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工哥哥
　　
　　 一
　　 这些年，我频繁往返于东莞广州之间，辗转于广州石井、红星、厦矛、江高，寻觅在工业区的鞋厂小作坊上班的哥哥。寻觅，是为了释放一种淤积的情绪。有时哥哥工厂订单锐减，一连放一个星期假时，他就会来东莞看我，但这样的情况很少，他每个月月底出粮时工厂才会放一天假休息。这一天，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睡觉上。
　　 端午节，正值下班高峰，五点钟从东莞出发，到广州火车站时已近八，透过车窗能看见火车站熙熙攘攘的扛着蛇皮袋的农民工。
　　 大巴开进省汽车站时已近八点半，我快速下车，匆匆走上对面天桥的站台，候车的队伍早已排成了一条长龙，我排在队伍的最后面，随着拥挤的人群缓缓前移着。529大巴车装满人走了，适才缓缓移动的队伍顿时停滞下来，身旁的人陷落在焦急虚无的表情里东张西望着。半倚着栏杆，昏黄的灯光下，我忽然看见墙缝里的一只蚂蚁正驮着一粒白米饭缓缓前行着。俯仰之间，我跟蚂蚁有着相似的命运，匍匐在地，紧贴着大地匍匐前行着。
　　 到终点站，时间恰好是十点。还坐在摩的上时，就隐隐约约看见工业区附近的站台上蹲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摩的师傅刚停下，那个熟悉的身影立刻就站了起来。“林林！林林！”哥边喊边一路小跑着过来，而后迅速从口袋里掏出紧握在手的五块钱递给摩的师傅。几月未见，哥似乎又瘦了一圈，昏黄的灯光下，我看见他颧骨突出的脸，瘦长的胳膊像一枚针刺疼我的心……
　　 沿着马路往前走，在昏黄的灯光的映照下，往右转就是哥哥租住的出租房。楼梯间的灯坏了，借着手机微弱的光线，能看见灰蒙蒙的蜘蛛网悬挂于楼顶之上，静静地等候着下一个闯入的猎物。楼道里显得阴暗潮湿，隐隐约约中，仿佛能听到水滴落在桶子里，发出的清脆而又沉闷的响声，滴答滴答，循环往复，像是一种充满寓意的暗示。
　　 出租屋显得逼仄无比，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摆放着一张床，一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电视，播放时冒着滋滋的雪花点，门对面放着衣柜、电风扇，还有半桶残留的桶装水。紧邻床一墙之隔的是窄小的卫生间，卫生间旁边是厨房。
　　 不到一平方米的小桌子上摆满了菜，苦瓜炒肉，辣椒炒蛋，还有小白菜。哥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把煲好的玉米排骨汤端了出来，他早早地把饭做好了。小桌子上放不下，大哥把汤放在地上，他给我乘了一碗又一碗汤，叫我多吃点，在他眼里我仿佛一直是个孩子。
　　 吃完饭已是深夜十一点。酷暑时节，狭小的出租屋内像一个蒸笼，我们躺在床上，很快席子上就留下两个人字形的汗印。灯光下，哥光着背，从突出的颧骨往下看，是清晰可见的根根肋骨，我内心顿时感到一种莫名的疼，那丝疼就蚂蚁般撕咬着我……
　　 夜渐渐深了，耳畔响起哥哥均匀的鼾声。我想起年幼时，同样是酷热的夏夜，我们彼此躺在自家院落的竹席上，在清凉夜风的吹拂下，在夜虫的婉转的歌喉里，缓缓进入梦乡。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一起躺在竹席上，却是身在异乡逼仄的出租房里……
　　
　　 二
　　 在广州石井，大大小小的鞋厂还有各式鞋作坊星罗棋布地密布在工业区的各个角落，走进去，便陷落在深深的鞋印里。
　　 2004年的暑假，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来到石井，在哥哥的介绍下进了一家鞋厂做暑期工，工位属于杂工的性质，每天负责剪面料、刷胶、搬运货物，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长时间工作下来，睡觉成了最大的诱惑，睡眠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时刻吸引着我。
　　 哥在底部工位掹鞋子，弓着身子，敲鞋帮，拉好鞋面，这个不仅是技术活，还需要好的体力，鞋子分秋鞋、毛鞋、女鞋，各式各样，做一对鞋子能拿好几块，哥技术好，干活又快，一天下来算上加班能拿一百多块钱。那时的哥才二十出头，穿着白衬衫，脚着红皮鞋，梳着中分头，长得十分帅气，厂里的许多女孩子都很喜欢他。在生活的侵蚀下，那一抹红逐渐变成一缕苍白。哥不想谈恋爱，一心想着挣钱贴补家用。母亲患重病那年，为了能多挣点钱，哥连续一个礼拜加班到很晚，中午也不休息，最后因劳累过度晕倒在车间里。许多年后的今天，母亲每每念及这一幕，眼底总闪烁着泪花……
　　 生活是最好的魔术师，悄无声息，却又变幻莫测。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初帅气结实的他变成了另一番模样，生活的重担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十多年，他从广州的这个鞋厂辗转到那个鞋厂，从这个出租屋搬到那个出租屋，所幸原本孤单影只的他有了人陪伴，家里也有了一个值得牵挂的孩子。
　　 每次想起哥，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在鞋厂车间挥汗如雨的身影。在广州石井的小鞋厂里，酷暑时节，走进车间像走进了一个大蒸笼，刺鼻的胶水味弥漫在空气中，巨大的落地扇飞速旋转着，把燥热粘稠的空气一次次撕裂开来，从屋外渗透过来的热气又一次次地把稀释的空气变得粘稠。哥半弓着身子，左手紧握着鞋帮，右手捏着小铁钳，腰身随着每一次敲打弯曲起伏着……
　　 我忽然又想起火车站一丝不苟行走的时钟，以及潮湿阴暗的楼道里回荡着在耳边的滴答声。无数如我哥哥般日复一日加班到深夜的打工者们，他们剖开自己体内犬牙交错，精密无比的时钟，不断狞紧着前行的发条，以博取生活的一丝安全感。
　　 侄女婷婷一出生就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与哥哥恶劣的工作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弥漫在车间的刺鼻的胶水是罪魁祸首，它们沿着人的肌肤渗透进来，随着人的血管循环往复。像一滴致命的墨汁，染遍了全身。它们潜伏着，张牙舞爪。我在网上拼命搜索鞋厂职业病的相关信息，长期接触胶水可导致造血功能降低，白细胞减少，严重者甚至白血病。这简短的一句话仿佛定时炸弹一般忽然让我感到莫名的恐慌。
　　 这几年，为了孩子的病，哥频繁往返于南昌与广州之间。那年6月，从南昌省医院回到吉安火车站已是深夜，父亲、哥还有我三岁的侄女婷婷，他们一行三人在火车站附近的宾馆住了下来。哥下午要回广州，为了避免婷婷又哭又闹的场面，次日凌晨六点，满头白发的父亲抱着还在熟睡中的侄女去火车站附近坐回县城的大巴。看着父亲抱着孩子离开宾馆，行走在晨曦里的身影，他心底空落落的。父亲抱着婷婷刚走出宾馆，婷婷却突然醒了，一个劲地问爸爸呢，爸爸去哪里了。父亲没吭声，他加快了脚步。婷婷顿时哭了起来，使劲朝宾馆的方向挥着手，大声喊着，爸爸，你快过来啊，你快过来。一向坚强的大哥，看着夜色中抽泣的孩子不停朝他挥手，眼角顿时湿润起来。
　　 我把大量鞋厂职业病的信息通过短信发给哥哥，在我的一再催促之下，哥哥去医院做了检查，所幸没什么大碍。只是医生说太瘦了，体质比较差，自身抵抗力不强。我催促哥早点换个工作。难道你准备在鞋厂干一辈子吗？面对我的反问，哥哥看了顿时陷入无边的沉默之中。他在鞋厂做了十多年，十多年以此谋生，突然放弃这份工作而重新换一个新的行业，无异于扔掉一根相伴多年的拐杖。背井离乡淘金的父辈们，他们趁着年轻时背井离乡出来打工，在流水线上做着日复一日的工作，刚出来时的梦想在时间的沙漏里悄然而逝，许多年后，当在城市的罅隙里徘徊良久的她们回到家乡，才发现最美好的青春早已散落在南方工业小镇的流水线上，换来的除了微博的工资还有满身的病痛。那些病痛起初潜伏在她们身体一个隐蔽的角落，逮住时机后便张牙舞爪嗜血而出。
　　 后来的一件事导火索般加剧了我心中的恐慌。中秋节前陪母亲去墟上买菜时碰见一个远房舅妈。远方舅妈跟母亲年纪差不多，却早已半头白发。母亲见了满是感慨，说，几年没见，你怎么头发都白了。母亲的话似乎一针见血。舅妈听了，嘴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在墟上的一个屋檐下，在人来人往穿梭的人流里，这个远方舅妈挎着菜篮子，红着眼圈，向母亲讲诉着她家这两三年的遭遇，她带着倾诉的口吻，似乎已经深陷泥潭。我站在旁边，默不吭声，一阵晨风吹来，吹乱了她鬓边的白发。在她血泪般的倾诉里，我又想起了此刻我远在广州鞋厂打工的哥哥，在充斥着刺鼻胶水味的车间里，哥哥弓着腰，右手紧捏着小铁锤，用力敲打着左手紧握的鞋帮。
　　 原来，在鞋厂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远方舅舅刚把两个孩子供完大学，不料却突然查出患有白血病。病因是长期接触还有苯的胶水，而引起重度中毒。这个晴天霹雳让他们一家人深入深不见底的悲伤之中。那天，舅舅上班时感到浑身无力，他以为是感冒了，咬牙坚持着，后来忽然晕倒在地。检查出白血病前，远房舅舅刚从一个做了一年多的鞋厂跳出来，在这个鞋厂，他做了不到半年。关于赔偿款，现在，两个工厂玩起了踢皮球，相互推卸着责任。为了治病，他们一家已欠下三十多万的外债。
　　 看着远方舅妈渐行渐远的身影，仿佛看到了一口深不见底的枯井，里面填满了悲伤。一股压力骤然间把他们推到了悬崖边。母亲顿时陷入了深思之中。
　　 像一块巨石砸入湖中，波澜四起。飞溅而起的水花溅到了母亲身上，母亲回到家，便扑向了电话。她噼里啪啦在电话里说了一通，放下电话，整个人一阵恍惚，仿佛还沉陷在深深的思索当中。在母亲和我的不断劝说下，这年年底，哥哥终于辞掉了在鞋厂的工作。
　　 春节过后，哥哥闲不住，他就出来了。在东莞总站，他一脸灿烂地看着我，在春日暖阳的照射下，他脸上细密的汗珠清晰可见。哥哥给我带了二十个土鸡蛋，一路的颠簸，竟然都安好无损。鸡蛋下面压着一些土，轻轻触摸，仿佛能嗅到故乡的气息。
　　 车窗外，阳光灿烂无比，我们欢快地聊着，像是回到了幼时无忧无虑的日子，显得很兴奋。深夜我们畅聊着未来，想哥能在附近的工厂找个过得去的工作，周末聚在一起做饭，心底就暖烘烘的。
　　 呆了不到半个月，他脸上就有点焦急了。东莞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加之又一波的金融危机袭击全球，许多工厂都不景气。面试了几家工厂，工作环境稍微好点，但工资都在三千左右。在广州那些鞋厂上班时，一年平均下来能拿个六千。哥哥变得有些郁郁寡欢，下班回来，推开出租房门，会看见他站在窗前抽着闷烟，瘦削的身影被那一抹斜阳拉得很长。
　　 时间一点点流逝，每一分每一秒都变成了一种煎熬。
　　 一个晚上的辗转难眠之后，次日清晨醒来，哥忽然跟我说，林林，我还是回广州吧。我看着哥，一时竟无语凝噎，心底酸酸的。干完今年，再存点钱就不干了。哥笑着跟我说。
　　 我帮哥提着行李，默默地跟在他身后，下午一点半的车。在车站拥挤的人群里，哥朝我挥手，我踮起脚跟朝他张望，很快他便消失在人群之中。
　　 次日，哥哥就上班了，他回到了原先的那个工厂。转了一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生活像迷宫一般，我们在里面横冲直撞着，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突围方向。结果往往是我们撞得头破血流，迷宫依旧静默在我们眼前。
　　
　　 木工父亲
　　
　　 转眼间，以木匠为生的父亲在外漂泊了二十多年，从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到一个白发爬满额头的老年，父亲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二十多年过去了，细心的我发现父亲手中的那个木质工具箱却从没有换过。这个许多年前还是如此崭新的木质工具箱，在岁月的剥蚀下变得苍老陈旧，宛若父亲。
　　 父亲家有五个兄弟，他排行第二。这五个兄弟中，只有他和大伯把木匠的技术学到了手。我曾问父亲三叔怎么也知道做一点点木匠活。父亲咪了咪眼说，你三叔他半途而废。你可不能向他学，干什么事都得有始有终。年幼地我还完全听不懂父亲的话，只知道一个劲地点头。
　　 祖父这五个儿子，只有父亲从山窝里走出来。大伯一个人在家搞建筑搞模板，不用出门四处奔波，日子也过得很好。
　　 父亲是在我六岁那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的。那时村里出现一股打工潮，父亲没多想就出去了。那个细雨朦胧的清晨，我还在梦中，母亲就起床为父亲准备早餐。父亲临走时进屋摸了摸我的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就走了。母亲送完父亲回来时，眼角挂着一滴眼泪。
　　 六岁以前在我模糊而残缺的记忆里，却满是父亲的影子。父亲从别人手里接了活，去县城买完材料回来，就没日没夜的忙个不停。深夜从睡梦中醒来，我总能听见锯子发出的吱吱声。父亲把家具做好，就招呼我们哥俩一起帮他把家具送过去。那时我们能有多大力气，去了也等于没去。父亲说，三个人去，路上有人说话。父亲在前面拉，我们哥俩就在后面使劲地推，碰到下坡，父亲就叫我们爬上车。一下拨，我们哥俩就笑着在车上大喊着“驾！驾！”
　　 通常把一车的家具送到隔壁的乡镇上去，把家具卸下，休息几个小时，我们三就回来了。休息的那几个小时里，父亲眼里所谓的东家总会把一些好吃的水果都拿出来，葡萄香蕉在幼时的我眼里是稀有之物，两三个月才能吃到一次。父亲一个月一般要送两次家具，每次都会叫上我们，对于嘴馋的我们，这应该是很有诱惑力的。
　　 送完家具回来，父亲总要休息那么几天。这几天，父亲就用残缺的木料给我们哥俩做玩具。那些残缺的木料在父亲的一刀一斧下很快就变成光滑的木头抢和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