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翻看一本书，是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民国学术经典·中国史系列》之一。
　　 题目中所谓“钱”眼之钱，就是钱基博——钱钟书之父。不揣浅陋，读了书才知道，他也是民国时期了不得的人物，时人陈衍评曰：“学贯中西，犹擅国学，无锡钱子泉基博，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哲嗣默存，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张謇更赞曰：“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其在民国史上的学术地位，可见一斑。刚看了一部分，就觉得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别具一格。该书着眼于民国时期的诗文词曲创作，其编撰特点，按他自己在《序》中所言：“叙事贵可考信，立言蕲于有本。”每涉及一人，必搜集翔实资料，甚至不厌其烦地引用整篇文章，评点则极精炼，直取壶的，切中肯綮。
　　 太炎，即章太炎也。又名章炳麟。鲁迅之师也。是大多数读书人都知道的民国响当当的人物，应该是与梁启超、王国维齐名的人物，俗称“章疯子”是也。昨天，看到钱基博品评章太炎的部分，觉得钱基博真是把准了章太炎的命脉，把章太炎的个性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众人面前。
　　 先说此书中所记载的一些逸闻趣事。
　　 清末戊戌变法之时，康有为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人领袖，太炎先生却不太买账。“启超、孟华皆南海康有为弟子，以其师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舌锋所及，目光炯炯如岩下电，闻者摄而崇信之。独炳麟面呵之，以为此病狂语，何值一笑。”“舌锋所及，目光炯炯如岩下电”，简单一笔，形象刻画了康梁气盛时意气洋洋傲然勃发的神态，而章太炎不以为然，冷眼视之之态，恰如阮籍之青白眼。
　　 其实，自己的老师俞樾，他一样冷眼观之。钱基博曰：“炳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与古今人少许多忤。”忤者，逆也，批评也。“虽其师俞樾之文亦致不满”。章氏曰：“惟俞先生（俞樾）文窳滥，不称其学，此者轶出于恒律者也。”窳者，粗糙也。窳滥，言其文章粗制滥造。俞樾（1821-1907），是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也是现代诗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日本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放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因而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40余载。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就这样一位人物，而且是自己的老师，章氏依然毫不客气，直忤其文。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太炎先生真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衣钵。想想，也就是太炎先生这样的人，“腹有诗书气自华”，学问大了，睥睨天下，不迷信任何人，谁都敢怀疑，谁都敢挑毛病。敬畏学问而冷眼察人，有鲠骨而无媚气，这样的气魄，恰是一个有气节有学问的文化人的可贵可敬之处。
　　 就是自己的革命战友孙中山先生，也一样是有话直说的诤友。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中山先生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中山先生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中山先生逝世，章太炎曾著文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钱基博曾记一段文字，“孙总理奉安新都，寄挽一联曰：‘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以总理前停梓北平碧云寺，旧传出魏阉建也，则又公然诽谤，拟不于伦，诵之者哗然：‘此真疯子矣。’”章氏将中山先生与魏忠贤视为同类，确实让当时许多人无法忍受，所以，钱基博也用了“公然诽谤，拟不于伦”的严峻之词语，据说，钱基博本是一个比较中和的人，在此，也止不住表达了自己的愤慨。章氏此举，确有意气用事之嫌，且有苛责待人之过。但敢这样过分地对举国敬仰之人的魂灵冷嘲热讽，在当时，又有几人？时人称为疯子，我倒觉得是文人的清高与桀骜的脾性使然。
　　 今人梁文道曰：“知识分子应只服膺于真理，而不是屈从于立场。”太炎先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断探索真理，又极力维护自己认为是真理的真理。并不因为和某些人一时间立场一致，甚至曾经在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过，而屈从于立场，迁就某些人。我以为，太炎先生对康梁，对中山先生，私人间的恩怨，书生的清高自傲，也许都蕴含其中，但这一原因恐怕是主要的因素吧。
　　 又记有一生活琐事。章太炎“以序巴县邹容《革命军》一书，偕逮系西狱”，“既出狱，东走日本。尝寓小石川，集留学国人二十许，为讲书，因以干食，每日面包两餐而已，或馈以鱼肉，则亦恣啖，一餐而尽，不为隔宿计也。”其专心学问，不为衣食所累，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栩栩如生也。此类小故事，信手拈来，简洁几笔，入木三分，彰显章太炎癫狂桀骜的魏晋名士风流做派。
　　 再说其文章。谈其文章，也就是谈其思想。
　　 钱基博对章太炎或者说其文著总的判断是：“顾好盛气攻辩，言革命而不赞共和，治古学而兼称宋儒，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盛气攻辩”“放言高论而不喜与人为同”，乃言其性情和文风自立高标，善于论辩，气势强盛；“言革命而不赞共和”，乃言其政治理念反对共和体制；“治古学而兼称宋儒”，乃言其学术倾向性，尊崇汉魏古文，晚年又对宋儒理学有所关注。在总判断之后，钱基博便细细列举验证之。在此，选择我感兴趣的三个话题，择其要者述之。
　　 其一：关于君主专制，“时轮多诋秦剬制，而炳麟不以为然。”然后引了章太炎的话，以佐证之。所引文字，上来即曰：“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然后，大谈秦始皇独断专制的好处，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世守法，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爱，块然循于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术，虽独制，必以持法为齐。”用今天的理念阐释，就是法律约束下的专制体制。并有结论：“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适礼之政乎？”
　　 从这里，我们足可以看出章太炎的理想主义色彩，天真的以为专制体制只要装进法律的笼子，就可以上下和谐，社会繁荣。却不知，法律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人主独贵”在本质上是与其形同水火，格格不入的。实际上，专制体制从来都不会也不可能乖乖地往法律的笼子里钻的。不过，他的“人主独贵”论，很容易被人借用来做个人专断的挡箭牌，有些权力高层大力推崇法家学说，推崇秦始皇，文革时期，更是举国皆崇拜法家，与章太炎当有不可割舍的瓜葛。
　　 其二：关于共和代议制，“时论方慕共和，称代议，而炳麟不然。”
　　 对有些人大力提倡共和代议制，章氏则直批他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规模廓落，则苛察不遍行，民犹得以纾其死。”这是基于历史渐进主义的思想，认为当时中国现实与欧美大相径庭，不能一味仿效。
　　 而且他认为：“愚陋恒民之所瞩目，本不在学术方略，而在权力过人，以三千人选一人，犹不能得良士，数愈疏阔，则众所周知者，愈在土豪。”这样，极易导致“贤良终不能与土豪抗”的结局。（这段文字，钱基博并未引用）倘在中国大面积实行共和代议制，“其被选不以功贤，有权力者能以势藉结人，大佞取给于口舌，哗众啸群，其言卓荦出畴辈，至行事乃绝异。”因而可能会出现“民权不借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的结局。
　　 章太炎的这一思想，虽然既有恪守传统，抱残守缺的一面，也有民粹思想的因子，有自相抵牾处，但他着眼中国历史与现实，看透国民素质的低下，土豪横行的残酷现实，提出精辟见解，于今天仍有思索探究之价值。就是现在中国，在国家整体上也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依然在探索建立一个既符合国情又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政治制度。
　　 其三：“时论方崇汉党锢，而炳麟不然，曰‘党锢之名自汉始，迄唐、宋、明皆有党人。’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禄之心，务求速化，一朝摒斥，率自附于屈原、韩愈之徒，盖魏公子牟有云‘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阙之下”，庄周述之以为热中之戒，而是族反举此以为美谈。’”然后举例剖析了汉时党锢之人，明时东林党人的行为缺陷，锋芒一转，转而指向康梁新党，直刺其为人之不足之处，说杨锐等人“圆滑知利害”，“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贿”，遂误大事。并慷慨陈词：“然新党之萌芽，本非自有为作，挟其竞名死利之心，而有为所为，足以达其所望则和之，不足以达则去之，足以阻其所望则畔之。固有为虽失助，而新党自若。”
　　 章太炎生活在那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对各色人等的行为举止，及其人性善恶，都亲眼目睹或亲耳聆听，所以，对那个时代的国民劣根性有非常深刻的观察和把握，从人性恶的角度剖析所谓党人清流的名利之心，自私之源，颇有点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虽然失于偏颇或者偏激，但对相当一部分以党人或者清流自居的中国文人来说，还是挖出了病根，找出了病灶。
　　 今天，文人议政也是一大时髦，相当一部分文化人对政治话题兴趣盎然，或提倡急速宪政，或大喊回归毛时代，都自有其道理。从文化振兴、政体变革的角度而言，实属好事。但各自心里的宗旨如何，其人性如何，却又另当别论。有一部分人不管何种国策，何等言论和人事，皆一概否定，甚至一概谩骂，大概是想学章太炎的名士风流，可惜学问只能望其项背，道德又等而下之。总让人想起章太炎先生所鞭挞的党人清流之辈的道德缺陷。
　　 从钱基博的眼里看太炎先生，总感觉，在那个时代，在许多方面，太炎先生既是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保护者，又是一个极具超前意识的智者；既是一个执着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由支持康梁的主张，到对康梁公然质疑。他与孙中山一道开拓“革命道路”，是“革命”之初的急先锋和开拓者，最终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且被“革命”视为“真疯子”。在共和大潮激流汹涌之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极力提倡君主制。千百年来众人对“党人”和“清流”赞不绝口，他却揭开了“大义”皮袍下遮蔽的“小”来。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太炎先生是执着、无畏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太炎先生是天真、坦诚的。他的偏激癫狂，既有书生意气，才高自傲的成分，又彪炳着骨鲠自立的文人风骨。他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不断探索，对自我人生方向的不断矫正，对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中山先生等人的肯定和否定，都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在理想社会、理想道德探索道路上的不懈追求。
　　 他虽然被同时代的人视作“疯子”，但那个时代却又容忍了他的“疯癫”，即使被他嬉笑怒骂的袁世凯，无奈之下，也只是把他软禁三年，一天两块大洋养着，几个人天天侍奉着，并没有动他一根指头。这是他的幸运。因为民国时期如同战国时期一样，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一个胸襟博大，宽和容忍的时代。那个时代，容得下一个“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