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将古建筑的抱鼓石与门簪指称之为“门当”与“户对”已经不稀奇，按照古建筑学家刘敦楨在《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的考查，门簪一般都是一到二对，它和抱鼓石一样，都不能表示门第的高下，表示高下的是记载功爵的阀、阅。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郡望》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所谓“书香门第”，是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以后，那些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的家族，为社会所仰望，成为政治、经济上的特权阶级。而凡门第必有家学，无家学即不成其為门第。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也可以算是一种选举制度，但以家族為基础而盘踞於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渐渐成了定局。到了魏晋南时期，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情况，皇帝也必须依靠他们的支持。
　　 唐柳芳《氏族论》说：“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為之。”这些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自视甚高，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梁武帝时，侯景上表要求娶王、谢大族之女为妻。梁武帝问书说：“王谢高门，非君之偶，可斟酌朱异、张綰以下诸大族的女儿。”气得侯景发狠说：“待我得志，必将吴境子女全部配给兵士当奴仆！”王珣娶的是谢万之女；王珉娶谢安之女；王僧达娶谢景仁之女，这就叫门当户对。
　　 《氏族论》说：侨姓以王、谢、袁、萧为大；吴姓以姚、王为大；山东郡姓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郡姓以杜、韦、裴、柳、薛、杨；代北虏姓则竇、元、长孙、宇文、于、陆、源。侨姓、吴姓、两个郡姓加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以前大家都重视修家谱，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又有新发展，《梦溪笔谈》说：“印度有种姓制度，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后魏佛教大盛，所以也想借鉴印度的这个制度。陇西李氏自认为是大姓，听到这个风声，恐怕入不了高门，于是星夜乘明驼，急速赶到洛阳。可惜“四姓已定”，所以被人戏称为“驼李”。与印度不同的是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就像强盗分赃一样。但毕竟和印度国情不同，他们相互间也不容易买账，于是又“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滎阳郑為甲族”。最后越来越多，“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
　　 门第观念一直影响到了后世，《西厢记》中，老夫人也因为“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於贼中。”所以愿意：“两廊不问僧俗，如退得贼兵的，便将莺莺与他为妻。”在老夫人眼中，这自然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权宜之计，万不得已的时候，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但那也只不过比陷于贼中略好一点而已。南朝梁沈约的《奏弹王源》中说：东海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现在两家联姻“士庶莫辨”竟然成了“实骇物听”的严重事件了。所以老夫人事后要毁约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朝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也因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最后以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滎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宰相的李义府因不属“五姓七族”，要为他儿子向河东崔氏求婚时，自然遭到了拒绝；《隋唐嘉話》甚至记载，唐太宗让侄女和静公主嫁给了薛元超，薛元超居然说：“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唐高宗时，武则天当政，让许敬宗修《姓氏录》，“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被讥为没有品味的“勋格”。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因为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所以禁止他们相互嫁娶，以致使他们连婚礼也不举行，悄悄把新娘子送去同属望族的夫家。
　　 柳宗元出身于河东柳氏，所以称“柳河东”。杜甫从他曾祖父起，就由襄阳迁居河南巩县，却自号“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是因为关中郡姓杜首；韩愈是河内河阳人，却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也因为昌黎韩氏门第比较高，他们也不能免俗。
　　 关系到切身利益，而且优势在己，当然要竭力维护。王勃《滕王阁序》说东汉豫章太守陈蕃，只给“屡辟公府不起”的徐孺子下榻。他当了乐安太守，又只为“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的周璆“特为置一榻，去则收之。”南朝的江敩也特别重视他们坐的榻床，非其同类要想与他们平起平坐是不容易的。《梁书·羊侃传》说有个叫张僧胤的宦官去找羊侃，羊侃不理他，说：“我床非阉人所坐！”《世说新语》也有记载：“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尝请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至此，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齐世祖告诉他：“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于是纪僧真领旨去了江敩处，他刚“登榻坐定”，江敩就马上“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弄得纪僧真“丧气而退，以告世祖。”而齐世祖的回答却是：“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表示他也无可奈何。《宋书·张敷传》说因为中书舍人秋当、周纠和张敷都是“同省名家”，就想去张敷处坐坐，张纠有顾虑，说：“彼若不兼容，便不如不往。”秋当却很自信，说：“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张敷家本来预备有两张坐榻，见两人来，一阵寒暄后，竟然还是让他们受到了“既而呼左右：‘移我（床）远客；”的待遇，弄得“纠等失色而去。”
　　 康熙时的翰林院编修杨绳武评论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一曰尊严家讳也，二曰矜尚门第也，三曰慎重婚姻也，四曰区别流品也，五曰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通过一句“移吾床远客！”门阀士大夫保持了自己的一份矜持，也先显示了他们得以与皇权抗衡的实力。在动乱时代仍然“简而不失，淡而不流”，坚持标榜一种浮薄以外的价值取向，能够“咸得径行其志”背后还有一重他们不一样的世道人心。六朝孱弱的宋、齐、梁、陈，包括之后的东汉、魏、晋。肉食者的国，与“移吾床远客”的门阀大族士大夫们要维持的那个“天下”是不同的，国与天下的兴亡过程中，皇权是门阀的代理，看似不相干的卑贱匹夫总是难逃蹂躏，而门阀士族刻意要拒人千里之外，也已经透露他们出了缺乏自信的端倪。
　　 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说了一句令人犯滴咕的台词：“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十七高，清十四朝，当官的不都是裙带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他把皇帝称作“高”，又说清有十四朝，不知道是不是把满洲国也算进去了？但他把裙带关系说成是官场的普遍规律，是很深刻的，也足以让某些愤青为之洩气。
　　 宋人赵升的《朝野类要》说：“亲王南班之婿，号曰：‘西宫’，即所谓郡马也，俗谓：‘裙带头官’。”这就是裙带关系一词的由来。只不过“裙带头官”，最初只是讥讽通过做亲王女婿而得到官职的人。至于皇帝女婿的驸马，还不在此列。
　　 欧洲十四世纪才出现表示裙带关系的Nepote一词，这也算是中国领先于欧洲的一例吧。源于拉丁语的Nepote，最早是指世袭豪门安排到权力部门的私生子。所以，显然也有不平和讥讽的意味。不过，对于中国的驸马，欧洲贵族的嫡生子，人们似乎并不那么厌恶，这大概是他们的人数毕竟很有限吧。
　　 隋文帝伐江南之陈时，对高熲说：“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衣带这点宽度，被用来形容距离之近。官场上最容易拉近距离的是裙带。想当官首先要靠近权力中心，通过裙带关系是最快捷的途径。吕不韦用裙带关系笼络了秦始皇；杨贵妃的裙带上则有杨国忠、虢国夫人……武则天更是通过自己的裙带爬上了皇帝的宝座，又反过来，把李迥秀作为回赠，让他当了自己男宠张昌宗母亲臧太夫人的情夫，不久，李迥秀当上了宰相！这就是日本人说的“闺阀政治”吧。
　　 但有利就有弊，身处其中有的时候是极凶险的。卫青、霍去病通过裙带连接上了汉武帝，但汉武帝为了儿子不受外戚的控制，又把生太子的妃子杀了！北魏也通过赐死生母，使太子摆脱母权的干扰。
　　 《庄子》说：“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冠冕堂皇的招才纳贤显然难以较好地实行，于是上行下效，普天之下莫非亲故，率土之滨莫非裙带，不是因为万不得已，与外人分享岂非笑话？这当然会阻碍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进步，更糟糕的是下属也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于是《后汉书．蔡邕传》载：“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唐李贤解释说：“‘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比如甲州人士在乙州为官，乙州人士在丙州为官，则丙州人士对甲、乙、丙三州均需迴避。一地之人有权势者互相通婚，即便不是，同处一地，也是很容易拥有沾亲带故关系的，所以迴避的规定到宋代又被扩大到籍贯、亲属、职务以及科举四类；明清时期的迴避制度更加严格，还规定了「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清朝法律略有缓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但想用这些措施彻底把裙带割断，仍然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旧裙子藏进了箱子，新裙子又会出现，裙带的力量还无处不在。
　　 《红楼梦》有“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护官符，说明了他们贾、史、王、薛四家，通过裙带连接起来的势力之大。所以，一个部门里，往往有五种人：一等人物是上级的关系户，二等人物是本官的关系户；三等的，是有互利关系的关系户；然后才是干实事的才能之士，以及目前还必须容忍的那些家伙。
　　 电视剧中的余则成说裙带关系，“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是一句很清醒的话，无论东西方要彻底消除裙带关系，至少在目前还是不可能的，只能设法要求它尽可能少一些罢了。