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孔孟之道，《庄子》却似乎处处在修正其偏颇。而误解庄子的人也大有人在，特别是他的《齐物论》，其实也并非消极，而是强调了多样性的存在，目的是为了“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试想这种默默贡献的境界，难道不是比衣锦还乡，或者夸耀立功、立德、立言更伟大吗？
　　 鹏程万里，是家喻户晓的故事，鲲从鱼经过脱胎换骨成为大鹏鸟，鲲鹏之大已经“不知其几千里”，出人意料的是，其飞也不过“水击三千里”，高、远都不过是身体不足百倍的九万里而已，移动的空间也并不大，可以想像出这么一幅图画，就是对鲲鹏而言，宇宙太小而自我太大？所谓“寓言十九”，志存高远虽然可敬，但鲲鹏的寓意，难道没有几分大而无当的意味？它从寸草不生的“穷发之北”的北冥天池出发，去到同样冥冥之中的南冥天池，目标是明确的，要完成了一个循环，又回到水这个生命的源头，可是到达之后，它还能入水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自以为“正”的颜色，真的就是天的本色吗？你凭什么如此肯定未知的事物？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名与实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标榜一种似是而非的“正”，目的是为了强占一个高地，以便居高临下，就像孟子说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不用去管东山已经比泰山大，也不必去管天下比泰山高大的山还有很多。鲲鹏也没有理由去讥笑凋与学鸠的渺小，还有那些朝菌、蟪蛄，没了存在的多样性，精神的独立性，还有什么逍遥可言？这些都有些不近人情，违背自然。自然靠的是“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所以功成不居。如此，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境界就显得并不太高了。价值内定在己不在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心都追求可以乘御一切的无往不逍遥。“举世誉之”又如何？蒋介石无论名声与权势有多大，刘文典也照样当面毫不畏惧地骂他新军阀。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和一君，而徵一国者”，怎么能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同日而语。儒家的世界里，尧舜是圣王，可是庄子却说，“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之后，感受到了许由默默教化天下，如日月之光，远胜于自己夜间的爝火之光，而要让位与他了，可是越俎代庖，可以吗？尧是真心吗？所以“为善无近名”，又何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也许这样的道理，是会“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的，但眼界的大小是可以改变的，处世需“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儒家“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庄子则“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到处都可以“其神凝，使物不疪疠而年穀熟”，潜移默化的努力，在恶劣条件下更要有所坚持。
　　 现实如“游于羿之彀中”般严峻，但必须在无常中照顾好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心灵如庖丁之刀，顺境、逆境都需要去驾驭，做到“安时而处顺”地游刃有馀于世绝非易事。儒者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庄子则说，“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强调的是当下。当下，不仅仅把目光投向靠不住的君王与潮流。“泽鸡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祈畜乎笼中。”关在笼子里的鸟，还能飞得高远吗？于是，那荒野里的散木樠花，静守一段内心的芳华。无须炫耀这自然的造化，任爆竹虚空里赛一瞬喧哗，不经意间壮大了绿色的谋划。
　　 推己及人的“恕”，仁义礼智信，都是美好的，包括忠孝，但过分强调就会变味，导人迂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战士与干贱事者最容易受伤，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养尊处优不干事，自然不易受伤，《庄子》中却多残疾人士，但残贱者，未必不如君子之“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通过孝使民不犯上，正如假惺惺地说“我爱你”，目的是想要你爱我；送你一束鲜花，是想要你为我而枯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死了还要庐墓守孝三年，最后弄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岂不可悲？
　　 古今解释《庄子》者不下百十家，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认识。就此一点而言，就足以说明其魅力，更何况渐入佳境后的常读常新，无论其想像之瑰丽，文采之斐然，还是其思辨之深邃，趣味之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