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一出红彤彤，队长叫我上河工。一车烂泥推不动，队长骂我死没用。
　　 这是上个世纪流行于苏北的一首民谣，当年还是孩子的我们一高兴疯起来就边朝着大人做鬼脸，边时不时地吼上几句。“河工”一词，今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上网用百度一搜，搜出的全是“河北工业大学”的简称，与上河工的“河工”风马牛不相及。
　　 河工，是整治河道等工程的总称，包括建筑水坝、开挖引河、加固堤堰、疏浚河道等。
　　 河工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传统上以农立国，很早就开始治水，历代政府无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治河道与兴修水利。其实在鲧禹的时候，老百姓就要上河工。封建时代更是经常大规模征派徭役治理黄河，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多次决口，政府征民夫15万治河。趁此机会，韩山童与刘福通等鼓动治河民夫起义。当时也曾流传两句民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也可以说是河工起义，最后导致元朝的灭亡。
　　 上河工的农民被称为“民夫”、“夫子”、“泥夫”、“民工”等等，基本都是沿用古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河工是中国农村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其辛苦程度是今天的孩子们无法想象的。我生于六十年代后期，没上过河工，但是我的叔叔、堂哥、周围的乡邻很多人都上过河工。这里的河工主要是指大河工，还不包括老人妇女孩子在村子附近开挖的小河工。每年初冬，小麦刚播种完，队长一声令下，全村就风风火火的忙碌起来：取下挂在墙上的独轮车，补胎、打气、换支腿、绷绳子，铁锹换了新木柄，锹头磨得雪亮，捆棉被，卷稻草，把烟叶细细的切碎装进油腻腻的布袋里……队里还要准备粮食，大白菜，萝卜，蒜头，做饭的柴禾，烧饭的大锅，搭窝棚的木棍，拉车的绳索……简直就是一次全民总动员。
　　 出发那天，独轮车排成一条长龙，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全在车上。头车上插着红旗，后面车轮滚滚，很有点电影里淮海战役的气势。
　　 河工的工地少则离家几十里路，多则几百里。有时走上一两天甚至三四天才能赶到。到了之后，先是搭窝棚，埋锅造饭，铺上稻草，搭起大通铺，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吃饭睡觉全在一个地窝棚子里。
　　 我当年曾去过老家的涟河工地，那场面确实令人震撼：处处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猎猎西风中，人如蚂蚁一般在河堤两边上上下下，喇叭里播唱着雄壮的歌曲，空气中弥漫着淤泥的咸腥味。
　　 对第一次上河工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严峻的人生考验。先是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变成了老茧，老茧摞了一层又一层；手面裂开一道道血口子，最后变成粗糙的老树皮，那手才算练成。开始几天，汗如雨下，棉衣湿透了沾在身上，一停下来就跟铁一般又冷又硬；又没地方洗澡，浑身骨头都散了架子，痛得夜里睡不着。不少老河工到了夏天，穿上裤衩，就会看见腿上的筋全都爆起结成团，后来才知道那是静脉曲张。我二叔就是这样一个老河工，他的两条腿简直惨不忍睹，好像成团的“老蚯蚓”缠在上面，每到阴天就酸痛。还有很多人，因为河工而落下哮喘、关节炎等毛病。一车烂泥，二三百斤重，要从河底一口气推到堤上，脚下是松软的陡坡，又湿又滑，没有一把子力气，根本推不动。我一个同学的哥哥，那年刚够上河工的年龄，人很瘦小，没什么力气，听说累得在工地上嚎啕大哭，队长骂他是废物，将来讨老婆也生不出儿子，这事被大家当成笑料。
　　 我也曾经去过我们队里的窝棚，那里的气味跟猪圈差不多：脚臭味、尿味、烟味、菜味、汗馊味以及说不出的各种怪味弥漫在狭长的空间里。棉被横七竖八的扔在地铺上，几盏气死风灯挂在最高的棚顶处，熏得满屋子都是黑乎乎的油灰。
　　 民工们吃饭时最能露出中国农民隐藏在朴实背后的狡诈一面，据说这是从旧军队中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第一碗饭盛半碗，狼吞虎咽的快速吃掉，然后挤到木桶边，压压实实的盛满，恨不得用脚上去踩一下，还要加上一个高尖。然后溜到一边慢慢享用。如果第一碗盛满了，轮到第二碗就没得盛的了。其实都是饥饿在作祟，平时肚皮就从未撑起来过，加上如此超强的体力活，饿得眼睛发绿，看到石头都想啃几口。当人连饭都吃不饱，活着都很困难的时候，人性中自私的因子就会迅速的膨胀。
　　 那年头，民工都是大爷，走到哪儿都是横着肩膀，用苏北方言说，叫做“硬气”、“穷好佬”。你想，成百上千的文盲汉子抱成一团，流民习气的滋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闹起事来，那可不得了。别说工地附近的村民不敢招惹他们，就连一些基层干部见了也要让三分，因为惹恼了这帮大爷，地里的青菜，池塘的鱼儿，村里的鸡狗都得遭殃；你还拿他们没辙，毕竟活儿还要指望他们干。不过大爷们有时也会碰上对手，有一回，我们队里的民工去附近村子看电影，碰上一帮知青，好像为了争坐前排的地皮，双方大打出手，结果两败俱伤，个个打得鼻青脸肿。直到河工结束回到家，我二叔脸上还有青紫的淤痕。听说他们第二天包围了当地的公社大院，差点闹出大事。后来还是公家出面，赔了双方的医药费和养伤费，才不了了之。
　　 不过，河工生活也并不都是平庸或灰暗的，真正的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当时沭阳县有个民工叫王兆山，人高马大，力气过人，两锹一筐土，三锹装满车，成为“十县第一，淮海闻名”特等功臣、全国劳模，并获得了“王大锹”的尊称，还在全国劳模大会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我们乡政府大院的一个办事员小李，当年作为带队人员驻扎在工地上，他每天和民工们一起干活，没有一点官架子。有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寒冷，河底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按理说这样的天气是可以放假休息的。民工们全都站在岸上观望，没人愿意下河。可是这样一来，工期就要延误，肯定要挨上面批评。只见小李甩掉棉衣，光着双脚，一声大吼：“大家跟我来！”带头跳进刺骨的淤泥中。农民最佩服的就是这样的干部，人家当官的都能拼命，咱还能装孙子？于是纷纷跳下河去。这一幕，恰好被上面前来视察的某领导看到。
　　 小李当场被提拔为副乡长，不久又升为正职，后来又调到县里。
　　 随着时代的发展，河工时代终于过去。历代河工们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落后的生产力带给农民的更多是痛苦，城里人不用上河工更凸现了城乡二元分化，征调农民上河工无形中带着一种变相的歧视和国民身份的不平等。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场面书写了上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但更多的是隐藏在背后的辛酸和无奈。今天的一台挖掘机，挥动巨大的铁臂，一铲子下去，抵得上多少农民一天的辛劳啊。
　　 河工，与我们渐行渐远，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人，我为我的同龄人和我的孩子们庆幸，再也不用上河工了。但我又有一点看似矫情的遗憾：也许这样的生活经历，能让生命变得更加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