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的领导毕竟是少数。朱镕基所接触的人们都对他十分敬重，这当中也包括作领导工作的同志。朱镕基珍重他们的友谊，离开多年都不会把他们忘记。
　　 他到上海当市长之后，有一个人曾专门到市政府去看他。这个人就是管道局原器材供应处处长张林根。
　　 其实，张林根和朱镕基就打过一次交道，那是在马—惠线上。
　　 一九七八年，管道局在宁夏承接了马岭油田至惠安堡输油管线的建设任务。朱镕基随通信公司工程队在马惠线搞外电线路。施工中遇到了水泥电杆的问题没法解决。他们曾经想自己去弄，没弄成。问题反映到管道局。局领导开会让器材供应处帮助解决。当时的器材供应处处长张林根和兰州炼油厂西安办事处联系，他们答应给解决。于是，张林根和朱镕基约好，各自从廊坊和马惠线出发在西安见面。到西安后他们都住在兰炼办事处，在那里他们相识并且有过交谈。电杆问题落实之后，张林根先期回廊坊。临行前他特意嘱托西办的同志，除按期发货外，在用车、住宿等方面也多加帮助。时间虽然只有几天，彼此之间留下的印象很深。
　　 事隔多年，有一次张林根到上海出差，办完事之后，他对同伴说去看看朱市长。他事先也没打招呼，心想能看到就看看，看不到就算了。他径直来到市政府办公室，跟秘书说：“我是石油部管道局的，想看看朱市长。朱市长在不在？”
　　 秘书看他一副老成样子，不像是没事的，便说去看看在不在，过了一会儿出来说在。接着朱镕基也出来了，一见是他，立刻高兴地说：“噢，是你，张林根！”他居然一下就叫出了张林根的名字。他接着说：“我上湖南长岭炼油厂，上金山化工厂，认识我的人不多，怎么都认识你呀？”
　　 张林根笑了，说：“长岭炼油厂、金山化工厂老人都是上海炼油厂和兰州炼油厂的。我是上炼出去的，也在兰炼干过，所以都认识我。”
　　 朱镕基说：“怪不得喽。他们知道我是管道局的，就问我认不认识张林根，我说认识呀。问你的人可真不少呢。”
　　 朱镕基问张林根到上海干什么来了，找他有什么事。张林根说：“没什么事，来看看你。我们企业里的小事也找不到你市长这里。”
　　 朱镕基说：“坐，坐，咱们聊聊。”
　　 他把张林根带到市长办公室外面的会议室坐下，就问起了管道局、通信公司以及张林根本人的情况。那时是夏天。朱镕基穿着短袖衬衫，衣着简朴，说话随和。张林根看他还和当年一样，一点也不让人觉得有什么变化，顿觉轻松愉快起来。回忆一下子把他们带到了马惠线，那困难的施工和艰苦的生活，木板房、棉帐篷。说到通信公司和管道局的情况，张林根说：“现在任务不饱满，都是小打小闹的工程，技术力量和领导力量也不行。”
　　 朱镕基想起了公司那位领导，笑笑说：“那是个标准的老农。他的领导水平还不如一个小邮电局长。”
　　 说了一会儿话，四点了，张林根要走，说别耽误你的时间。
　　 朱镕基说：“别走，吃饭。我现在也是单身，在机关吃便饭，吃完饭咱们一起走。我要到吴淞去。”
　　 吃饭的时候说话更是无拘无束。说到工资，朱镕基说他只有二百四十元工资。张林根说：“你这个市长还不如我，我还拿三百来块呢。”
　　 朱镕基说：“当官不发财嘛。政府官员都这个样子，穷光蛋。”
　　 知道市长事忙，吃完饭张林根就要走。
　　 朱镕基送他出来，说：“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张林根说：“小事找不到你。上北京有空的时候到廊坊去玩。”
　　 这句话一定勾起了许多关于廊坊的回忆。朱镕基摇摇头，说：“廊坊去够喽。”
　　
　　 九
　　 朱镕基离开廊坊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他和薛福洪之间的友谊仍然保持着。薛福洪给他写过信，寄过花生米，也时常到他家里去，事先也不打招呼，想起来就去一趟。这期间朱镕基搬过一次家，房子稍微宽敞了一点，仍然住在三里河。这时候他的工作忙多了，一见面总是习惯地问一句：“有事吗？”他知道下面的同志困难多，随时准备为他们排忧解难。薛福洪总是说：“没事，来看看你。”确实也只为来看看。这句话里包含着他对老朋友真诚的想念与关怀。别看在队上的时候薛福洪常让朱镕基帮忙，在朱镕基掌了大权以后，还真的没有为工作上的事找过他。薛福洪知道，朱镕基所要解决的是事关国家的大事，自己队上那些小事是没有必要麻烦朱镕基的。
　　 那天，还不到中午十二点，薛福洪吃完饭到朱镕基家里去。他上了楼，朱镕基还没下班，便下楼在外面等。不一会朱镕基回来了，现在不骑自行车，坐小汽车了，下车一见是薛福洪，忙叫道：“老薛！你来了，走走，上楼！”
　　 他顺手从楼下门洞的报箱里拿了一迭信，一边上楼一边问：“有事吗？”
　　 薛福洪说：“没事，来看看你。”
　　 他说：“你看，这么多信，都是约稿的，我哪有时间写？”
　　 离开廊坊以后，朱镕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室主任，写过一些文章。现在他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事务缠身，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
　　 到家之后，他问薛福洪吃过饭没有，薛说吃过了。他也不多客气，便自己弄饭吃。原来夫人已经把饭给他做好了，只要再热一下就行。他一边吃饭一边和薛福洪说：“我现在简直没办法，出门一个礼拜，回来文件就是一大摞，不看不批也不行。孩子们回来我都不愿意，没时间管他们呀。”
　　 薛福洪笑笑说：“雇个保姆吧。”
　　 “雇什么保姆呀，一个月也得八、九十。”
　　 “那你就自己干吧。”
　　 朱镕基说：“现在更新改造资金这一块在我这里，资金很少，全国各省都来要，简直没办法。我本来可以晚一个小时上班，国家有规定，照顾老同志。可现在得提前走，一会车就来接我，省长有约，要钱的。”他吃了一口饭，耸一下肩膀：“反正就这么点钱，给完拉倒。”
　　 朱镕基吃完饭，和薛福洪说了一会话，问了一些队上和公司的情况。接他的司机上楼来了。他说：“你看，我这就得走了，真对不起。”
　　 薛福洪说：“你走吧，我也走了。”说完和朱镕基一起下了楼。
　　 朱镕基虽然忙，但从没把老朋友忘记，老朋友来了总是热情相待，从不怠慢。尤其像薛福洪这样的朋友，有什么话都和他说，有什么好东西也分给他一点，还和在队上那样不分彼此。从湖南带来的茶叶让他拿一点回去喝。碰到好挂历他会从墙上摘下来送给他。那一次他刚从日本回来，薛福洪去了。他把从日本买的果冻送给他，让他带回去给孩子们吃。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果冻。
　　 薛福洪是朱镕基从干校回来以后接触的第一个基层领导，相处的时间也较长。薛福洪家在廊坊，朱镕基也到他家去过。
　　 有一次他俩从北京办事回来，天晚了，薛福洪说你回公司也吃不上饭了，上我家来吧。朱镕基来了，和在自己家里一样，很随便。薛福洪做饭，他坐在一边翻书报，不时和薛福洪说几句话。吃完饭，薛福洪又把他送到公司。他住在公司的单身宿舍。单身宿舍是简易房，用红砖和泥巴垒的墙，荆芭片盖顶，上面苫一层油毡纸，用转头压着。这种简易房冬天冷夏天热，不过比在线上施工住的帐篷是强多了。朱镕基调回北京的时候，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同宿舍的一个人用自行车托着行李把他送到廊坊火车站。朱镕基对廊坊火车站已经很熟悉了。那低矮的小票房，下了票房的台阶就是马路和民房；那没有栏杆，到处都可以进出的站台。许多北京天津通勤的年轻人在廊坊站从不买票。在廊坊的这几年里，每到星期六下午，朱镕基便和管道局的通勤职工一起，在这里买票乘火车回北京，星期日晚上再乘最后一班慢车回廊坊。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二日，这一天不是周末，朱镕基最后一次乘火车走了，从此没有再回来。简陋的廊坊火车站和通信公司的简易房，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
　　 朱镕基虽然没有看到，但他一定能够想象到，廊坊火车站已经大变样了。早在十多年前，在距离原车站以外几百米的路段又重修了新车站。新车站宽阔整洁，不仅有宽敞的候车室、站台，站前还有宽阔的广场。老车站已经荒废了，站台上长了荒草。候车室还在那里蹲踞着，现在作了存放破烂的仓库。垮铁道的那个小天桥也拆了，在它的旁边新修了宽阔的、能跑汽车的大天桥。站前那一小块空地，连接着几条通往市区的小街道，因为不规整，被叫作三角地。那里的平房有的被扒掉了，在它的附近盖起了新楼。没扒掉的也只剩下些颓垣断壁。断壁上还依稀可见“工农兵食堂”“百货公司门市部”等当年留下的字样。那个工农兵食堂曾经是火车站上唯一可以吃饭的地方。从火车上下来的人，急急忙忙在这里排队买饭，都是些最普通的饭菜，急急忙忙吃完了又去干革命。遥想当年，在外面吃顿饭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哪像现在，吃的，穿的，住的，用的，行的，玩的，不但样样齐全，还要样样方便，讲究质量。那时候在这些事上做多了，就被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不但不能做，连想都不敢想。况且人人都是无产者，经济拮据，想吃也没有钱。通信公司的简易房也已荡然无存，只能作为历史陈列在照片上了。
　　
　　 十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信心了吗？》1934、9、25）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这一点不仅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可以作证，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也依然在百折不挠地为创建自己的文明幸福而努力奋斗。作为两次大波折、大反复的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不但使全中国人民经受了锻炼，也考验了那些矢志不渝的民族的脊梁。而朱镕基可以说是这些人当中的杰出的代表。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步步地走着作为一个正直、诚实而又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所应走的路。当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的时候，他没有沮丧，没有动摇信念，一当条件具备就提出重新入党的申请。当他被迫离开领导岗位去做教师、下放劳动的时候，他没有从此一蹶不振，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充实自己，积累知识，使他在数年之后仍未丟弃学业，能用英语给研究生讲课和对国外发表电视演讲。当他以一个普通工程师的身份被安排到基层工程队工作的时候，他能以普通干部的责任心和技术人员的良心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做好份内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所具有的优秀品格、高尚情操、远大志向和坚强意志的最好的证明。这也使他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能够胜任愉快、运用自如地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磨难和挫折能使人得到锻炼，变得坚强，从而有条件、有能力去争取事业的成功。孟子的话有道理，只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并非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才“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是由于斯人“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了，才有能力担当大任。命运不和人开玩笑，也不会故意捉弄人。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锻炼的机会，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经受住这样的磨难和考验。大浪淘沙，鱼龙俱下，庸碌之辈化为腐朽，有用之才创造神奇。朱镕基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豪杰。
　　
　　 十一
　　 朱镕基在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三年多，不管在基层电力队还是后来到公司机关，也不管是处理细小的技术问题还是解决重要的生产问题，都严格把关，绝不敷衍搪塞。他是全公司的技术权威。一九七七年十月，电信公司举行岗位练兵技术表演大赛。他是大会指挥之一，并且兼任技术指挥组副组长和副裁判长。在修建任—京输油管线的通信线路时，管道局器材供应处的一位工程师在高碑店遇到了朱镕基。他知道朱镕基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又在通信公司工作好几年，便向朱镕基征询加工水泥电杆究竟是八米好还是九米好。他与朱镕基本不相识，可是，对工程的共同责任使他们能够开诚布公坦诚相见。朱镕基考虑了一下说：“还是加工九米杆好，八米杆只能上一排挂线杆。要考虑油田和输油通讯的发展，将来得上两排挂线杆，那时候八米杆就不行了。”
　　 在订购通讯设备之前，这位工程师又去请教朱工，问目前山东和北京两地生产的载波设备哪种好。朱镕基认真地说：“据我了解，这两个厂的载波设备现在都不过关，都是过渡产品。哪有相距六十公里的泵站之间就用增音机的？可我们就得用增音机，否则电话就听不清楚。我说不出这两个厂的产品哪个更好一些，但总的来说国产的质量都不行。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只有加增音机了。目前装这些设备都是临时的，过渡性的，将来看哪家的好，哪家的过了关再说吧。”
　　 朱镕基离开电力队以后，到公司机关任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这时候他关注的是全公司的工作，可以有较多的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了。他成了公司的笔杆子，重大报告都由他起草。他写的报告生动，有条理，有说服力，大家爱听。公司领导曾得意地当众宣布说：“这个报告是朱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