隔三岔五，怨气一天比一天重，他坚称大弟没有给过他钱，即使给，也是毛毛雨，今天二十，明天三十，像打发叫花子。我也懒得再在他们中间求证来求证去，又不是什么大矛盾，说破天去，是亲生父子，能为这么点小事弄出什么大矛盾来？让他们自己去磨合吧。
　　 这中间，小弟那边传来一个好消息，他被选中去读系统内的研究生，在他那个二百多人的分公司里，他是唯一得到这种机遇的人，将来，只要他不离开他的系统，他无疑是可以进入人才梯队的。我在电话里道贺时，小弟却忧心忡忡：“学习期间只有一点基本工资，父亲那边的钱我怕是拿不出来了，当初真不该生两个孩子的，傻一点就傻一点，聪明有什么好？聪明人最辛苦。”
　　 想起老婆先前亮过的态度，我没敢大包大揽地说，放心去读书吧，父亲那里，我先帮你扛一扛。我本该这么说的，我是长子，而且我们家有崇尚读书的传统，但想来想去，我嗯了两声，没作任何表态。
　　 父亲很快就找上来了，尽管我们之间隔着两百里路，他的紧张与愤怒还是通过电话线清清楚楚地传了过来。
　　 “他想借此机会当逃兵！门都没有，我养儿子做啥用的？”
　　 我跟他解释，这也是个投资，现在支持他一下，等他毕业了，成了事了，他这个当父亲的只会收获更多。
　　 “这是他自己的投资，跟我屁相干！谁知道我还能活几年，我才不管什么将来不将来的，我只要现在。”
　　 我突然就来了气。“靠赡养费吃饭的，本来就有这种风险，儿子们混得好，你才能跟着吃肉喝汤，否则就只能喝稀粥，只有那些退休的国家职工，才能拿旱涝保收的退休工资。”
　　 他似乎愣了一下，但马上驳了过来：“照你这么说，我是吃了大亏了，当初，我应该把钱拿来给自己买养老保险，而不是去供孩子读书，供三个大学生的钱，难道还买不起一份养老保险？有了养老保险，我不也可以旱涝保收？”
　　 不等我回话，他砰地挂了电话。这是他第一次对我摔电话。
　　 小弟到底还是单方面中断了他名下的赡养费，因为小弟媳带着大孩子专门过来跟父亲谈过一次，说如果小弟还得继续支付赡养费的话，她就只好把老大送到父亲这里来，她要求不高，只要不把孩子饿着冻着就行。她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吓得赶紧答应了她的要求，生怕她把这个傻孩子扔在这里一走了之。
　　 大弟还是跟父亲住在一起，据说他们每吵一次架，大弟就负气离家出走一两天，等气消了，照样头一低，钻进屋里，一声不吭往床上一躺。至于他名下的赡养费，早就两费合一，变成了他上交的生活费。
　　 父亲的举报电话慢慢稀了，不是无事，而是事情太多，不知该先从哪一桩说起，加上媳妇背着我给他制定了一条纪律，两个弟弟的事不要再来向我投诉了，他才是他们的爹，我只是他们的哥哥，虽然我是长子，但我从没享有过长子的权利，所以也谈不上什么长子的义务，我这个长子只能保证自己决不欠他一分钱赡养费。
　　 这样过了大半年，就是在那一天，父亲突然一身雪白毫无预警地出现在我家里。除了那身飘飘欲仙的衣服让我的眼睛四下里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外，我还有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他来绝对没好事，因为他一进门就大大方方坐在沙发上抽烟，他知道我媳妇是个坚决反对抽烟的人，早年还曾经夺下过他手指间的半根香烟。挑衅是不言而喻的。
　　 还是大弟的事。
　　 “这回你一定得管管他，想把老子赶出门，房子腾给他们两个，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