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岸】我与刘彪(散文)
一
九十年代初,我只身下海,投奔三年多极少联系的同学珍。
到了珠北村后,我遵她信中的交待,在村西头的古榕树下等她。
南方的七月,骄阳似火。在一棵葱郁的榕树下,稀疏地来往着行人。一位额角有痣,上身赤裸,下着牛仔裤与拖鞋的高个儿青年,正坐在一条长石凳上,饥渴地喝着一瓶乳白的饮品。突然,从黛青的石板巷里,猛地冲出两、三个手持对讲机与手铐,腰插警棍的人,如恶虎般扑向高个儿青年。那青年先是一惊,接着便站起来殊死反抗,慓悍勇猛,三招两式,便将两巡逻人员摔翻在地,拔腿就跑。另一恼羞成怒的人,就地抡起半截砖块,狠狠地投向那青年,砖头擦着青年的头皮而过。瞬间,他早已在纵横交错的巷弄里无影无踪。
“丢雷(搞你)老母!”巡逻者老羞成怒,喋喋不休地走了。而我,却对着那块被投掷的半截砖头,久久地发愣……
没过多久,珍用瓷缸端着饭,匆匆地赶过来了。她告诉我,厂宿舍要凭放行条出入,管理森严!又说,凡“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暂住证、工作证的流动人员,必持有效证明,三天之内补办暂住证,否则被抓捕后,将被收容遣送。
那时,仅湖南、四川两省的务工者,就有数百万之众,开发区对劳工的需求早已饱和,源源不断涌入的三流九教,确实给就业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很多厂房的门口,还赫然写着“不招四川人和湖南人”。
为了不被巡逻人员抓走,白天,我被反锁在老乡的出租屋里睡觉,晚上十点以后,老乡们陆陆续续地回来了,才是我稍许轻松和快乐的时光。
二
进不了厂和担心被抓,无时无刻在困扰着我和珍,以及其他老乡。十天后,迫不得已,我进了被称作“难民收容所”的恒源。该厂是一家不包吃住的塑胶花厂,但有了厂牌,就有了相对的安全。
记得,我是下午两点去恒源的。那天,我有幸认识了四川青年刘彪――因为他额角的那颗痣。在我心中,他是一位能同时放倒两位巡逻人员的“勇士”。
恒源是计件制。我与刘彪是点油工,而且并排相邻。所谓点油,就是给筷子头大小的花蕊,点上不同色的油漆,以仿真实。
我六点下班时,便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天平上磅了一下:刚好十公斤,五毛钱的单价,半天的收入,五块。我难过了,这四个小时,除了应付刘彪偶尔的搭讪外,我一直默念着一个字,“快!”,就是想以最少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因为,我是吃尽了“贫穷”的苦头,才走上“下海”之路的。
“我明天不来了。”我说。
“为什么?”刘彪问。
“我点油的速度惊人,有时还左右开弓、数蕊齐下,结果呢?才五块钱!”我觉得有违我的初衷。
“我也不来了”刘彪很坚决。
“为什么?”我有些好奇。
“刚才我也磅了一下,也才十公斤多点,”刘彪欲言又止,“那可是我两天半的业绩啊!”
刘彪比我早两天进厂,似乎做的很轻松,像是随遇而安的样子,但是,他不曾想到自己的收入是这样的低微。
三
恒源附近的吉祥花厂,是一个工资颇高、订单稳定的大厂,每年的九月份都会招工赶货。虽然也不招湘、川籍劳工,但我与刘彪还是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员。原因是珍求了老板的同学马小姐,而刘彪也告诉我,他也是托了要人才进去的。
我与刘彪缘深,又同在公司高楼后面的铁棚下洗废果。在此,我先得说明一下废果的产生:生产泡沫水果时,先在白果上附着一层薄薄的纸浆,烘干,在其上面喷上不同水果的颜色,再在外面浸一次透明的油漆。但是,往往到了某个环节,由于色差、粘连、磕碰、划痕的原因而产生废果。
洗废果不是多大的体力活,却极度的劳顿:高温、多雨、湿润的气候,加之铁棚的炙烤,洗果人员个个如笼蒸水煮,汗流浃背;水泡过后的废果,纸浆与颜料的混和物,像一层厚厚的粪便,令人恶心;整天与有毒的水打交道,有的手脚腐烂见骨、痛苦不堪;那嗡嗡的机械轰鸣声,让人烦躁不安;还有,久坐叫人昏沉,欲睡不能,难受至极。
洗果小组,三男九女,除了我与刘彪外,其余都是广西山区的,是连普通话也听不懂的客家人。因此,我与刘彪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
四
某个周六的夜,一次百年难遇的不用加班,刘彪便到我的租房处侃大山,因为疏忽,他竟然忘记了带厂牌(等同工作证)。约么十点多钟,租房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肯定是哪出事了,晚上查房!”我们顿时紧张起来。
大家将刘彪四处收藏,竟然没有一个理想的藏身之所,最后,只好让他躲进了女同乡的床下,外用所有的皮箱围堵着。
“咚,咚,咚!”大门被擂得山响。
我们还未来得及开门,只听“哐当”一声,巡逻人员便破木门而入了。三、四个身着便装,腰挂手铐,手执电棒与强力手电的人,便气势汹汹地如土匪般大吼起来:
“丢雷(搞你)老母!喺度做咩呀(在做什么呀)?啊!”
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个个被吓得胆颤心惊。女老乡们不由自主地靠在墙角,人人面如土色、哆嗦不止。一个贼眉鼠眼的巡逻人员,猫着腰将电棍伸进了床下的深层,只听到一阵短凑的“嗞,嗞,嗞”声,刘彪就如一只被电的狗,还没来得及一声嗷叫,就从床下面抽搐着蹭了出来。
最令人愤怒的是,刘彪已躺在地上了,另一位肥头大耳的巡逻人员,还在他的头部电击了两下。每一次下去,伴随着“嗞嗞嗞”的电流声,淡蓝的火花刺眼而撕心。或许是晕厥了,刘彪蜷缩在地一动不动。
刘彪好不容易站起来了,看上去反应迟钝,不能言语。但巡逻人员,早已给他带上了手铐,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他带走了,空留几个老乡在出租屋里发呆,唏嘘,哭泣……
那一夜,我通宵未睡,其他的老乡也如我一般。
五
第二天下午上班时,我又见到了刘彪。除了偶尔的只言片语外,他不怎么说话了,上班多出了一种压抑。
“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这次进厂有些憋屈,我真想辞工算了,可我又能去哪儿呢?……”几天后,刘彪破天荒地主动找我说话。
“啥意思呀?”我问。
“那办公室的刘小姐,是我的未婚妻……”他欲言又止。
“啊?!”我的嘴张成了一个大大的“O”字。
刘小姐大专毕业,清纯靓丽,又会电脑。但是,多少有些流言蜚语,大意是她与何厂长的关系不明不白。
“你们怎么认识的?”我好奇地问。
“我俩是同村,打小是同班同学,高三那年,我俩都表明了心迹,而且同时考上了大学。可是她家里特穷,爸爸走路瘸腿,妈妈又是盲人。为了让她上学,我便与家人闹翻而辍学了,在家挣钱供她读书,直到她大学毕业……”刘彪幽幽地说。
“噢,后来国家不包分配了,她就出来打工?”我推理地问。
“本来她是有机会的,可我们都没有关系,也没有‘钱’疏通,只能这样了?”刘彪叹道。
“那些谣传你信吗?”我同情地看着他。
“当然不信,她不是那样的人!我昨晚被抓,就是她托何厂长接回来的。不过,那家伙好像对我有敌意!”刘彪郁闷地说。
“哦……”我若有所思。
自从刘彪给我讲了他与刘小姐的事后,整个人像变了似的,又不爱言语了,仿佛那天,他已经讲完了一辈子他要讲的话。
六
又一个周末,公司轮流休息,我与刘彪得以在公司的周围溜达。那天,他的心情特好,边走边给我介绍起珠北村的地理位置,居民区与工业区的分布,以及我们租房后有一大片荔枝林,林子的后面是一大块比房子还要漂亮的坟地等等。
“你对这一带,咋这么熟悉呀?”我好奇地问。
“其实我下海很久了,可是进不了厂,只能在外打游击、等机会。”他叹了口气道。
“你可以自己去找厂啊!”我说。
“没有厂牌,就办不了暂居证,寸步难行。否则,被抓、被打、被关后!三天没人领走,就会被收容遣送!”刘彪无可奈何地说。
“那你就居在坟地?”我惊异地问。
“是啊,那儿五湖四海的人都有。实在无奈时,我就溜进老乡的出租屋混顿饭吃,食不果腹是经常的。最难受的是晚上,常常是饿着肚子淋雨,蚊虫更麻烦!”刘彪说话时,眼睛里含着沧桑。
“你没找过她,还是她不帮你?”我本不想让他伤心,但还是忍不住要问。
“不是,我不想麻烦她。再说,人多,她的工资全部给我,也不够我们塞牙缝,还是认命,顺其自然。”他漠然地说。
在刘彪说话时,我很少言语,只是默默地听,默默地为他难受。我能说什么呢?
“这里是纸箱厂,听说工资还可以,就是辛苦!”突然,刘彪转换了话题。
纸箱厂在我俩上班的后面,大门外是一条百十米长的固化道,很宽,正对着一排铁丝网,而网外就是一个近十几米高的石砌坎,坎下便是我们的洗果棚。
在纸箱厂大门外的道路旁,竖放着很多上千斤重的淡黄色的纸磙。刘彪告诉我,纸箱就是用这些纸压成纸板后做成的。不过,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纸箱厂外工作的叉车:那么笨重的纸磙,它轻舒叉臂,纸磙就变得言听计从了。
七
春节快到了,洗果时我与刘彪聊得最多的,是各自家乡的民俗,以及回家该给家人买点什礼物。当然,更少不了谈他与刘小姐,我与同学珍。
一天,我们先把所有的废果搬进了铁棚,然后,给每一箱废果注满水泡着,以便于好洗。
我们的凳子,都是在三角铁的椅架上,铆钉一块三夹板做成的,坐板下还写着各自的姓名。可是,唯独我的比别人的略高,坐久了,我腰疼的利害。
“我与你换一下位置吧!”刘彪对我说。
“好的,谢谢你!”我客气道。
有谁知道,我俩座位的互换,竟会让我俩成了真正的“生死之交”呢?
临近中午时,一阵“啊呀!啊呀!”的惊呼,从铁棚外传来,和着机械的轰鸣,模糊而惊悚。接着是“咔嚓”的一声巨响,一个纸磙逃过叉车的控制,呼啸着冲出铁丝网,砸穿铁皮棚,重重地击落在我们洗果的地方。当我们条件反射似的逃开,再回过神来发现,唯有不见了昏昏沉沉的刘彪。
“砸死人了,砸死人了……”整个车间顿时乱做一团。
当我再一次返回洗果棚时,只见从硕大的纸磙下,竟见到刘彪的一只脚掌,一股鲜血还在汩汩地流淌……
那天,一楼车间放假了,接下来的事,封锁的很死,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后面的铁丝网“加固”了,一楼车间照常上班,打杂小组依旧洗果。
刘彪就这样走了,他还没来得及给家人买礼物,他还没来得及给我讲许多的故事,他还没来得及把刘小姐娶回家……
刘彪,你是我真正的“生死之交”。
刘彪,你是那个时代意外事件的缩影。
刘彪,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附注:我国的收容遣送现状,直到2003年3月,武汉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遣送中遭无故殴打死亡后,才在温家宝总理任职期间得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