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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应在打造经典中负载九大信息 ——“三俗文学”流行的要害是“文艺沙漠化”
毛泽东时代的文学艺术,集中表现着一个共同属性,那就是人民的艺术,人民的舞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把封、资、修和才子佳人赶下舞台,让人民大众成为舞台上的主人。这样的文化艺术,无丝毫的奴颜媚骨,无“三从四德”的唯唯诺诺,无君臣父子的循规蹈矩,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只有自强自信、自尊自重、自爱自省,不卑不畏、不俗不谄,只有平等民主自由,只有天下为公。《黄河大合唱》《逼上梁山》《小二黑结婚》《苦菜花》《艳阳天》《金光大道》《英雄儿女》《决裂》和现代京剧“样板戏”,都是歌颂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壮丽辉煌的乐章,都展示着时代的风貌。
拿毛泽东时代那些飞扬的歌曲来讲,都对时代进行着负载,对时代进行着讴歌,都是大时代跳跃的音符,都是大时代飞扬的旋律。
如,歌唱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好》《翻身农奴把歌唱》《翻身道情》,歌颂领袖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共产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梅赞》,歌唱祖国的《歌唱祖国》《祖国颂》,歌唱民族团结的《红太阳照边疆》《洗衣歌》,歌唱解放军的《我是一个兵》《我爱祖国的蓝天》《歌唱二郎山》,歌唱军民鱼水情的《为咱亲人补军装》《沂蒙颂》《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歌唱革命斗志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各条战线主人翁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学习雷锋好榜样》《勘探队员之歌》《新货郎》《医疗队员在坦桑》《绣红旗》,歌唱光荣历史的《延安颂》《洪湖水,浪打浪》,歌唱爱情的《敖包相会》《芦笙恋歌》等等。
它们都是时代的壮歌,也是时代的号角,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歌!而在改开的时代,我们到底飞出了几首壮歌?
九、在打造经典中显现出作者的信息
伟大的作品,必有伟大的作者。看完一部作品,渴望了解作者,这是作品成功的必然。伟大的作者必须能在作品中,浮载起自己的良心、认知、情感、使命、性格、信念等等。改开以来,我们为什么出不来伟大的作品,更出不来伟大的作家,更出不来伟大的演员,根本在于显现不出来作者耀眼的信息。
其一、因很多作家的立场,还是根本立场站错了。当今中国最出名的一批作家,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文学艺术反党”、歪曲中国革命史、丑化人民领袖。这些简直等同于造谣的作品,偏偏在国内外获大奖。可无论他们获多高等级的奖,终究不过是劣作,很快就烟消云散。改开以来,“火烧云”般耀眼的“伤痕文学”,早就归于死寂!改开以来那些在国外获奖的作品,老百姓可能想起一个?
其二、作家纷纷钻到钱眼,“地老鼠”般的写手大行其道。一大批胡编乱造的写手应运而生,甚至一些影视公司还专门养了一批胡编的写手。文学艺术工作者,都成了赚钱获取超额利润的高手。可全世界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创作作品为了发财。作家若对自己都不负载,让作品只负载钱,结果什么也不能负载。香港电影在上世纪90年代的没落,原因之一就是为赚钱胡编乱造,演员在拍攝前才能拿到,一张纸写几行字的电影情节,行內称“飞纸仔”,如此拍摄大量垃圾影片,结果是香港的电影死了,香港的作家也死了。
其三、因作家将太多的注意力,都放到创作技巧了。就拿改开以来的歌曲创作来说,技巧倒是技巧了,也不过是鼻烟壶上画画,大米粒上刻字。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败笔,就是不负载信息,尤其,不负载大时代的信息,让歌曲成了休闲,让歌曲边缘于时代,让歌曲成为过眼云烟。
其四、作家没有生活的根基,都成了浮萍逐波。俗话说:根深叶茂。扎多深的根,长多高的树!为此,伟大的作家都不是浮萍,都能扎下深深的根基。并能对所熟悉的生活做“真实”的表现,包括对真实生活中的“真理、尖锐的真理”的追求、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讴歌、对时代的时间记录和信息传递。《平原游击队》《烈火金刚》《红旗谱》《林海雪原》等作品的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以艺术的真实,再现了那场伟大革命的现实主义真实。
改开以来表现现实主义的影视剧中,为什么造就不出“伟大的演员”,根本在于极其缺乏有生活积淀的作家,自然贡献不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快餐式”流水线地推出一些三流“三俗作品”,只能推出一些平淡无奇和小丑式的演员。为此,大时代呼唤大作家,大作家首先要深入大时代!
习总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极其重要”。文学艺术,包括影视艺术,无疑都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和阵地,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就一定要在打造经典作品中负载起九大信息!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民族复兴,绝不能缺席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