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智障，政府给予了很多的关怀，残联发了张一卡通，今年夏天民政又给了张民政一卡通。八月份爱人去夏庄社区服务中心拿回来的，他自己收着，当时他回来告诉我能二次报销。爱人虽然智障，但身体还行，很少吃药，好几年也没有去过医院，报销的事，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没有想到，最近爱人身体状况急剧下降，我忙前忙后，终于带他做完各项检查，CT片子一大摞，医生给开了五大堆西药，还有一种草药和两盒膏药，一次的费用远远超过报销起步线。
　　 爱人生病犹如孩子一般，寸步不离人，累得我精疲力竭。趁中午他休息的时候，我赶紧去社区问问如何进行报销。没有想到，我带着希望去，带着奚落回来。
　　 对于夏庄社区服务中心，我心里还是比较温暖的，社区服务基本能满足我的需要，只要想到能报销一些费用，能减少我不少负担，这么多天的重压在进入社区门口瞬间减轻。
　　 我问了一下劳动窗口，工作人员告诉我，不知道二次报销的事，我就去残联窗口，还没有等我张口，工作人员语气平和地问：“什么事?”我说：“我想问问二次报销需要什么手续，到哪个部门办理?”残联窗口的工作人员声音高了八度：“住院了吗?卡激活了吗?报销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给卡的时候不都给你们资料了吗?需要什么自己看啊！”我说：“当时他自己拿回家的，我不知道，也没有看，所以想来问问。”那位披肩长发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家人真逗，自己不看，上这问，想知道自己打电话啊！”我也急了，哪有这样态度?爱人要不是智障哪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他要是有正常人的思维，何至于我来残联窗口问?情急之中，我脱口而出：“他要不是智障?能享受二次报销吗?”她比我还急：“那是你家的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听她语气里充满厌恶和奚落，身体的疲惫、心里的委屈和对爱人的担心一股脑儿涌上来。“那我问谁去?”我声音也很激动，但是我还是在克制自己，自己是来求人的，一定不要弄得太僵。
　　 “打电话。”
　　 “打哪个电话?”
　　 “我们不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底子。”
　　 “帮我查查好吗?”
　　 “资料给你家人了，自己回家查去。”
　　 “我真找不到，帮我查一下吧?”我语气里有请求、有不满还有更多地气愤。
　　 “真麻烦！”她不屑地神情夹着不情愿，边说边点手机，可能是给我查号码。我一听到这里，实在是忍不住了，扭头就走，边走边愤怒地说：“不用你了，行吗?我自己查去！”
　　 “唉唉唉！给你查呢！”我狠狠地说：“不用了，我自己查去，什么态度！”走出了社区服务大厅，眼泪不停地外涌，想想这几年，去过残联窗口几次，每次听到答复地语气，都会让我觉得低人一头。想想虽然自身残疾，但是从未给她们工作增添任何负担，在她们面前也没有给我任何的残疾人福利。只是爱人智障，很多事，我都身不由己，又不得不去面对，所以不到必要的时候，我不会去麻烦他们。但是听到这样的语气，我真是不吐不快。
　　 不过发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赶紧回家照顾爱人，想着怎样不通夏庄社区残联将事情弄清楚，回到家，我安抚好爱人，赶紧找发卡时的资料，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起到要去街道联残去问一下，就打了一下电话，他们告诉我，那只是一张民政一卡通，不具有二次报销的功能，只有乘公交车和银行卡功能，由于不享受补助政策，卡基本上不起作用，假定享受临时救助的话，卡的功能才能启动。我一下子傻眼了，如若发卡时不告诉爱人有二次报销的功能，我想就爱人的智力水平断然不会想到二次报销的事，既然不懂政策，瞎给人指导，关键时态度蛮横一问三不知，这样的残疾人服务者让残疾人怎能体会到政府的温暖?
　　 突然想起两个月前在“同在阳光下”获奖征文颁奖活动现场同桌的一位残联专干刘海洋。她的作品获得三等奖，我和她打招呼时，她笑了一会儿才说：“我是韩村河的乡村专干员，作品里的人物是我所在辖区的真人真事，很感人，我们一直想法帮助他，他也很努力，自己争气好强，我想把他的事迹推广开来，让更多的残疾人自强。”她两上下唇开合好像不是太利索，一字一顿，说话缓慢，我才注意到她本身也是一位残疾人，这时她的电话不停地振动，她没有解释，只是向我示意一下她需要接电话，我赶紧说：“没有关系，你赶紧接电话吧。”她接电话，依然是一字一顿，慢条丝理，但是我听得很清楚，一定是一位残疾人需要她帮助办理什么，她说：“你准备好一张两寸照片，带着身份证下午去我办公室，我会帮你填好的，放心吧，我上午不在，下午一点半准时在办公室。”然后她礼貌地挂掉电话，并转过头对我说：“基层的表格不好填，大都不明白怎么填，每次填表，都得手把手地教，有的还需要上门去帮助填，这次做专项调查，我都快忙不过来了。”
　　 她虽然说话缓慢，但是表述得却很清晰，不一会儿电话又打进了，她接过电话说：“哦，大嫂子呀，中午我回家去你家再填吧?”挂掉电话我们接着聊，她说：“刚才打电话的是我同村的一位肢残人员，行动特别不方便，每次有事我们都上门服务。她人很好，只是命运捉弄，使她生活艰难。”我说：“你人真好，还上门服务。”她说：“这是我的工作，我也是一名残疾人，脑瘫患者，你看我说话慢，写字慢，走路也慢，但是他们都不嫌弃，依然信任我，我就得好好地为他们服务，这样才会安心。”
　　 颁奖会开始了，我们都不再聊天，当主席台上响起：“刘海洋”时，我才看到她两双使劲地按着桌子，借着桌子的支撑艰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几乎是手提着腿在走路，我双眼不禁湿润了，多么负责的残联专干员，自身残疾，还满腔热情地服务大家。
　　 在“同在阳光下”的颁奖现场我看到了，听到了许多像刘海洋一样的残联专干员的事迹，他们用心服务残疾人的精神，至今我都没有办法忘记。可是我眼前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啦?上次残疾人运动会上我看到五十多岁的大婶和她吵架，只因她说话语气过重，残疾的大婶接受不了，这次我被她奚落，被她挖苦的场面我依然难以平静。
　　 记下这个事实的过程，也是我心痛的一个过程，未来我依然需要去面对夏庄社区残联窗口，但是我真心地希望公事公办，不想工作人员带着任何感情色彩来处理事情。我不是个无理取闹的人，但是我仍然希望和我一样有残缺的人得到应有的尊重。即便是从残联得到什么好处，我想也是政府的关怀，不是工作人员个人所为，工作人员所做的只是份内的工作，所以请工作人员也能自重，对待起自己的那份工资。仅此要求而已。
　　 话说得有些严重，我知道这仅仅是个别现象，但正是这样的个别现象让政府的暖心工程大打折扣。所以我呼吁，身在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多像刘海洋学习，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政府暖心工程真正温暖人心！
　　 写到此的时候，我想起了多年前工作的一个场景。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我们按照惯例，给敬老院的孤寡老人送鱼和肉，由于敬老院距离单位有五六公里远的路程，我们必须处理完工作才能出发，那一天好像工作量比较大，大概十二点的时候才到敬老院，当我们把鱼肉和一些豆腐送到敬老院时，老人们都围了过来：“孩子，天热，早点来或者晚点来，大中午的别热坏了。”言语的里都是心疼，我们将鱼肉和豆腐分门别类地放进冰箱，然后嘱咐厨师要有计划地食用。老人们说：“孩子，我们今天吃米饭，别回去了，一起吃吧?大热天的，来回跑，走的时候，将我们种的黄瓜西红柿带些，都是没有上过农药化肥的。”我们说：“下午还有工作，只能来看看就得走。”临走的时候，老人们给我们摘了很多黄瓜西红柿，我们推辞不掉，每人拿了一根黄瓜和一个西红柿，一路的感动，大大的太阳没有晒断清凉的风，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而已，可是老人们却给了我们无尚的尊重。
　　 想起这些，心里依然温暖，刘海洋为残疾人无怨无悔，孤寡老人为我们准备的黄瓜西红柿，都是建立在语言和谐、换位思考的基础上，而与社区工作人员发生的不愉快，只不过是语气不当引起的不必要的心堵，看来和谐社会必须从语言和谐做起，与人为善从好好说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